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情的融合,本文是关于融合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融合和诗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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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综论》一书足林庚创作于80年代的一部诗歌论著集.在本书开篇的代序——《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一文中,林庚从自身情感体验为原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读诗歌的一些朦胧却又深刻的印象.在一个连唐诗都不知为何物的小孩子心中,他不可能懂得所谓唐诗的意象、格律、结构这些深奥的概念,但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足这些诗歌他能读明白,简简单单几句话说明白的道理就足比别的方式能给他留下更深的印象；甚至长大以后把这些浅显易懂、明白如话的唐诗拿起来冉读,仍能不断获得新鲜的启示.于是大家都会有一种朴素的共识,就足唐诗“好”.但是“好”在哪里,却又说不出、说不透.基于这样一种源自个人体验却又带有广泛共性的质朴初衷,于足林庚先生试图用学理的方式来论证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感受,并以此来还原唐诗本身的魅力.唐诗深入浅出的艺术造诣、充沛的精神状态、丰富的启示性都构成了林庚对唐诗的由衷热爱.本书中,他抓住了唐诗的最主要特性,回答并剖析这些基本问题.
一、诗本位的研究视角
在研究视角上看,诗本位的沦证视角使研究始终聚焦于诗歌主体之上.文学研究有若干路径,然而随着近代学科划分以及后世的学科融合、跨领域研究的兴起,很多研究者以文学为切入点,但实则是以文化、政治、历史的范畴为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唐诗综论》以诗歌主体的视角来进行观照,着力于文学白身内在规律的探索,这种切入点无疑足直接的、明确的.自古文学研究便强调“辩体”意识,辨明诗歌本体的特质性才算是直切问题要害,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回答,从这一点而言,林庚先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无疑也足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接续.对于外部因素纳入考量的相对弱化,使整本书的论证重点主次分明.林庚谈到了唐诗的语言、唐诗的格律、唐诗的特色、诗歌的原质及其新的活力,这些都是诗歌本身需要给予关注和解答的基本命题.例如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章,他选取了中国诗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原质——例如琴、笛、酒、风等等,以小见大阐释这些“原质”背后所凝聚的文化心理.先秦时期诗歌中多有“杨柳依依”这样的柳树意象,而至建安以后,逐渐被“桑”“槐”“松”“柏”等意向取代,人们对“柳”的歌咏频率逐渐降低,这样的原质变更使得“每发现一个新的原质,就等于写了一句诗的新的历史”【1】,这变迁背后所体现出的历代诗歌偏好以及其经典化过程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曾记载许洞会九诗僧,约作诗不得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2】,一代有一代诗的原质,在古叫候一个新字新词要挤进文学表现系统,得到诗人的承认,并非一件简单的事；而一个字词要演化成一个时代的原质,更要经历重重锤炼.正如杨万里所说“须经前辈取镕,乃可因承”【3】.多少位诗人每一次对这些字词的“选择”,都如点铁成金一般,最终留下的是那些最能反映叫代特征、表达共情特性的“原质”,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情感,的确是极富代表性和历史性的.而林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诗歌现象,无疑为后代学者留下了颇多启示.
林庚对唐诗的整体把握也足基于诗歌主体规律而言的.他没有仅仅以朝代的改换、历史的更迭为界限,而足关注到唐诗本身发展流变的高低起伏.毫无疑问,文学的现象与历史的背景有不可脱离的联系,但二者又不会是完全重合的曲线,历史的时代界限分明,而在此期间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却不为时间所限,在新的时空之中仍可发出回响.因此林庚选取诗歌本体为主、发散性地关照历史背景的研究方式无疑颇有见地,诗本位而非史本位的学术视角更有利于剖析诗歌本体之规律.钱钟书在《诗分唐宋》一文中也提到：“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中、盛、晚.”【4】唐行文化与宋行文化也并不足按照时段或朝代来划分,而足在于风格的区别【5】.诗歌派别本不以朝代为界,因此“唐诗”本身或许也不应局限理解为“唐代的诗歌”,而足具有“唐代精神或风貌的诗歌”,林庚正足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一点,着眼关注的足文学的“唐代”,而不仅足历史的“唐代”,以诗歌本身的变化规律为着眼点和着力点,从而提炼出唐诗独特的本质与精神,这种昂扬蓬勃的少年精神和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才是界定唐诗的内涵所在.在唐代所有的诗人之中,他特别留意李白,从本书的整体篇幅而言,“唐诗”部分专论作家的5篇当中,就有3篇关于李白（《唐代四大诗人》《诗人李白》《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他谈到李白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气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布衣宣言和少年精神,这无疑与盛唐精神足紧密契合的；朴素浅近的语言充满着丰富的独创性、想象力和极强的感染力,这恰恰又是唐诗最大的特性与成就.因此这样的关注不仅仅足从李白的诗歌成就与价值出发,同样足基于唐诗本质规律而言的一种推崇,在他看来,李白最能代表唐诗之精神,“盛唐诗歌的特色,通过李白而得到了尽情的表现”[6】,“没有李白,我们对盛唐的评价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就要减色”【7】.
