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刚：诗性口语和人性档案论侯马《大地的脚踝》,本文是关于档案方面论文范文检索跟诗性和诗性口语和《大地的脚踝》有关论文范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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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迅猛发展,以网络平台为主要载体的所谓“口语诗”渐入滥觞.与此同时,从上世纪九十年始从事口语诗写作、并创造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写作“场域”的诗人,开始重新反思：何为“口语诗”,以及“口语写作”？侯马也是这些诗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这个当年是且如今依然站在诗歌写作第一线的先锋诗人,“口语诗”的努力践行者,在近几年的访谈中,却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学保守者”,“仍然相信文以载道,仍然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对精神的开拓,仍然相信内容大于形式”；同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讲,先锋精神是对文学本质捍卫的精神.因为人非常容易迷失,迷失在形式主义当中,迷失在背离人性的各类强制力当中,也迷失在萎靡尘埃的遮蔽当中.”就此而言,“先锋的诗歌是一次次擦亮一次次回归”.虽然侯马依然认为,诗歌的实验性仍然具有意义,不会也不可能终结,因为“它是对复杂的现实、深邃而混沌的精神世界的创新表达”.[1]面对人们关于“口语诗”的种种提问,侯马还指出：“不要把口语的形式太当旗帜、太当标准了,还是应该要追求那种真实、自然、精确的表达.在写诗的进程当中,要更多地去思考,你想得有多深、你的感受有多精细、你真正的视野在哪里、你怎么才能更形象地表达它,应该尽量多地去想这个,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回避一些书面的语言,写得像口语.”[2]
以上自陈,出自侯马几年前的一个访谈：《麻雀访谈录——张后访谈诗人侯马》.侯马的诗集《大地的脚踝》中,这篇访谈被作为附录收入书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诗人对此访谈的看重.从访谈的内容来看,其中不仅有对诗歌理论在理解和传播过程中容易被简单化这种倾向的反拨与澄清,也有对诗人自身诗歌观念的夫子自道.这些自述显然具有特殊的时间性和时代语境.如果是在新世纪之前,诗人不见得会有这样一番反思和“澄清”.如此“澄清”,不仅与时代的大环境和主流文学观念有关,也与作为个体的诗人,对一个时代板结化了的文学观念之反抗有关.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纵深处,我们愈来愈清晰地看到,“时代状况”和时代的精神状况大不一样了.形式大于内容的追求,乃至由此而来的空有形式、鲜有内容的“伪作”和“消费品”横流于世；玩世不恭,甚至后现代式的无价值、无立场的虚嚎/虚耗已成某种风气.在此境遇下,一个以诗、以文学为依归的真正写作者,面对容易被大众误解、被时代的消费潮流所裹挟的态势,不得不做一番自我的“澄清”.这种显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实则是陷阵于另一场搏斗,其实质与鲁迅所说的与“无物之阵”的搏斗颇为些相似.某种意义上说,如此搏斗也是一代人的宿命.
侯马曾称,自己的诗“传达一种捍卫人的价值观”：它“是一个最低标准,也是一个最高标准,因为反人类的东西太多了,戕害人性的事比比皆是”,而艺术,“就是要在最自由、最底线的角度去捍卫人性”,否则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3]在价值日趋中立的今天,这是一个相当高调的立场表达.值得追问的是,侯马的诗到底如何传达了一种“捍卫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从何得到体现？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可以看作其标志性所在：即诗性“口语”和人性“档案”.
