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坡图书馆小集录=记,该文是图书馆方面毕业论文范文跟松坡图书馆和集录和图书馆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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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木
一、“松坡图书馆”的成立“松坡”是蔡锷将军的字.
1915年12月25日,西南军事首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进行武力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打响后,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袁世凯成为孤家寡人,最终于1916年6月6日因忧愤交加而一命呜呼.然而,早已染病的蔡锷也已病体不支,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噩耗传来,梁启超万分悲恸,12月3日,他向各省的十七位督军和省长致电：“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沪上同人,议设一纪念图书馆,即在馆中奉祠铸像,庶可以范后人而垂不朽.拟请我公赐衔发起,以资提倡,务乞垂诺.”
随即西南各省蔡锷生前同人热烈响应,并公推梁为筹办主任,筹办员则是何澄一、李湛阳、周善培、周宏业、陈敬第、袁思亮、张元济、张嘉森、郑浩、蒋方震、蒋希召、刘垣、薛颂瀛等十三人.同人等拟订《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并先在上海徐家汇购地,“中建图书馆及蔡公祠,外为公园,树蔡公铜像,其藏书除分本国书、外国书两大部分外,‘凡蔡公遗书、遗墨、遗物,别设一室宝藏之’”.不久,用于公祭蔡锷的团体“松社”得以成立.不过,“松坡图书馆”的建立并不顺利,先是如梁启超所述,北洋纷乱时节,“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直到1920年春梁启超赴欧洲游历返国,“松社”同人重提此事,并一致认为此图书馆以设于首善之区的北京为宜.又至1923年,梁启超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元洪遂下总统令,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作为馆址.同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得以正式成立,这已是初议后的第七年了.
历史上的“松坡图书馆”,地址曾有两处,一在如今的北京北海公园之内,即著名的“快雪堂”,其位于北海北岸的一个斜坡之上,那里曾是慈禧冬天赏雪的地方,若沿岸西行,便可看到在规制宏敞的“阐福寺”的东侧有一组三进院落,里面古朴幽静,庭院深处则是*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众多古代书法名家书法石刻的殿堂（乾隆皇帝曾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中“快雪”两字题写殿名,东西两廊的内壁上镶嵌的则是“快雪堂石刻”,据说它的艺术价值甚至高于北海“阅古楼”的“三希堂石刻”）.“松坡图书馆”设立于此处,真是得其所也.
北海“快雪堂”是“松坡图书馆”的第一馆,专藏本国图书（即以*古籍为主,据说如今已是“中国古代书法博物馆”了）；另外,黎元洪总统还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统由梁启超任馆长.其时,梁馆长慨叹：“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后来梁启超的侄女梁思萃在《记“松坡图书馆”》一文中也说：“‘松坡图书馆’的建立,不仅见证了梁启超与蔡锷深厚的师生情谊,更记载了一段笔杆子与杆子共同倒袁的悲壮历史.”
二、石虎胡同七号
梁启超创办“松坡图书馆”,开始即不断地募集资金用于购置图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来,又带回各种文字的万余册图书,这些书都存放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的“图书俱乐部”内,后来它就是“松坡图书馆”的第二馆（又称分馆、外文馆）.
馆内的书籍,除了梁启超的捐赠,北洋政府又调拨来其所购置的杨守敬的两万四千余册的藏书（杨是清末民初集大成的学者,身兼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等.1915年杨守敬去世后,北洋政府购取其所藏之书,部分置于“松坡图书馆”,主要部分则*于故宫的“寿安宫”,迨抗战爆发,乃迁移南下,最终成为台北故宫的*）,上述图书便是“松坡图书馆”的基本馆藏.至于该馆的馆址石虎胡同,它是如今西单北大街路东的一条短胡同.据说清朝的“右翼宗学”即在此处,曹雪芹落魄京城时,即曾在这里任教.此外有清一代的一些达官显贵也曾住在这里,如康熙朝的大学士马齐、顺治朝被招为驸马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乾隆皇帝的长孙绵德等,乃至后来当过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化龙等.此处再后来是“蒙藏办事处”和“蒙藏学校”以及“平民大学”所在地,现为民族学院附中（该处现又称小石虎胡同.北京的德胜门内大街中段路东还有一条大石虎胡同）.
