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本文是有关制度论文怎么撰写和康熙和腐败和制度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
康熙朝财政安排的不合理之处,首先体现在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上.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但是由于战争连绵,朝廷在财政上想到的最主要办法,仍然是压缩地方财政开支.康熙七年,全国送交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
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最起码要让财政运行回到常轨.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另外,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政府要花钱的地方不少,因此缺乏归还财政权的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是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比如各地政府“生员廪膳银”（也就是对各县秀才们的学费补助）一项,原额为190277两,到康熙二年全部裁掉.康熙二十四年,朝廷为了“培养士气”,宣布恢复此项地方经费,但是恢复的数字,仅仅是原额的1/3.这还是恢复得比较好的项目,其他更多的项目,再也没能恢复.到了康熙中期,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地方财政权被如此严重侵夺,是清代专制集权力度大于明代的一个表征,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严重的亏空.州县一级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政府把原有的经费基本都拿走了,地方财政亏空就不可避免.
各地的财政亏空案中,自然有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官贪污滥用国家经费造成的,但这并非主要原因.绝大部分还是因公支出造成.特别在上级有紧急或者特殊任务派下来的时候,地方官员除了透支挪用本应该上交的财政资金,别无他法.
第二个后果是“火耗”加征的恶性发展.亏空国家财政资金,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查出,就是重罪.所以各地官员还是要绞尽脑汁,想其他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加收火耗.
第三个后果,是陋规体系的正式形成.陋规的出现,说到底是畸形的财政制度造成的.在清国之时,俸禄本薄,不过朝廷考虑到地方官员的实际支出需要,给他们安排了“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等补贴.因此有些清廉之员勒勒裤腰带,也能基本满足生活所需.
但是这些补助实行不久之后,因为战争压力越来越大,不仅地方财政经费不断压缩,官员的补贴也被不断削减.顺治十八年,朝廷首先裁掉了柴薪银.康熙八年,又进一步将剩余的红心纸张等项银两全部裁掉.这样一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就根本不足生活之用了.
所以地方官收取火耗的动力,小部分是急地方之所急,为了*地方公务,大部分倒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起见.所收火耗,除了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外,还有余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
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地方财政不足,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正式提高税率,满足地方政府经费以及官员生活支出的合理需要呢？这样,国家就可以掌握并控制税收幅度.
但是康熙皇帝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任内有一个著名的政绩,叫做“永不加赋”.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德政”.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旨意,把天下丁银,也就是人头税,永远固定在康熙五十年数字上,“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后来被总结成“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制度改革,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从此之后,大清王朝税收的总数基本不再变化.
但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后来实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第一个后果,是通货膨胀之后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因为经济发展及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等原因,全国物价涨了三倍.然而税收却不能同步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嘉庆年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还能正常运行吗？
第二个后果,国家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固化的财政系统无法支持.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军费无出,咸丰皇帝恪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敢增加税收,只好大开卖官之门,导致吏治极度败坏.
第三个后果,是清代财政承担的社会功能极少.比如乾隆三十年的财政支出,军饷和俸禄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比如教育经费,不过占百分之一多一点,以救济孤贫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支出不足百分之一,支持社会生产方面的固定资产投入几乎没有.
康熙默许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这是他阅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人记载说,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
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果保持这一线之防,端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摘自《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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