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一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该文是关于民国方面论文怎么撰写和民国时期和立国和再思考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民国论文参考文献：
禹思恬,周建波,梁银鹤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民国；以农立国；以工立国
中图分类号：F3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1－0146－09
收稿日期：20170507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8.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JL003）
作者简介：禹思恬(1991-),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
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呈现出纷乱复杂的形势:传统胼手砥足、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在丝织业、煤矿业等产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列强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双重入侵,传统农业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并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经济局面下,寻求一条怎样的立国道路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阶级争论的中心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派:“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除此之外,在吸收了两派观点的基础上,产生了更为调和的“工农并重”派思想.
一、文献综述
民国时期“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在近些年经济和历史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邱金辉、聂志红发表在《科学·经济·社会》上的《中国工业化问题系统研究序幕的开启——“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一文中,以时间为线索,对工农立国之争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以工立国”最终取得论战的胜利、工业化问题系统研究的序幕就此开启的结论［1］.作者脉络清晰地将这场争论向读者做出了全景式展现,但对“以农立国”“一边倒”式的全盘否定太过武断.在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中,对“以商立国”“以农立国”“以工立国”三种思潮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内容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以农立国”思想不是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回归［2］.区别于传统重农思想着眼于社会秩序和农业文明的维护,民国时期的“以农立国”派试图系统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以谋求农业的发展.较邱金辉而言,这是更为客观的论断.尹倩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的“以农立国”论》［3］、郭华清的《评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的经济主张》［4］以及钟祥财的《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5］等文章梳理了“以农立国”内部的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思想,是对“以农立国”思想的更为系统详细的探讨;而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6］、王树静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研究》［7］、朱子静的《方显廷工业化思想研究》［8］以及王东亮的《吴景超经济思想研究》［9］则对“以工立国”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文章都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名流的观点上,然而“工农之争”不仅受到社会名流的广泛重视,也同样引起了非名流的广泛讨论.区别于高居庙堂、一言一行皆受大众瞩目的“名流”,“非名流”大多为中层政府官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限于身份及有限的新闻媒介,他们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描述,其寻求富国、强国之道的拳拳之心只能通过报纸、杂志、学术刊物残存的只言片语显示出来.于他们的主张,学界鲜有涉及.随着现代传媒业的兴盛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非名流”乃至普通大众公开发表自己主张的渠道大大拓展,然而思想史学界仍然缺乏对于“非名流”思想的探讨.与社会名流高瞻远瞩、全局性的主张相比,“非名流”的主张更加贴近现实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对名流思想的重要补充.本文加入了对于“非名流”关于立国之争的探索与思考,引发了“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对比,肯定了“以农立国”思想在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希望引起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于“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思想的重视.
二、社会各界对于“以农立国”的探索
(一)“名流”对于“以农立国”的探索
民国时期秉承“以农立国”观点的社会名流不在少数.作者主要将他们分成三派,一为以捍卫传统农国秩序目的的“守旧派”,一为鼓吹复兴文化的乡村建设运动者,一为受西方先进农学和经济学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
作者定义的“守旧派”,主要包括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这一派以章士钊为代表人物.1923年8月,章士钊发表《业制与农》,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由此拉开了“农工立国”之争的序幕［10］.在章士钊看来,中国是农国,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农国政尚清静,以除盗安民,家给人足”,农国国民“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远远优于“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即便姐弟同车,也各出铜币一枚分购车位的工国［11］,从农国精神的优越性对于“以工立国”观点进行抨击.章士钊认为工国精神的劣根性从本质上决定了工业国发展没有前途,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资矛盾对立,社会贫富差异巨大,工人运动频发,已经爆发经济危机,以工救工是没有意义的.章士钊早年熟读四书五经,深受桐城派影响,他提出“以农立国”的经济主张,更多的是理学卫道士以形而上的哲学为依据逆时展规律的螳臂当车.他以《甲寅周刊》为阵地,频频发表反对“欧化”的言论,引得骂声一片,“以工立国”者纷纷起而攻之.但不可否认,章士钊在向西方盲目学习的社会浪潮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工业国在发展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他所提出的对于社会公平、国民精神确实的担忧也被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频发的问题而印证.
乡村建设运动者是主张“以农立国”的“改革派”.根据郑大华在《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定义：“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12］.在乡村建设运动者看来,乡村文化是中国的根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形式都必须嫁接在乡村文化这棵老树上,才能抽出新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农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13］.从这一点出发,乡村建设运动者也是“以农立国”思想的忠实拥趸,晏阳初和梁漱溟是其代表人物.
