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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袁伯诚老师已离开十周年.时隔十年,我也不时在思考,一个人一生可以留下什么.
作为一位学者,其学术自然是需要首先说到的.袁老师幼承庭训,蒙学私塾,垂髫熟诵《诗经》《离骚》.1950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后由山东军区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1952年调至上海警卫处做首长警卫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培养出的那一代高材生.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名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治学修身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如果得知他曾向黄药眠请教美学问题、曾由李长之指导阅读《史记》等并给老师抄写书稿且与钟敬文、启功等有过从,那么他后来一生所坚持的学术兴趣、研究领域和取得的成果都实属正常.他博览群书,厚积薄发,治学广涉中国文史哲、艺术宗教、中西文论及现代新儒学等诸领域,撰写论文上百篇,出版专著《司马光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资治通鉴胡注发微及纠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学习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学习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蛮触斋诗选》（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另外撰有《唐太宗传》《司马迁与〈史记〉》《庄子研究》《蛮触斋宗教论集》等著作.作为学者的他留下了学术史自会公允判断的研究成果.但在取得这些成果之前,他于1958年2月被打成“”,押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1961年被分配到宁夏西吉任教,1964年12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3年8个月,“保释监外监护”3年10个月,1972年5月得到平反.特殊的时代成就了一个人但无疑也摧毁了一个人,他身边的师长如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陶大镛、费孝通、钱伟长、钱端升等等都在默默承受着那场苦难,毋庸说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只是他不但从师长那里汲取了本该获得更多的知识学问,也在他们身上寻求应付人生劫难的精神信念.与治学本身比,后者可能于其一生更重要——这种精神信念可能才是支撑他蒙受冤屈、身陷“牢狱之灾”和在西北苦寒中奉献近三十年青春的精神财富之一.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于20世纪十年代的北方教育事业有奠基之功的教师,尤其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留下了一息坚韧并未曾熄灭的文脉.他谨遵师道,传道授业,言传身教,泽被一方学子.他谦逊低调,豁达自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精神凌驾于时代遭际之上,身形俯置于曾与他休戚与共的民间大众.这大众有在中国现代史上闻名的那些师长同窗,有“”后额外关照他的乡邻近知,有他悉心教导爱护的学生,有意气相投的诗墨文友,他和他们之间确切存在着大多只可意会唯有些微略可言传的关系.无论日常为人处事还是著书立言,他都不止一次强调了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不仕之心表露无疑.从那个时代的政治漩涡中重新站起来的他,唯以做好教师本职工作、教好学生、钻研学术问题为兴趣所在.“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父亲在他参军前夜留给他的这句话很可能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也把这样的气节践行了一生,并留给了学生.他曾不止一次告诫学生：如果文化环境没有足够宽容,可以不说不写但不能停止自由思考,不做物与权的奴隶,不做文化弄臣玩弄权术为政治附庸风雅,要远离文坛、政界是非,坚守文化最本质的属性.起初听他如此训诫他的学生时,我还少年踌躇,不能完全领会那其间深意,待到恍悟,已是秋风叶落,故人不再.
他是一位真正保留传统文人性情的读书人,诗酒笔墨,无不尽洒豪情.他长于古体诗创作,尤工七律,其诗骨气清朗,风流卓绝,出口成韵.其书法豪迈健硕,狂放畅达.但谁又能相信这样一位厚爱学生、性情洒脱的人曾经历过那么多命运和社会造就的磨难,或者说,正是不得不经受了时代的苦难反而更具有了对现实社会洞若观火的认知、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和对生命对自由充满悲悯的热爱,从而表现给世人的是魏晋名士一样的隐居山林、诗酒忘忧、读书教学为乐的豁达情怀？那么,他的心中,在这放达宽厚的表面,又有多少不为人察的孤愤和悲壮？多年以后,除了受赠的《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外,有两个时期我曾通读他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读书求道谋生》《读庄自白书》《丁酉之劫》《姑姑,我与圣弥爱尔天主教堂》等其他几篇宏文,这些自传性哲学思考每一篇都是一部融合了哲学、历史、政治、美学、宗教体悟和个人记忆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字里行间的深重受难感直让读者难以呼吸.