二
如前所说,口语写作早已成滥觞,也因此多为人所诟病.同为“口语”诗,侯马诗中的“口语”有一种别样的深度.正如他深谙诗的超越性维度,他也深知,如何在诗看似直白铺叙的“就事说事”之上,滋生出些许“別意”乃至“形而上”的意涵,如何让诗说出“不可说”的丰富与神秘.比如《存在》一诗,写上楼的人,对能够听到自己脚步声的心理,存在的真实不是上楼的行为,而是声音的存在.一首总共九行的《情怀》,前面八行都在铺陈：去宾馆看老友,聊至深夜,路途遥远,就住下了,一张双人床,一床双人被,“一直半梦半醒小心翼翼//到这时才明白/毕竟人到中年”[4]——至此,读者也许会不禁莞尔,以为作者会将诗引向一个后现代式的解构的主题,不曾想,他竟出人意表地“明白”：“毕竟人到中年”,才有“把身边人揽入怀抱的情怀”.这就使之前“口语”式的叙述陡然得到提升,具有了更为深沉的诗性深度和人性深度,也为“情怀”增添了别解.
类似的还有《暂住地》《滚橡皮》等诗作.以《滚橡皮》为例,诗人写道：
他有一阵子非常迷恋在课堂上玩一种就地取材的游戏,就是把铅笔盒斜放让秃脑袋的橡皮从上面滚下来.……橡皮虽然很轻但仍然执着于堕落……他的许多时光就是这么过去的.偶一抬头,在学校的一面白灰墙上：“打倒刘少奇”五个斗大的墨字永不掉色.那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给了他模糊的渴望,告诉他世界外的世界,时间外的时间,历史外的历史.[5]
在这则不分行的短制中,白灰墙上的大字带给“他”的“模糊的渴望”,和《情怀》一样,在具体的叙述后面迅速发力,陡然生出许多新的意蕴.诸如此类的“感觉”与“渴望”,不仅在“口语”之上生出丰富的“别意”与“别解”,也使诗性的自我由此获得认领,从艰困和庸常的日常中自我救赎.
最能体现侯马“口语”诗性特征的作品,或许要算《是什么竟然奴役太阳》：
太阳是太阳的王冠
它付出整日辛劳
配得上一场加冕
但是
每当黄昏
他举起自己
往头上一戴
就一头掉下
地平线
直到第二天
才冒出来
像徒劳的西绪弗斯
举着一块通红的石头[6]
读起来,似乎每一行都是大白话,并无晦涩和难解.但是这些诗行放在一起,就显出丰富的诗性,生出无限诗意：“太阳是太阳的王冠”,重复和“语病”中的歧义与新意；“它付出整日辛劳/配得上一场加冕”,可“每当黄昏/他举起自己/往头上一戴/就一头掉下来”,既是写实,又潜藏着无限的深意和无数的“画外音”；“直到第二天/才冒出来”——“像徒劳的西绪弗斯”,在写实之外,用一个比喻写出了一种深重的悲剧性；然而,果真只是悲剧性的么？——他“举着一块通红的石头”,不也是充满希望和隐喻的英雄式的？
在一首名为《题目就叫苍白》的诗中,诗人问：
内容怎样才能不苍白
假如只有苍白的天空但不是苍穹
假如只有苍白的人生但不是沧桑
假如只有苍白的情怀但不是苍茫[7]
显然,侯马试图在这里清理“真实”与“修辞”的关系.这就不只是“口语”二字所能涵盖的了.它首先是诗的,是诗性之言,进而诗性之思.通过简单的“口语”入思,进行诗性的言与思,在侯马笔下,并不鲜见.比如“这个民族反复说周而复始/反复盼望万象更新”（《岁末》）[8]；比如“似乎要走得足够远/我们才有资格为传统续一环/似乎越是叛逆的孩子/长大后越是孝顺”（《给吴家炎的诗》）[9]；再如“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苦根是吃豆撑死的/农妇是吃瓜撑死的/饥饿的历史真能撑死人.”（《六十年代》之《饥荒》）[10]……无论是以带着微讽的反思,还是代际“辩证法”,抑或悖谬的方式出现,都以简单、平白的口语,说出了在深沉的“诗性”.