晏阳初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民族再造”,即通过对占中国80%人口的农民素质的提升,重点在于通过教育手段对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教育应当立足于农村现状,遵循“教育即生命”和“教育即生活”原则,进行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既要注重文化教养又要注重技能培训,既要重视理论知识又要重视实践躬行.总体来说,晏阳初将重点集中在“做什么”而非“怎样做”,他提出的对于文明富裕的未来农村的设想缺乏可行性方案的指导.同为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的梁漱溟被林毓生评价为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林毓生看来,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梁漱溟认为,列强侵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秩序的崩塌是当时中国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出现的根源.“中国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其所以成为问题,实出于文化改造文化提高之意.”因此,中国没有进行根本性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必要,只需立足于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起点和重点都在于对农村的改造［14］.在《今后乡村建设应走哪一条路》一文中,梁漱溟提到了农村改造的方法为“从农业引发工业.”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大肆宣扬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的“新文化”,要用先进的科技改造农村的生产方式,用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改变中国农村散漫、“个人的自觉观念很缺乏”的旧组织形式［15］.梁漱溟深入农村,亲自领导了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推行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卫生保健、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的改革工作,虽然梁漱溟的运动因为日本的侵略被迫中断,但仍取得了不斐成就.
与此同时,接受了现代农学和经济学教育的董时进、龚张斧等人是“以农立国”的“创新派”,是“以农立国”的中坚力量.他们坚持“以农立国”的理论基础是最先进的经济学和农业,立足点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目的在于以农业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进而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董时进极力强调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在《农业经济学》一文中,他提到:“农业对于中国之重要,殆如心脏对于人之身体……”［16］,这是他提出“以农立国”观点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地,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经济学基础,指出中国是“农国”,应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他提出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品种改良,引入现代化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兴修灌溉和水利工程.他还主张引导农民以金融、购买、生产等多种农业合作形式进行自助,克服小农经济规模小、资金周转困难、力量薄弱的缺陷.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然后以平等贸易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需要的工业品.囿于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董时进“以农立国”的主张无疑是空中楼阁,然而其科技富农、水土保持、人口控制等思想在当今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中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非名流”对于“以农立国”的探索
与“以农立国”派中社会名流浩帜鸿篇的著作相比,“非名流”的“以农立国”者留下的只言片语很难以单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系统性的研究,但对“非名流”的“立国之争”的探索是对“名流”观点的补充.
首先,与上层的“以农立国”者相同,他们对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给予了极大的认同.名为苏懋新的作者在《农为本富说》一文中,指出“人民之性命,国家之富强,皆系之(农业)也……农之为功,大可富国,小可富家”［17］.指出中国想要谋求国家富裕,农业是根本.凌毓璜在《农业根本改革论》中提到,“中国今日不能不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是也.夫农战、工战、商战皆为当务之急,不容有所轩轾.然农不生产种种之有形物,则工必不得,而制造商必不得……”［18］.在潮水般涌进国内的工业制成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冲击下,当时的中国各阶级普遍对于工商业产生了新的思考,在《论说:商本于农说》《说工商皆本于农》［19］和《论说:实业以重农为本》［20］等文章中都阐述了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却无一例外地强调农业是发展工商业的基础.《论说:商本于农说》借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观点,得出“故凡以商立国者,欲行其重商主义,必先行其重农主义”［21］.
在何以“以农立国”的问题上,“非名流”的论调大多为空洞的泛泛之谈.民国时期涌现了大量题为“促进农业”“改革农业”的文章,但实际依旧只言及了农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吴廷华《农趣》上发表《农业与国家》一文,提出“吾国自海通以来,工业不若西人,商业不若西人,而犹能立国不溃者,全赖有农业也”［22］.但关于如何发展农业通篇并未进行任何可行性的阐述,甚至在最后发出了“吾同志者,其亦知农业于国家关系甚重,而亟亟振兴提倡哉！”从这两个人身上,能看出当时没有专业知识的中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富有救国救民的充沛情感,但这样的情感缺乏实际意义［23］.