关于《读〈庄〉自白书》几年前拙文《读〈庄〉散忆》专门谈论过,一直想专门撰文说说另几篇.我总觉得能让他超越现实苦难的,在形式层面是读书、求道、治学,在精神层面则除了上面说的来自师长的信念影响和中国文人士的气节,还可能就是他文字中留下的司马迁《史记》的经纬世道、点化人生,《离骚》《九章》的忠贞之质、清洁之性,老庄哲学的“逍遥”“贵柔”“贵生”“无用为人用”的达生任情.可以说,《庄子》《离骚》《史记》既是袁老师为学求道思想体系的基石,也是他化解人生危机重树治学理念的精神源泉.在时代劫难的缝隙中“奄奄一息”时,生存危机和思想危机迫使他从哲学和历史方面探索出路,残酷的现实生活使一个人不得不放弃情感的放纵和虚幻的理想而重视理性思辨和历史启迪.当社会恢复正常轨道后,他也在1978年以后先后进入固原师专（今宁夏师范学院）、青岛师专（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枣庄师范学校等高校任教几十年.随着现实艰难和命运坎坷的过去,尤其1988年回到青岛以后,生活、工作、学术研究都恢复了正常,除了心理上“无法偿还的痛苦”,又增添了“神性的萌生或复活”,这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神性救赎也许原本就存在,只是唯有在经历了不可描述的风波灾难洗礼后才会被重新认知.宗教作为善的终极关怀在尽可能化解感性理性都无法化解的心灵困境和磨难,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宗教情怀的回归使20世纪30年代居于青岛博山路天德堂附近跟随姑姑出入圣弥爱尔天主教堂的童年生活浮现于笔端.一生奉献给宗教事业的姑姑在他离开青岛前对他说：“去吧,孩子,你会重新返回人因堕落而丧失了原来的神性生命.”宛若上帝的声音,终于回到童年生活地的老人独自面对苍茫的世界,一次次回味那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悟,从而具有了容纳人生的博大和深厚的超越,把对个人痛苦、国家民族危难上升到人类痛苦、人类命运的层面,唤起人的自由自觉的终极追求和宗教生活中所体现的美的极致.2005年我曾去过圣弥爱尔教堂,这座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位于市中心的高岗上,主体是罗马式建筑风格,半圆形拱门上两座哥特式尖塔上的十字架造成某种向天国飞升的典雅圣洁.教堂由德国设计师毕娄哈依设计,据说它竣工于1934年,恰好是袁老师出生那一年.德国在19世纪末建设的宏伟而坚固的地下排水系统、山海之间与欧式建筑辉映的石头路等公共设施百年后依然完好地执行着早年殖民者设定的功能.这座西奈山式的高岗不远处,四方路海鲜市场鱼虾的味道混杂着中山路商业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袁老师,还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如我者,所有人性或神性的思考都不会为人所注意,哪怕这思考原本就是一种走出虚妄面对本真的希望,哪怕这跨越了几十年两三代人的思考既有完全不同的命题,也有某些时刻的共鸣.
记忆就像这个冬夜的雪花落在心底,默默融化,浸润着荒漠大地,记忆里一个老师的点点滴滴,多年后依然不断被人们记起.回忆和纪念意味着什么,人们从怀念里又在获得什么,许多是无法清晰界定的,但从一位师长那里可以汲取的学术路径、技艺承递、品行道德的示范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个体的历史就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我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这些年里,也会把袁老师的一生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来观照,平心说,有那么半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是主观上不愿触及的,正如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所说：“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生逢和平时代,幸免于那样的伤害,但作为一个良知、情义集于一身的研究者,没办法不感同身受,即使时隔多年,师友离去的伤痛对一个普通的怀念者来说也很难烟消云散.一个人还活在其他人的心里,与之有关的一切依然呈现在不同的文字里,留示后人,这大约也是这本书诞生的初衷.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过出版袁老师著作的想法.有了做这种事的想法就得努力获得做这种事的能力,只有自己强大,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帮助自己想帮助的人.带着终会实现的希望和义薄云天的勇气,独自背负情与义的坚守,在与世俗的抗争中试图寻找内在底线和外在规则之间的平衡点.历经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砥砺,我省视内心,与自己握手言和,与身外的世界和平共处.人生不能事事求圆满,不是所有深情都能以温暖的方式安放,不是所有事物都能达到自己力所能及心向往之的完美无憾,学会对人生晦淡部分的接纳和对不信不义的宽恕恰是对爱与自由最负责的担当,就像总有一些事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是你必须承受的命运.每当无以为继的时候,一位老师在西海固窑洞蒙辱受难的过往,其以达摩面壁看待自身苦难的精神鼓舞着我,其对庄子逍遥自在生存境界的寄托也一定程度成为自我心灵解脱的秘境.我一点一滴凿开现实的坚冰,用不为人察的温度深情热爱着所在的世界,纵有失望和艰辛,哪怕经受世事刁难,哪怕看尽冷暖沧桑,一笑而过,何必苛责,何必勉强.十年后,出版一本合格的书于我已是轻车熟路,虽然这过程无疑遭受了千锤百炼和疼痛万分,但合格绝非我的终极目标.