三
侯马的诗有情怀,有骨力,有从记忆和体察中发现的惊人细节.比如写纸烟盒,从遗弃的纸烟盒的名称和图案的“宏大叙事”、不乏意识形态化的隐喻图案的记忆,到“刻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之后,“一律趴在地上/等待命运的风拂过/飘起来并且漂亮地/翻身”（《纸烟盒》）[11].一首二十多行的短诗,将回忆、历史、现实和具体而微的细节融为一炉,既日常而具体,又立体而宏深,意味悠远.这一切,又都来自诗人童年的经验与记忆.侯马曾在访谈中说,“我觉得童年时候我的审美教育是烟盒给的.那个时候衣服是蓝色的,世界是灰黑的,只有烟盒是彩色的,太漂亮了.想起那个北京‘礼花’牌红色的烟盒上绚烂的礼花,还有‘香山’烟烟盒上的枫叶,想起我们当地的‘曲沃’烟烟盒上是绿色的小方格,还想起‘上海’烟烟盒上印有华表,还有‘新港’烟印有船……当时觉得烟盒太美丽了.所以这种设计感、这种美的形象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12]如果说童年时从烟盒上获得的是单纯的审美教育,那么成年后的诗中,印着特殊图案的纸烟盒趴在地上等待“命运的风”,以便“翻身”,意味似乎要深长得多.
进入“中年写作”的侯马,有意识地捡拾自己的过去,尤其是童年,凭靠着记忆、想象和诗的敏感,写下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学时候的打人者“老蔫”——面对被打者的疑问：为什么要打他？打人的“老蔫”竟然哭了,反问对方：“记得上幼儿园时/你打过我吗？”（《老蔫的自我》）[13]；在“我”在农村念小学的时候,因为先掐了一位长得很丑的女同学而与她打起架,“老师向几个她信赖/就是长得好功课好的女生/调查此事/她们一致作证：是我后动的手”（《伪证》）[14]；“我”小学一二年级时,曾残忍地毒打了“小柿子”,“在他脸上/一连扇了几十个巴掌/小柿子开始还笑/表示他理解这是玩耍/而他依然相信我的友谊/后来,痛得受不了/他开始抽泣/一道道泪水划过/又红又肿的脸/我没想到/他竟然不还手/一放纵/左右手交替/又扇了他几巴掌……”（《小柿子》）[15]……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所呈露的人性之微妙,实在耐人寻味.更令人讶异的是,侯马描述（或借想象来重构）这些往事时,显得格外冷静、耐心和细致.这当然与他的诗歌观念有关.他反对平庸而泛滥的抒情,在写作时,要尽可能将心情放平静,“用一种很客观的,暗含但很理性的态度把它呈现出来”[16].正是这种客观的观照态度,使得侯马诗歌的情境描述力量,由此建构起来的细节和场面感,才特别让人难忘.
除了童年的经验和记忆,侯马还写到不少自己在工作中所经历的人与事：《成人用品店》《清明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新恋人的死亡书》《也许迎宾的确只有福克这个一个朋友》……等一系列诗作,都是这样的“人性档案”,是他在工作中之外的私人记录.它们无一例外,都以诗人的敏锐和知觉捕捉到令人心惊的细节,后者在诗人看似“零度”的叙述下,则潜藏对人世深重的悲悯.由于的工作,侯马目睹耳闻的“案例”比常人更多,所以当他笔下总有一些“新事”.可贵的是,作为一个诗人,他能敏锐地发现和辨认出一些常人不大会注意到的人性“褶皱”,比如他说,“有的囚犯要求够级别的检察官来审问他,这样的人是一生都在自取其辱.有了这样的精神底色,思考诗、想诗,保持并捕捉一种灵敏状态……”[17]这使得他的写作不会浮于表面,不会是“大路货”.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他懂得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式的判断和立场,也有意识地规避在诗中简单地显露自己的道德判断.他尽可能地只呈现事实,把自己的关切与情怀都深深地压在纸背.这些事实像一块块硬骨头,硌着他,也硌着我们,需要我们独自去“啃”,去体会他深抑的心情,与他一样,独自去消受和消化.