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仅仅依靠农业是不够的.《南针杂志》第四号发表了邹经世的《农业立国之利弊》.一方面他肯定了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发达是中国在长达几千年时间内领先世界的最重要原因,提出“我中国五帝三王之盛尚在巴比伦前,埃及、希腊适当萌芽,罗马犹在母腹,英法德奥俄意六强尚在洪荒,美利坚尤邈混沌……而我中国已早出榛狉,声明文物为五洲冠者何哉?农业为之也.”同时他也看到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困境,这是由农业国的属性决定的.农业国一向“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安土重迁,寡闻鲜见,游士天壤间唯我独尊,神州外莫非夷狄,而闭关守境”［24］.这是农业里“弊”的一面.但论及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并未给出可行性建议.
任天从五四运动后阶级角度分析对中国农业应走的道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着大量财富,“倦于工商,倦于政治,羡慕着归农的美名”［24］,因而将资本投资于农业,却不注重生产和管理方法.第二种是具有野心的中产阶级,企图通过农业获得政治地位.其中一部分人具有专业知识,但不想从技术上发展农业生产,只想从政治上谋求个人利益,因而“以农业政策为进身地”.另一部分人不具有专业知识,但企图通过组织农会,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对农业不仅不起积极作用,反而阻碍农业发展.第三类是新农民,“他们深感军阀的专横,官僚的无耻和一般政客的流氓生活,不得不舍弃宝贵的光阴,来做改造社会的运动——农民的大联合.”但农民多半没有农业技术.作者认为：“如果能以第一派的资本、第二派的心力和第三派的人工合作,农业前途未尝不可稍事振作”［25］.任天认识到,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依赖农民阶级,如何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是发展农村经济、挽救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然而他忽略了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利益的矛盾,因此合三方之力发展中国农业注定只是空想.吴与让译了日本河津学士的讲义,更名为《农业政策》.这篇文章中,他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从国防、经济、风俗和人口几方面说明了农业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和农学教育,但与农业经济学家相比,吴与让使用一种更为朴素的视角看问题.关于国防,他认为农民“出而作,日落而息,空气吸取,饮食适宜,家人聚而乐趣生……”,因而体格强健,是优质兵源.关于经济,他认为“虽然以表面论之,利益之分配农业不如工商”,但从事工商业容易陷入一旦失败就“贫无立锥之地”的境地.且由于财富的获取太过容易,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往往“富不过三代”,即书中所说“由工商致富,能继续二代以上者最少,因子弟安坐而食.失之易,不知得之难也.”而农业生产者则天生具有简朴、勤劳的品格.所以农民“虽无甚富,亦无甚贫者.得利较少,但安稳确实百倍于工商业矣”.而关于人口,他认为农民较工商业从事者具有更加强健的体魄.他尤其提到,从事工业的妇女意外流产、生下不健康孩子的概率更高,这点论断过于武断,缺乏证据支持［26］.
三、社会各界对于“以工立国”的探索
(一)“名流”对于“以工立国”的探索
相比于“以农立国”的诸多派系,“以工立国”者构成较为单一,他们大多为赴西方国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以工立国”者与“以农立国”中的创新派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均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路径为参照,企图结合中国实际以科学的手段寻找一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工和农的关系不是严格对立的,区别只是在主次、发展先后的区别上.“以工立国”的代表是吴景超、孙倬章和张培刚.
吴景超对“以工立国”的支持首先体现在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上.“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的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吴景超指出中国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屡挫败、且抗战不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武器装备落后.在《中国工业化的必要》一文中,他明确提到:“我们所缺乏的,乃是飞机,大炮,坦克车及一切机械化的设备”［27］.然而只有实现工业化,建立起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才能生产出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赢得民族的独立.其次,吴景超对工业化的推崇是基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需要.他以善后救济总署的湖北分署在从汉口到宜昌的公路上所办的曳引机训练班为例,说明了曳引机的使用与传统的牛耕相比,大大提高了开垦荒地的效率.而曳引机一类的农业机械大多高昂,依赖西方国家的赠与或是进口,很难满足国内需求,因而大力发展本土工业才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根本途径.对于董时进提出的中国工业无力同西方抗衡的言论,吴景超给予了反驳.一方面,他看到了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利息低廉、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对于原料的获取更加方便等优势.但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工业也具有劳动力低、无关税、政府保护及民众支持等优势,这就说明“只要我们尽力量用我们的优点,设法避免我们的缺点,那么在中国市场上,与一切外国货竞争,胜利也许在我们这一方面”［28］.吴景超以此说明中国实现工业化、实现与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是可能的.但他指出,人口问题是制约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我们对于农业机械化不敢乐观的主要原因”.农业机械化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与有限的耕地面积产生极大的矛盾,农村将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然而“中国将来的工业,即使能容纳三千万五千万人,也解决不了因农业机械化而产生的大量失业问题”［29］.且中国人口众多,在短期无法筹集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这一点在《工业化与人口问题》一文中有详细论证.在这篇文章里,吴景超一方面对人口问题对工业化的阻碍进行了论证,但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复辟表达了强烈的批判.吴景超主张通过节育方式降低出生率、减少新增人口,同时提倡提高人口素质［30］.