当年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馆”,徐志摩曾在此工作（英文秘书）,他还曾以“石虎胡同七号”为题写过一首新诗,用以描写其在风雨摇荡的故国古都,在这里寻觅到了一块绿洲,这里“滋生”着诗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诗化生活”,等等.此处又传说是京城四大凶宅之一（说法不一,大致还有骡马市大街板章胡同的刘鹗住宅；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北洋军阀时期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则是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后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志社”所在地；钱粮胡同某号——袁世凯幽禁章太炎之处,章的长女在此自缢；朝内大街八十一号——原是清朝皇帝赐给英国人建的教堂,与之一起建筑的还有王府井的教堂,后因战事停工,再后为国民党军官住宅,其仓皇逃往台湾后,他的姨太太就在里面的一间屋子上吊自杀了.以及虎坊桥湖广会馆、西安门礼王府等）,对此,纪晓岚曾描述说：“袭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即吴三桂之子）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故不免有时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横通小屋两极楹,童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所谓狐魅,一说是陈圆圆的芳魂,乃至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常常在夜里会听到来自天际的丝竹之声,其中夹杂有女人幽怨的吟诗之声……
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馆”（现为西单小石虎胡同三十三号）,由此也应是在故都寻梦——承载旧时民国浪漫绮梦的地方.原来徐志摩等创立“新月社”后,又与友人在松树胡同创建了“新月社俱乐部”,其成员既有“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也有“海归”的胡适、陈西滢、丁西林、林语堂等,以及崭露头角的蒋方璁、沈从文、蹇季常等,徐志摩后来从石虎胡同搬到松树胡同,所谓“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也就合二为一了.
话说当年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不得,乃滞留京城,暂居石虎胡同七号的“好春轩”,随即以“松坡图书馆”外文部英文秘书的身份默默工作,独自品尝失恋的苦楚.那时他为了排解忧愁,发起了以石虎胡同七号为俱乐部的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他与友人吟诗痛饮,期间徐志摩还以表演京剧和昆曲为宾客助兴,等等.1923年前后,聚餐会逐渐发展壮大,演化为“新月社”,集合了气味相投的梁启超、张君劢、林徽因、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滢、张彭春等.1924年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创刊《诗镌》,又加盟饶孟侃、朱湘、刘梦苇、孙大雨等,“新月诗派”遂组成.继之1927年他们又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乃至《新月》月刊、《诗刊》季刊等,同盟者更有邵洵美、陈梦家、卞之琳以及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等等,蔚为大观.
三、梁启超馆长
石虎胡同七号分馆之内,有三个进间,前面为图书馆的一、二进间,后面三进间是“蔡公祠”.一进间是图书馆阅览室,简易、幽静,几张阅览用的桌椅、两个杂志架子、四个报架,两个目录柜.二进间是书库.“蔡公祠”则悬挂有蔡锷将军的遗像、云南起义死难烈士遗像,玻璃柜中陈列有蔡锷生前使用过的军服、、勋章等遗物,还有梁启超亲笔写的《松坡传略》和《祭松坡》文,以及《松坡图书馆记》等.梁启超还撰有《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等,均见《饮冰室合集》.又,有关史料如《松坡图书馆概况》、《松坡图书馆纪事》、《松坡图书馆年份报告》等,也均已收入《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
这里,除了“军魂”的蔡锷、诗人和情种的徐志摩,冥冥间,仿佛还可以看到、听到、嗅到梁启超的身影、声音和气味.
梁启超读书、著书终其一生.他在北京居住时时常苦于“人事冗沓”,所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著述,也不可得”,只得拨冗避往西郊的清华学校.到了周末则“静极思动”,往往赴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第一馆）读书和治学,如曾在研究室起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功课；此外会见宾客（据说他有一个订例,访客谈话时间以五分钟为限,当然,“贵宾”和腻友则是除外的了）,兼又读书、临帖,余暇也喜欢听戏和“作方城之戏”（打）,以为小憩.梁启超1929年逝世后,“松坡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一说梁启超逝世后因经费不足,“松坡图书馆”两馆合并,再至1949年5月与北平图书馆合并,继续开放了几年之后关闭,其后曾作为书库和家属院,乃至1987年交还北海公园）.
