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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与房产论文参考文献：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镇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随着城镇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增多、经济繁荣,房价也大幅度增高.一些得势权贵和豪门富户广置房产用于自住或出租,而普通百姓乃至清廉自守的官员却买不起像样的房子,尽管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史上绝不算低.
宋代初期,政府不向官员提供住房,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神宗即位后,宰相级别的官员才有府邸,而其他大宋朝众多官员们只能自己解决住房.好在宋代自京城到各地州府都有官房可租,由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管理,官员没有住房的,可以向“店宅务”申请租房.
北宋官员王禹偁曾指出当时大城市的房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极高,寸土寸金,绝不是一般人所能问津的.
其实,一些有实力的朝廷高官也成了购房主力,他们除了自住外,多数用于出租.
宋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多数房产用于出租,“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120贯钱,折算一下,每月房租收入大概3600贯,是他宰相俸禄的8倍.
而被称为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深得宋徽宗宠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绝对是官员中的房地产大户,后被处死.
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不仅在杭州有朝廷分给他的一幢别墅,他还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用于出租.有名的奸臣秦桧的房产更多,据说他死后,光他的孙子秦埙的名下就有六千亩地和十三处房产,其房产总量更是可想而知.
要说为张罗房产大费心思,宋真宗朝宰相丁谓算是一个.《东轩笔录》记载：“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他投资房产的第一步,是在汴京水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因水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地皮便宜.地势低洼难不倒聪明的丁大人,第二步,他下令在集禧观里挖了一个大水池,将挖出来的土用来垫高水柜街的地基,这样丁家的房子就建得又高又敞亮,也就意味着房产升值了.第三步,经过一番“科学论证”,丁宰相又向朝廷奏请开辟水柜街附近的保康门为交通干道,皇帝准奏,于是,水柜街一下子就成了帝都汴京城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呼呼上涨,而丁宰相的房子很“巧合”地处于商圈要害位置,“据要会矣”.原来一块“丑小鸭”地皮,被聪明的丁宰相运用技术手段和权力之便,炒作成了高贵的“白天鹅”,实在让人惊叹！但是,丁谓的行为当时就被很多士大夫嗤之以鼻.
宋代还有一个因官员过度留恋别墅生活而误国的例子.南宋末年的权相贾似道,皇帝将西湖葛岭的一座豪华府邸赐给了他,他醉心于西湖的别墅生活,“五日一乘车船入朝”,实际上根本不尽心国事,“军国重事（贾）似道于湖上闲居遥制”,致使朝政混乱,国事日衰,被人嘲讽“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钱塘遗事校笺考原》）.最后,贾似道因误国被贬、被杀.
再看看两宋时期清廉官员的住房状况.
如前文所述原因,宋代大多数官员尤其是清廉的京官们只能租房居住,“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宋史·杨砺传》记载,宋朝第一个状元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不得不租宅店务的房子住,去世后,宋真宗登门悼念,发现杨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高官杨砺租住的房子位于狭窄巷子深处,连马车都进不去.
宋真宗朝的宰相寇准一生清廉自守,尽瘁国事.《丁晋公谈录》中记载：“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为此获得朝野赞誉,当时有名的处士魏野赠诗给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以诙谐的笔调,赞扬他为官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美名传千里.寇准的清廉之名传送外邦,一次,辽国使者访问大宋朝,在国宴上直接就问：“谁是‘无地起楼台’宰相？”——尴尬的是,这时的寇准已经被朝廷贬谪了.
再来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考中进士后,工作了好多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说,在京城工作这些年,一直就在小胡同里租房子住.
其实,宋代很多官员也尝试依靠正当积蓄购置房产的.
《东轩笔记》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隐江宁府（今南京）,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购置了一块地皮,“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他将建造的这座宅子称为“半山园”,“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墙垣,望之若逆旅之舍”,连个围墙都没有,实在与他曾经的宰相身份不相称.
元丰七年（1084年）春季,王安石生了一场重病后,就把这座“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捐做了“报宁禅寺”.而后,王安石全家在江宁城内秦淮河边上租了个很小的院子居住,再也没有建造宅第.租的这座小院子实在不怎么样,王安石在诗中描述：“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素有“火炉”之称的金陵城,尽管夏天热是极其有名的,但是,930多年前这位老宰相竟然为防暑而焦虑,实在让人为之心酸——他不是没有条件过惬意的养老生活,而是自己放弃了.
群众的心里是雪亮的.后来,南宋一位宰相李壁在王安石这首诗下批注：“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陆游的祖父陆佃为官四十多年,官至副宰相,从不给自己谋私利,“楚公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家世旧闻》）,元祐年间,他回老家守制,没地方居住,就借住在寺庙里.退休后,终于在老家卧龙山下买得一块地皮,想盖座像样的院落,却限于财力一直没能如愿.
宋神宗朝的名儒邵尧夫,居住洛阳时,一帮官员朋友和学生一起凑钱为他买地盖房,而且也都随着他在洛阳购置田宅,其中有曾任宰相的好友富弼,“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邵氏闻见录》）,为的是可以经常往来交流学问,“自此可时相招矣.”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也在洛阳“买园于尊贵坊”,盖了座庄园起名“独药园”,经常与邵尧夫来往.
再看宋哲宗时的宰相苏辙,一直租房,有朋友建造了新居,苏辙写诗祝贺：“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既是祝贺,也是满肚子心酸！崇宁二年（1103年）,退休的苏辙终于在小城市许州盖了新房,欣喜之下,写诗抒怀：“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关于房产,苏辙的哥哥、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苏轼也好不到哪里去.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路过江宁府时,曾经是政敌的王安石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加以接待,“尽论古昔文字”（《西清诗话》）,惺惺相惜,王安石还劝苏轼在金陵城购地建房养老,苏轼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最终没能办成,苏轼写信给王安石：“（苏）轼始欲置田（宅）金陵……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苏轼文集》卷五）可见,当时金陵城（今南京）的地皮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
俸禄颇高的大宋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住房之紧张更不必说了.在两宋的京城里,一家三代挤一座小房子的事情,很常见.看来,城镇化加速造成住房紧张的状况早在宋代就充分显现了出来.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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