张培刚对“以工立国”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立足于中国是农业国的现实,致力于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探索上.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趋于崩溃、民不聊生的局面.1935年,他发表了《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一文,在文中将中国农村的困局描述为:“我国现时的农业经营,论技术的改良时谈不上的,故每亩产量当未较往年增加而年来国外则商品势力的侵入日剧,国内则苛捐杂税的暴敛如昔,农家则生产要素的缺乏年甚一年,一时又做不到耕种面积的扩张,所以即令在丰年,生产已难望改进,至一遇空前的灾害,农作物的产量自然要系度降低”［31］.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首先批判了当时甚嚣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建立在旧的小作坊式生产方式的农村工业.他认为“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而言,万一其本身是树立了的,但也不能引发都市工业,从而不能蜕化出工业经济来”［32］.在张培刚看来,农村工业的支持者是逆时代潮流的,纯粹的重工者是忽略中国国情的,而看似客观的工农并重派的“主张似是而非”,“因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很难保持平衡.”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既要“依顺世界趋势”,即进行工业化;也要“顾及该国的国情”,即要从农村出发.面对中国战事胶着、内忧外患的现实,军事、钢铁等基础工业是迫切需要建立的,而其他商品可以“仰给于舶来”［33］.张培刚清醒地意识到,工业化的实现在短期需要以牺牲一些产业的利益为代价,旧的小农经济势必受到新兴工业的冲击,传统依靠手工的作坊也在机械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下面临破产的风险,然而“任何经济变动都要引起一些痛楚的调整,并且发生一些有害的结果,这可以认为是经济进步所必须支付的代价”［34］.当论及如何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一问题时,张培刚认为农村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为“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农村建设离不开具有掌握农业科技和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进行改良,然而中国农村根本性的变革是长久而艰巨的任务,“知识分子凭着个人的热心去推行,难免‘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危险,而农村建设又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自非由长期主持国计民生的政府去负责推进不可”［35］.因此地方政府在农村建设中要担负起筹集资金、遴选人才、组织合作、教化群众等作用.“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
孙倬章对于工农关系问题的论断详细论述于《农业与中国》一文中.孙倬章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指出“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至于农业,则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代社会之进化潮流,常相反.”进一步地,他以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为例,从社会进化的路径角度指出“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为最有关系的生产,普遍的繁昌,关乎工业状况的,实较农业状况为多.”因此“欲无损社会的安荣,宁牺牲农业,以贡献于工业.”孙倬章认为,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在重农抑工的情况下,想要扭转中国经济为列强附庸的局面,只能依靠“闭关自守,不与外国通商”或“举国的人,禁绝工业品的需要”,显而易见这两条路都是行不通的.想要实现经济进化,必须满足“分工、经济集中和全生产”三个条件,农业生产由于受到季节、地势等限制,无法实现这三个条件.“农业内的工作组织,不能照着工厂内的工作组织,使此工人专事播种,彼工人专事收获,第三工人专刈葡萄.”在农业中这样的分工将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农业与工业相比,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边际收益递减更加明显.并且“中国之农村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人口既增,耕地求过于供,租价过昂,且常有出昂价而新地无可租者.于是不得已,乃以有限之地,加以数倍之人工.”所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愈加低下［36］.
(二)“非名流”对于“以工立国”的探索
相比于支持“以农立国”的“非名流”,“以工立国”的“非名流”支持者秉持更加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因而与坚持“以工立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无实质区别.
