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电的过去和未来,本文是日本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核电和日本核电和日本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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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高效经济的清洁能源而成为我国能源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因此发展核电被看作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现实选择,也被视为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2011 年3 月11 日由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核事故对日本核电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为全球核电发展敲响了警钟.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核电安全的不信任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影响甚至主导了许多国家政府关于核电发展的决策.因此,客观的总结和探讨福岛核事故对核电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安全高效地推动我国的核电建设,对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福岛核事故与日本国民的反核情绪2011 年3 月11 日,东日本大地震以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电力公司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并直接导致日本东北海岸的四个核电厂共11 个反应堆自动停堆,电力供应中断,给日本东北省份甚至日本全国的电力供给带来沉重的打击.虽然事故已过去六年,但是至今仍有12 万人无法返回家园,还处于避难状态.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国内废除核电的呼声高涨.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 年初的民调显示,日本全国超过七成民众支持废除核能发电,其中45% 的民众提出应立即停止,这也间接导致了日本党（现民进党）政权在事故发生后出台了“零核电”政策.即使自民党政权在2015 年恢复了部分核电,但是仍有57% 的日本民众在2016 年10 月日本朝日新闻社实施的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对恢复核电投了反对票.
另一方面,伴随着核电重启,日本民间的活动也从未停止.早在2012 年,因反对重启核电已在多地爆发颇具规模的民众游行和集会,更有几位前首相如、细川护熙、菅直人等公开助阵反核阵营.例如,由于日本政府在2012 年有意重启关西电力公司的大饭核电站,日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从当年6 月起的每周五都有约2 万反核人士自发在首相官邸前聚集,政府重启核电的决定.7 月16 日,代代木公园更是见证了日本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活动,约17 万人在这里参加了“再见核电！ 10 万人集会”的活动.虽然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并未阻止大饭核电站随后被重新启用,但是,大饭核电站也在被启用的一年零两个月后又被重新关停.大规模的反核集会接连发生,这足以证明民众对核电的极度不信任,同时也冲击了日本的核电政策.
日本能源供给政策的变迁二战后,以1955 年开始的“神武景气”为起点,日本经济经历了20 年的高速增长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被迫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油以满足与日俱增的国内能源需求.1973 年,石油作为能源的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73.2%.然而,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的能源供给造成沉重的打击.为了缓解能源供给危机并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1980 年,日本颁布了《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及导入促进法》（以下简称石油替代法）以推动核能、液化天然气、火电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及应用.2009 年7 月,以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日本政府对原有石油替代法进行修订,并更名为《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及导入促进法》,旨在进一步推进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在能源供给中所占比例.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的数据,2011 年2 月,日本共有54 座核电站参与发电,核能占总能源供给比重的31.3%.日本政府更在2010 年制定的《能源基本计划》中决定拟在2030 年之前至少增建14 座核电站并将2030 年的能源构成比例中的核电比例提高至50%.然而,2011 年爆发的福岛核事故使日本的能源供给状况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2011 年7 月,时任首相的菅直人宣布日本政府未来的能源发展目标在于构建一个不依赖核能的社会,并将放弃之前作出的2030 年前将核能在能源供给中所占的比例从30% 提高至50% 的计划.随后,日本政府从2012 年5 月起关停了日本国内所有核电站,核能发电的比重基本降为零,日本全国进入“核电缺失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液化天然气、煤炭以及石油等化石能源.2013 年,液化天然气的发电量由核事故前的29.3% 提升到46.1%,包含煤炭和石油在内的化石能源的发电量更是上升到总发电量的88%；
其依赖程度超过了20 世纪70 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的增加也迫使日本增大了对化石燃料的进口.与核事故前相比,化石燃料的进口比例由81.8% 增加到92.2%,加之化石燃料的使用量的不断扩大,日本在2013 财年增加了60% 的额外支出用于进口液化天然气和原油,进口总额达到27 兆日元.另一方面,核事故后日本电力行业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也直接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显著增加.例如,虽然2012 年日本非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核事故前的2010 年相比减少了3.6%( 约合2700 万吨),但是由于在电力行业化石燃料发电大规模替代核能发电,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0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9.9%( 约合1.12 亿吨).其结果也直接抵消了其他行业的减排成效,致使2012 年日本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同比增加了7.5%( 约合8500 万吨),给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造成更大的负担.
日本“后核能”时代的走向2015 年8 月,日本重启核电,结束了两年的“零核电状态”.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也经历了“减核”－“零核”－“启核”的反复考验.从坚决弃核的菅直人,到态度暧昧的野田佳彦,再到如今坚持重启核电的安倍晋三,日本的政权更迭也使核电的命运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大逆转”.其实,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国民生活角度来说,日本短时期内想要全面“脱核电”都是不现实的.首先,虽然利用太阳能、水力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是最环保、最节能的发电方式,但这些发电方式毕竟受季节、气候制约,且发电能力有限,短时期内难以满足日本国内的能源需求,只能处于补充能源的地位.想要完全抛弃核电,现阶段唯一可依赖的只有利用化石能源发电,就像核事故后对能源供给做出的调整一样.但是这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是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第二是资金外流并直接导致煤炭、液化天然气的不断上涨,而这些增高的部分也必将转嫁到电价上,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负担.
福岛核事故已过去6 年,日本未来的能源战略将何去何从？也许我们能从日本政府2015 年7 月发布的日本《长期能源供给与需求计划》中找到答案.该计划指出,日本未来的能源政策将以“3E+S”,即以能源的安全性（Safety）为前提,把能源的稳定供给（Energy Security）放在首位,提高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实现低成本的能源供给,同时实现与环境（Environment）的协调发展作为基本视点.计划在2030 年将核能在电力能源供给中所占比例恢复到20% ～ 22%,同时缩减化石能源的比例,扩大可再生能源( 包含水力发电) 的比重,届时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规模也将超过核能发电达到发电比例的22% ～ 24% 的水平,从而在完成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同时减少对核能发电的依赖.此外,日本国内在讨论此规划时,围绕能源结构的最终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异议,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呼声很高.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将达到“22% ～ 24%”左右的水平这一观点,许多参与此计划制定的专家认为,未来太阳能发电及风力发电量应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目标应当设定在30% 左右的水平上,从而使核能发电的比例能够控制在15% 左右.由此可见,降低对核能的依赖,着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必将会成为未来日本能源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
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启示日本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能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短时间内中断了中国核电建设的进程.但是,这起事故并不能改变核能在中国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 年中国运行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5800 万千瓦,在建中的达到3000 万千瓦以上规模.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中国各地的核电项目也从2015 年开始重启,并迅速推进.目前,中国三分之二的电力是煤电,为了在2020 年将燃煤火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除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外,扩大核电比例是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减少对煤炭依赖的重要手段.
此外,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保障核能的绝对安全性并不现实.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快建立健全核事故的危机管理机制,尽可能地降低风险.面对公众的质疑,我们应该回归理性,回归实际,向公众传递客观准确和理性科学的信息,并与社会建立公开透明的沟通体制,尽可能消除公众对核电的恐慌和误解,让公众能够理性、客观地认识核电.最后,立法机关应健全相关法规体系,保持国家核电政策的相对稳定,减少不实言论对核能政策的冲击,促进中国核电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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