在很多诗作中,侯马都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贴近,保持着对口语诗对诗歌作者所处的当下现实发言的良好传统.只是,侯马的“发言”更加纯然和自觉地保持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者的角色,不是简单地记录社会琐事,而是关注其中的人和人性,使之作为“档案”般留存在诗歌文本中.从这些人性的“档案”中,我们能够看到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残忍与执拗,也能够看到生命的温度,诗人的情怀,以及存在本身的让人动容.
不应忽视的是,侯马的诗中有着浓厚的戏谑成分.这既是口语诗的基本特点（使用戏剧化的叙述,丰富因叙事带来的平板与单调,甚至过于一本正经）,也是在面对尖利、沉重的现实时,诗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否则,诗歌可能会显得过于僵硬、缺乏弹性,更有可能,成为社会记录的稿本,而不是诗.就此而言,侯马以戏谑和调侃（自我调侃或调侃他人）的方式,在将尖锐的现实有效地转化为诗的同时,也使能够自己消受得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现实,作为一个人性的记录者,置身于现实的“中流”与潮涌,作更有效、更长久的记录,为我们留下更鲜活,更精确的“人性”档案.这样说来,这份人性“档案”是悲悯的,是在渡人,也是在渡己.[18]
阅读侯马的诗,想到他笔下的“我”,“老蔫”,“我”的“童蒙女友——小玉、翠香和蓝蓝”……；想到那个因为妻子出轨不愿回家最终却被丈夫砍杀而死的女人,那对刚上大学的惨死在树林的恋人,以及杀死他们的凶手——“与他们年纪相当的/四个打工仔”……我们不免会为这份人性的“档案”感到心悸,进而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感到深重的悲悯、乃至悲怆.某种意义上说,这份人性“档案”既让人感到不安、不适,又在有力地调动读者内在的人性之良善.也因此,这份“档案”显得更为珍贵.因为它不仅是一份简单的事件记录,更是一份人性的“备忘”,一份对人世和人性的永久的提示和召唤.这召唤来自这样一位诗人,他属于“北师大诗人群”的诗人,他记得“铁狮子坟孕育的/良知、正义、血和传承/汉语的担当”.[19]
四
根据以上,不难看出侯马这个坚决的“口语”诗人和先锋诗人,如何在表面的“口语”之下,为原本可能会“单薄”的“口语”附载意义与价值,使诗意增殖,使诗葆真.诗人通过更深地探察生活与存在的悖谬、荒诞、复杂,以拼贴、并置等手法,看似客观、冷静的叙述,终而托出一腔隐忍的衷肠.也因此,在看似“档案”式的记录中,我们感到的却是浓厚的诗性,对于“人性”和价值的执守,以及其诗所传递的人性的深度.
如此,回过头来看侯马这部诗集的名字——《大地的脚踝》,也就饶有兴味.何为脚踝？而且是“大地的脚踝”？从医学的角度看,脚踝是人身体中最脆弱、最容易受伤的部位.诗人取这个意象,又在前面加上“大地的”,似乎在以“大地的脚踝”暗示发生于大地上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人与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事、关乎人性生存的人与事,以及最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不容忽视的人和事.这一意象或说命名,与侯马之前的诗集《他手记》中的“他”一样,意涵丰富,意味深长.[20]
第三届“美丽岛－中国桂冠诗歌奖”在给侯马的授奖词中说：“侯马创造了他一个人的诗歌传统——具体而微又异质别样,幽默智性又底层关怀,犀利入神其实别有温情,野心可感但从不乏创新！”（君儿执笔）[21]诚哉此言.作为以诗性“口语”书写“人性”档案的诗人,侯马不仅以他的写作越来越鲜明地创造着他个人的传统,也为这个时代保留了一份可贵的诗歌文本和人性记录.就此来说,他的诗值得为更多的人所记取.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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