“非名流”的“以工立国”者大多眼界开阔,立足于全球性视角,通过对西方工业强国工业化经验的借鉴,作为对中国解决工农问题、实现工业化的指导.在民国时期,政府间和民间的对外交流合作均有所增多.1947年,中美农业专家特别考察团赴湖南调研,得出“任何农业计划须与工业复兴之工作携手前进”的结论,并提出包括建立化肥工厂、培育良种、调节汇率、刺激出口等10条建议［37］.1948年,中国农业科学社举办首届农业展览会,展览展出了美国新闻处与农林部农林实验所水土保持系的大幅照片,“说明水利与土壤如果不加以科学的管理,一块肥沃的土地亦会变得贫瘠不毛”［38］,是对黄河流域土地治理和利用的范本.在这一时期,对外国经验的借鉴也在增多.李国桓《工业化与农业改革》一文中,就借鉴了苏联战时的经验,提出要“以市场交易为工具,扩大工业品与农业产物价值之差异,以少量之工业品以换取大量之农产物,以一方面供给工业化所需之原料与工业人口所需之粮食,一方面为向外购换机器之资本”［39］.苏锡彤则以德国为例,指出德国在短期之内有一个纯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对诸国内,则为农业出产者成功绪第一强国,对于国外则为一个工业竞争者,遂至本国农业家与工业家,相互轧轹.而工业家之势力,渐出地方集中都市,亦不业食粮问题,乃专以发展工业.”分析了在短期之内由一个纯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造成的产业结构变化［40］.
中国是农业国,任何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将工与农分离开来,工业化的进程离不开农业,更离不开工与农关系的处理.曾义宇在《四川农业与工业之关系》一文中,将工农关系比喻为手足,形影不能相离.进一步地,“再拿生理学作比喻,农业好似饮食料,工业便正似消化食品的肠胃,若消化力不强,便要害停胃症;消化力强而无充分饮食力之供给,则不免于饥渴”［41］.相比于经济学家统揽全局、从宏观的国民经济发展角度作出的分析,一些“非名流”的认知集中在一些具体行业的发展上.例如发表在《农村副业》上的《大有发展性之淀粉生产与其用途》一文,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近年来国际淀粉的生产和需求均大幅上涨,因此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玉米、小麦、马铃薯等不同种类的淀粉,并具体介绍了这些种类淀粉的性质和用途［42］.陈方济则意识到种植业存在“有土地而不善培养,地力有时而竭,植物营养之资源无从取给”［43］的问题,运用美国、日本、德国具体数据证明化肥和增产的关系,表明含氮肥料是最为高效的肥料,从科学角度谈了氮气工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立国之争”的思考
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立国之争”,激起了全社会范围内关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问题的讨论.民国时期全社会对于何以立国问题的看法迥异,即便同为“以工立国”或“以农立国”的支持者,由于背景、教育和生活经历的差异,“名流”与“非名流”的观点各有其特色.总体来说,与“非名流”论战者相比,“名流”秉持更加客观、理性和科学的观点,这一点在“以农立国”派中尤其明显.不论是改革派或是创新派,都主张以科学的手段,通过先进农业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改变中国传统效率低下、胼手砥足的农业.以农业发展、农村振兴为目标,他们各自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或许只是充满理想的空中楼阁,抑或是囿于时代背景无法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得到实施,但总体来看为积弱积病的旧中国开出了药方.而大多数“非名流”的“以农立国”者,则只成为了论战中“以农立国”派的摇旗呐喊者.此外,“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他们从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大处着眼,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这驾马车去往何处的方向性问题.而“非名流”论战者的出发点更多源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在这一时期,《农村》《现代农民》《江西农业通讯》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改良振兴农业的文章,作物培育、品种改良等农业技术类文章占据了大量篇幅.“非名流”的“以工立国”者也更多的从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行业的微观角度着眼提出了发展方案.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是这驾马车速度多快的一类问题.
