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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老少都不能读的则是《*梅》.《*梅》由《水浒传》武松杀嫂复仇引出,文字描写颇为少儿不宜,但该书在问世不久即为人称颂.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2012 年版,P652）中说：“睹数卷甚奇快……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可以说,此书大坏,且坏到了极点,因而屡遭查禁.原本明朝晚期就已流传“四大奇书”之说,分别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与《*梅》.甚至有人将《*梅》称为“四大奇书之首”.但因该书“坏人心术”,当清代《红楼梦》问世之后,《*梅》在“四大奇书”中的位置便逐渐被《红楼梦》所取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四大名著”,前三部都是明朝作品,第四部却是清朝作品,跨越两个朝代的原因.不过《红楼梦》在题材与描法上多受《*梅》影响,来自社会的关注也远高于其他三部,说到底,这是因为《*梅》的影响挥之不去.
虽然普通人将《*梅》视为一部“淫书”,但“淫者见淫,智者见智”.人人读《*梅》,并非人人读的都是淫词.扬之水先生在《物色——*梅读“物”记》一书中,品读的是琳琅满目的器物,读出的是器物背后历史的真实和绚烂,犹如器物开口讲故事.《*梅》所涉及的器物、服饰、起居、饮食、语言等等,详尽地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用作者在“后记”中的话来说,“今天看来,真好比是明代首饰的一个小型展销会.而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实物相对照,这些看似眼花缭乱的描写,辞藻之外,其实夸饰的成分并不多,且几乎都能举出与之对应的实例”.
《读“物”记》全书共分十章,通过博物馆藏品和出土文物,考述了大约40 件生活用品,其中20 余件是饰品,有网巾、簪子、梳背、头箍、纽扣、髻、花钿、耳坠、吊坠、汗巾、穿心盒,以及鞋袜、床、漆器盛具和杯、盘、碗、匙、壶等酒器.明代男子蓄发,因而不论高低贵贱,皆佩戴网巾.网巾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将头发拢住不致散乱.网巾之上,再戴以冠或帽.网巾虽然普通,但网巾圈的材质,却大有讲究,“ 或玉,或金,或银和银镀金”.男子用网巾,女子则是髻.女子出阁,需要盘髻,自然需要罩发的饰品.髻就是女子戴在发髻之上的罩子.髻有金丝、银丝之分, 髻之上又有各种金银珠宝之类的装饰； 髻之下则是花钿,作为髻的束口.当然,花钿同样也是各种金银珠宝的装饰.再比如头箍,有“销金箍”“羊皮金箍”“珠子箍”,其中又以“珠子箍”最为华贵,“饰物也并不仅限于‘珠’,而多是金银珠宝相辉映”.箍子上或是饰,或是珍珠,或是宝石,或是金镶宝.可以说,《读“物”记》通过小说所描写的各色生活物品,尤其是饰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尚和审美追求的纸醉金迷.
这种“纸醉金迷”,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有关.中晚明时期,东西方贸易路线极大拓展,白银与外来作物大量传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市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享受式”消费成为一部分人的日常需求.跟现代社会主流时尚所推崇的“极简主义”相比,当时审美上的“纸醉金迷”固然显得陋俗,但在当时恐怕是全社会公认的“荣华富贵”.虽然并非每户人家都能用上华贵的饰品,但家境殷实、有钱有闲的小康之家,并非不能拥有.中晚明的江南,这类的小康之家,不在少数.
江南的有钱有闲,抑或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我们熟知的四种古代文学体裁.我们能够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四种文学体裁的篇幅正好相应地不断拉长.其拉长的程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与物质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也与民众闲暇时间的增加成正比,而其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也日趋复杂.文学作品越写越长,不是又臭又长,而是“睹数卷甚奇快”,不仅说明作品本身吸引人,也说明读者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有空闲去阅读,去赏鉴,甚至去亲身创作.
《*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我们尚无从知晓.沈德符说：“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一“大名士”,并不见得就一定是为官一方的名士、大儒.要知道,沈德符本人就不是士人,而只是一位家境殷实、见闻广博的落第读书人.他所著的《万历野获编》虽然只是他道听途说的所谓“野史”而非严肃的“正史”,但其上自典章制度,下至山川风物,乃至文人学士的琐事逸闻都有记载,因而该书照样是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史料.同样的,《*梅》不仅仅为读者虚构了一个琳琅满目、纸醉金迷的大观园,它同时也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中晚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活动与市民生活最直接的窗口.因此,《*梅》绝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样也是一部明代社会史的史料来源.
一般认为,历史学就是考证古代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儿……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言行和功过.不过随着时代、社会和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这类近乎“英雄家谱”的史学范式越来越让人审美疲劳.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或者说关心,古代中下层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倾向于将自己在当下的生活形象、思想观念、言行举止投射到古人之上：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吃什么样的食品,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甚至是有什么样的娱乐,拜什么样的菩萨,等等.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明代商人阶层吃、穿、用的具体情形,我们在《明实录》《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这些官修的、严肃的史料中完全无法看到,但好在我们能够在明代私人笔记史料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而,仅仅依靠《万历野获编》之类的笔记史料,我们也很难勾画出当时社会的具体面貌,尤其是很难勾画出生动、绚烂的图景.私人笔记,过于粗略,只鳞片爪.只有像《*梅》这样小说,虽然小说的场景、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作者通过细腻的笔法,详尽的描写,真实的情感流露,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加以饱满地复原.其实不止《*梅》,明代许多小说,都兼有文史功能.史学工作者如果试图复原中晚明社会面貌的话,必须拓展视野,扩大史料来源.除了充分利用传统史料之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不失为一个丰富的史料宝藏.
不过基于文字对古代社会进行还原,也难以排除想象的成分.正如作者在《读“物”记》“小引”中所说：“活跃在书里且为作者控纵自如用来铺设线索、结构故事的一器一物,旧景何器何物,毕竟样态如何,似乎多未经人援引考古发现并以图证方式揭出……如是而讨论小说中‘物’的妙用,未免有些‘隔’.”是的,今人对古人文字描写的“想象式复原”,其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肯定会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引入考古学的成果,使用“二重证据法”,将文字描写和实物进行对堪.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读“物”记》中,要通过博物馆馆藏和出土文物的考据,在文字描写与实物形象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原因.通过该书,我们不再是“想象”明人生活,而是可以直接通过读“物”、读“图”来直观地领略.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是在将“解析几何”具象为“立体几何”.当然,读者能否将作者所建构出来的“立体模型”,在脑海中形成具体的形象,那就是读者自己的工作了.
时过境迁,网巾与髻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后世男子不再蓄发,自然用不着网巾.现代女子结婚,并不一定都要盘发, 髻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流行时尚的变迁,明人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曾官至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顾起元,在其编撰的《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97 年版,P293）中写道：“留都（南京）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前些年还觉得好看的,再装扮出来就无不掩口而笑了.
不过有些饰品,则是任世事变幻,总立时尚潮头,比如头箍.如今依然能见到各式各样的头箍,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学时代常见的那种简单、素色、略显塑料质感的头箍.女同学们用头箍将长发束起,露出美人额,稍加装饰,就能展现少女的清新和秀丽.记得忽有一日,班上女生似乎故意约好了一般,纷纷剪掉长发,梳起了贴于脑后的短发,令我们一干男生长吁短叹,痛惜不已.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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