说到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话题,可说之处颇多.除创办“松坡图书馆”之外,1925年4月,他还促成了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其任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并于同年6月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彼时该馆在方家胡同,馆里“经费涓滴全无”,他只得“挪用昔年馆中储积寒微之小款”,并不取馆长薪资以勉强维持,“至冬,此余沥亦干,馆中无煤升火,无纸糊窗,余入之,冷风飕飕,乃如殡舍.先生亦不裕,乃慨然将其本人五万元之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押借,发薪、生火、糊纸,馆中人皆腾欢,暖如挟纩”（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启超自己还鬻字为馆增加收入,如是,他自称该馆成立后,大家“兴高采烈,觉得全馆朝气盎然,为各机关所未有”等.
梁启超曾是三馆——“国立京师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之馆长.前者,当年佐助他的有副馆长李四光、袁守和,馆员（编辑、编纂等）则有蒋复璁（蒋百里的侄儿.“松坡图书馆”成立时他即由蒋百里引荐,担任秘书编辑,主要协助德文书籍的编目,同时又在北大哲学系读书,这就是“勤工俭学”了.当时他是与表兄徐志摩同住在石虎胡同七号的,期间二人朝夕相处、相互切磋,徐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志摩的诗》就是经其之手出版的.蒋后为图书馆馆长、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等）、杨鼎甫（图书馆学专家）等,此外教育家范源濂在梁启超生病及无暇主持馆务时,以*馆长身份为之“帮忙”而屏挡琐务.后来范源濂病故,梁启超感慨说：“半年来,我把图书馆事脱卸交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京师图书馆”的馆舍,先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广化寺”,后迁至方家胡同,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乃至北海文津街.
“松坡图书馆”,据蹇先艾《忆松坡图书馆》,“梁先生当时仅仅负了一个馆长的名义,实际上馆务完全由叔父主持”.蹇先艾的叔父即蹇季常,而蹇先艾本人也曾是该馆的编纂.他说：“我的文学趣味,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培养起来的.”他还回忆：“梁先生去世以后,便取消了馆长这个名称,由干事会负责来处理一切,叔父当选为常务干事.叔父一死,便由丁文江先生继任.”
梁启超是于1926年就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此后短短数年,其弟子吴其昌称：“北平图书馆充实完备,庄严矞皇,得呈今日之伟观者,大半出于先生之苦心擘画,经营创始,并由于任用袁守和先生之得人.”
三馆馆长,其繁忙可以想到,尤其是到了梁启超的晚年,当时他的肾病已经加重,主持馆务可谓身心交瘁,往往回家后就已疲惫不堪.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那馆在北海琼华岛上,每日到馆要上九十石梯（现在事又渐繁,馆长非常到馆不可）,就这一点我已断断乎受不住了.”
晚年的梁启超还曾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请,领衔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谢国桢乃其助手）、《中国图书索引》,梁启超以为“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于是他发愿：“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可惜天不遂愿,梁启超终赍志以殁.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子女尊其遗嘱（“所遗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将其平生积聚之图书金石十余万件悉数交呈国家”,其中的图书部分,即其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两千八百三十一种、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四册,以及新书百余种,这些图书,其主人生前视之为“关切人生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非仅供牙签锦轴之题赏而已”,身后乃悉数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乃经天津黄宗法律师代表梁氏家族和亲属,具函证明,正式移交并永远寄存,以供社会人士阅览.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即指定馆员爨汝僖、梁廷灿、范腾端、杨维新四人赶赴天津点收.另外,当时余绍宋先生遵袁守和馆长之嘱,会同馆员编纂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并作序,余绍宋慨然于梁启超生前“上自典册高文,下逮百家诸子,旁及东瀛海外之书,无不殚事收集”,睹物思人,情不能已.后来,梁启超的全部手稿（墨迹、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等）,其归宿也都在该图书馆（即今之“国图”）.当时该馆还专辟一室加以*,其谓：以上“均为重要史料,至可宝贵.本馆以事关学术,曾由委员会议决在新建筑中另辟一室,以其书藏置于其中,藉资永久纪念”.又云：“梁氏之建议,在国中实为创举,匪特学术界之盛事,亦可供国人之模范者也.”
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后人（堪为满门精英）中多有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如其小女梁思庄,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曾受教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遂投身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大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做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任燕大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以及图书馆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为北大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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