从结果来看,这场争论无疑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以工立国”思想最终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不仅仅是在经济思想界的胜利,更对国民政府以发展工业为主旋律政策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为范本,在中国国民党二届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上发表宣言,拟定北伐战争后由新建政府实行工业计划,振兴民族工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工业建设方案,主张“水利电气及刚体酸碱煤糖煤油汽车等基本工业,应由国民政府积极兴办,其余由私人投资兴办者,政府应奖励并予以切实保障.”［44］这主要归功于“以工立国”的上层支持者.在“以工立国”派中,存在着大批亦官亦学的社会名流.他们忧国忧民,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他们普遍接受了最先进的现代教育或深受科学技术熏陶,对救国救民的道路有着独到且前瞻性的看法;他们高居庙堂,或与当局者过从密切,有能力对政府的决策构成影响甚至将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以工立国”者提出的主张,甚至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产业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就笔者来看,何以立国的问题直到如今,仍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走向的重大问题.首先,无论“以农立国”还是对“以工立国”,都各有侧重,也各有弱点,因此都有各自的适用条件,“以工立国”侧重于短期内如何快速发展,如何避免亡国亡种的危机,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为此进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不能不扭曲农工商产业正常的均衡,只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人为地维持产业间的平衡.建国初的前30年农工商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农业的严重滞后即源于此.“以农立国”侧重于中华民族长期的现代化发展的考虑,要求在农工商各产业均衡的基础上稳健发展,其不足在于远水不解近渴.试想,国家都亡了,为谁发展呢?这恰如凯恩斯所讲的,“从长远看,我们都要死去的.”因此,在“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之间,只能先选择前者.等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再着手“以农立国”,着重解决农业发展困顿的问题,而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发展的思路.试想,没有农业联产承包制,能有农业的快速发展,能有乡镇企业的起步,国有企业的改革等一系列促进民族腾飞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吗?
其次,从人类文明的精神来看,肯定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进一步也是更高的追求是高尚的精神生活,惬意的田园生活.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为根本、以*为本位的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根本精神的”,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而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这话当然有自誉之嫌,未免有失偏颇,然而当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将农业不仅仅看作一种产业,更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台湾学者余玉贤认为农业的非生产性价值远远高于生产性价值,“我们必须保护环境,享受安全和谐的田园之乐,这也是农业的责无旁贷的任务.而此项任务需在日常生活中配合自然*,发挥爱心与耐心,始克有成”.而吴聪贤认为现代农业所具有的生态平衡、城乡关系、社会和谐等特征,与“以农立国”者所向往的理想中国不谋而合,更是传统理想农国的延伸,与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倡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
民初,章士钊之所以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一大出发点就是看到了“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董时进对于当时工业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失业、企业破产的状况,也提出了“工国运命,已濒厄境”的担忧,这些担忧已经在现如今的中国显现出来,对于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劳资矛盾加剧、诚信缺失、环境恶化等问题,农国精神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内在动因.“以农立国”观念所投射出的传统农业文化理念,对于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的中国*意义重大.
被西方文化浪潮严重冲击的儒家文化曾经是农国精神的核心,它所提倡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对于由于追逐私利产生的不诚信以及市场混乱现象有很强的规制作用,而孟子所提出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思想,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本.从*思想问题考虑,工业文明强调对自然资源最大程度的索取和利用,而农业文明则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虽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阶段,这样的思想有些不合时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国家甚至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后,所有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最终的立足点都认为中国是农业国的基本事实.早在民国时期,农业问题就引发了“立国之争”论战者的广泛重视.不论是“以农立国”派还是“以工立国”派,对于中国是农国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他们主张的提出都是基于这一判断.哪怕是最坚定的“以工立国”支持者,也鲜有生硬地照搬西方工业国工业发展的经验,将工业化进程与农业的发展隔绝开来.吴景超连续发表《美国农业的特质》《农业机械化的展望》等文章,借鉴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以期实现中国农村的复兴.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中国工业化的必要》等文中也反复强调了农业发展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意义.张培刚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上.在现如今中国已建立完整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以工立国”者的主张已经基本实现,而农业产业的落后和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农业问题进一步地突显出来.现如今中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城市相比,广大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健全,经济发展程度低,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生活水平及科教文卫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还要借鉴“以农立国”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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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New Country on Industry or Agriculture?
—— Recognition of Debate Over Countrybuilding Foundation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YU Sitian, ZHOU Jianbo, LIANG Yinhe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1920s and 1930s, China had a debate over the foundation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 Whether to build a new country based on industry or agriculture was the core of the debate. On the one hand, celebrities including economists, philosophers and politicians joined in this debate. Zhang Shizha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 guards”; Liang Shuming and Yan Yangchu represented “the reformists” and Dong Shijin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novators”. All of these three parties insisted on developing economy based on agriculture to maintain the essential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However, Wu Jingchao, Zhang Peigang and Sun Zhuozhang represented the celebrities who supported industr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only by developing industry would China be independ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also joined in this debate. Compared with the public, the view of celebrities wa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Traditionally we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industry won the debate. However, from other respects, the view that to build China into a new country should be based on agriculture was also meaningful, which even can serve as guidance for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ild a country based on agriculture; build a country based on industry
（责任编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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