我后来坚信,文字有机缘运命,一本书的诞生也有.这篇文章本欲上半年就写来纪念袁老师十周年的,且想作为该主题的最后一次书写.未想耽搁至今,留给了这本书,当晁广斌兄提出出版袁老师纪念文集的想法时,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中等待的必然.晁广斌是袁老师在固原师专中文系198*的学生,继其衣钵,长期在宁夏固原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他来主持纪念文集的收集编选自然嘉善.想必广斌兄编选此文集亦非一时兴起一时之功,也定是多年思虑,机缘至此,和我一样,只是不对任何人提起而已,懂的人毋庸多言,不懂的说也无益,何况我们谁能抵抗世事的乖蹇和空无.商议选题时,“高山仰止”几个字跳出我的脑海,宛若多少年沉淀发酵整装待发似的——袁老师对宁南山区对宁夏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都无愧于此.书中收集的这些文章多数甫一发表我就阅读过,今年春天准备写《相忘江湖》时也集中阅读了一遍,这次编校出版文集作为责编又对书稿反复斟酌.我一次次反思包括自己文章在内的那些回忆文字,历经十年的沉淀有没有舛误、不合时宜或情感上的过分盈溢,力求多一点情感节制和理性思考,少一些离殇萦绕难释怀.同时也重新翻阅了袁老师的很多文章和著作,试图更多一分理解和懂得,找到这寥若晨星的智者的密旨,在高蹈的灵魂和微不及尘的肉身之间少一些分裂和迷惘.本职使然,对自己责编的很多书,通常习惯了默默奉献与承受,加之本身对文字的谦抑谨慎付诸文字公之于众的更少,有些事是责无旁贷要做的,尤其这样有特殊意义的书.多数时候我沉默寡言心骛八极,置身人群如入无人之境,而面对内心却如身临千军万马,我知道我们永远走不出记忆,也永远挣脱不了现实,生命中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比如对爱、责任的坚守.这本书的出版也是我必须要坚守的责任之一,这是我的固执,然而这世上能让我固执的事真的不多了.对于图书出版,作为编辑可以施展的空间极小,可以执行出版理念的情况也很少,但总有一些书的出版是我力克众难必须坚持执行自己想法并苛刻要求每一个环节的,《高山仰止》就是其一,这也是忠诚信义的一部分.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得学会让步,学会接受那些来自认知、理念和操作层面的差异,这也是为捍卫情义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并作出的牺牲.我从上千图片选得《清平乐·六盘山》《飞瀑流泉》《泛舟观水》等做封面图和正文背景图：愿抚高山流水独对飞瀑松涛致智者先贤,愿远去的师长亲人爱人在不为人知或尚未抵达的某个世界逍遥任世自在遨游.杨会云女士细致的工作使我的设计愿望基本得以呈现,公子小白的书名题字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贤之风,泽被后世,纪念文集亦只是雪泥鸿爪,但我们意欲呵护的是志存高远之心,守护良知之责,文化传承之任.总有人在为时代而工作,为这个国家的命运而工作,为民族的文化精神而工作,和校对文章的错字标点一样,一个拥有理性和道义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理应是校正和铆钉社会价值观的事情.虽然社会的阴暗和人性的黑洞永远客观存在,也要努力维护正常的秩序规则,坚持正确公正的善恶判断,积攒柔韧的自愈能力和自我拉扯力,遗世独立,卓尔不群.这种执着、勇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却是铸就这个国家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和稀缺资源.此一时代并不垂怜清醒思考的灵魂,并不犒赏爱得深情的人,也很难让勤勉规矩又卓绝的人获得应有的尊崇,命运和时代的合谋并不为众生网开悲悯的窄门,权谋和投机才是特定社会领域手起刀落的弄潮儿,但我们依然保留着不求回报的慈悲和善良,依然满怀希望,一个民族总有觉醒的一天,一个国家终会突破文化障碍跟上世界文明、平等、的步伐回到发展经济、科技、艺术乃至回归人性本初真美善的核心使命上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那个即将到来的自由而繁荣的国度建立包容、丰满、充满活力的文化,并把先贤为我们留下的具有生命温度的精神信念传递下去.
断送一生憔悴,只销几个黄昏,如果还有来不及说出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人生终有一别,逝者如斯,恰似《庄子·大宗师》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版工作从深秋以至初冬,是夜初雪降落,万籁俱寂,唯北湖塔影、山间弦月、平野星垂悉知士之情怀、士之心志.兹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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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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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望不相忘
1我搬入新居半个月后的周末,一早上,还在睡梦里,忽然被门铃声吵醒 我嘟哝着爬起来,贴着猫眼中看门外按门铃的人,吓一大跳,竟然是从老家赶来的老爸老妈！什么情况他们又是怎么找到地方的给二老开门,待他们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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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闪耀 百年根基”——纪念林耀基教授诞辰80周年研讨会和音乐会,于2017年5月19日在音乐学院举行 林耀基教授有着中国小提琴界的“采矿大师&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