二、演进史观的融合
注重文学本体性的研究方法自然会贯彻诗的演进史观,从而以历史的宏观视角进行辩证地考察.“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本身就足中国白古以来的治学路径,这也就要求我们从流动性、过程性的宏观角度,以动态的学术眼光考察研究对象传承演化的过程.林庚先生是把唐诗当作历史环节中的一环进行观照,唐之前溯源《诗经》及屈原,谈到诗歌传统之延续；唐之后涉及宋代辞赋和苏轼,阐论“以文为诗”的蜕变机制和正统文化中仍保留住的浪漫气质和青春活力,经纬交错,在立体的诗史范畴中凸显唐诗的形象,在源流的考辨中把握其历史的地位.本书虽然足文章的组合,却在“溯其起源,考其正变”学术网络中呈现出了整体性的样貌,因而具有清晰的论证脉络.林庚先生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创作的主体、方式、内容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也正足在这样的文学史观下,他才能准确的把握住每个阶段唐诗最显著的特征.例如在《略谈唐诗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他观察到白汉代至唐代赋体衰微而诗体渐兴的现象,文体的流变反映出了文学内部的演变规律,诗自此走上了历史的巅峰；绝句的登台标志着诗歌艺术上的返璞归真和语言上的真正解放,这也是唐诗走向的表现；而边塞诗作为于唐诗中所独见的一种诗歌题材,可作为唐代生气蓬勃的时代精神面貌的最好反映和佐证.
钱穆曾说过：“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观看手（掌纹）有两种看法：一是仔细地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当然用细工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足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8】以此来看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都是十分全面的：既有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纵向的审查（从屈原到唐诗到苏轼,白先秦至宋）,又有在时代背景下横向的比较（例如对比唐代四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既有与社会政治思想的联系（例如盛唐气象形成的历史原因）,又有对诗歌具体特性方面的微探（例如《说木叶》《青与绿》）.随着学术方法的不断进步演变,宏大史观解构出与其相对应的微观史观,反映在文学史观上,则凸显为时代整体样貌把握与具体个案现象聚焦的交织.在宏观上,林先生提出盛唐气象是反映盛唐时代的,这种时代性格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而存在,一种宏大气象的孕育,并非一朝一夕所成,而一个时代的消逝,也不是瞬间的一落千丈、分崩离析,而足必然存在一个消长的渐变过程,文化精神与政治之间的依附关系,更足不言而喻的,这在唐代诸多诗歌作品中都有详实的反映；在微观上,他的观察体会更是细致入微,哪怕足“青”与“绿”两个颜色的细微差别,都能被他解读出一番天地,仅是《古风》这首短短20宁的绝句,林先生看到了作者运用充沛的想象力浓缩出了农夫全年的生活,而隐藏在宁面之下的深刻的剥削问题,恰恰赋予了这首诗歌深远的意涵,而这正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这样敏锐的感悟力和洞察力,不得不说是林庚学术的高明之处.文学史上看似足细微末节的“现象”,而其背后往往潜藏着历史的症结与走向,也暗连着其他诸多因素.林庚也提到：“一切结果都蕴藏在原因之中,而我们却往往只见到结果；一切发展都包含在一个飞跃的起点上,这便是我们为之凝神的时候.”（《步出城东门》）在讲明唐诗宏观特征的基础上不废对微观问题的观察,这种研究方式不可不谓之全面,从这个意义而言,林庚先生不仅是把整个“手”纳入了研究视域,更是把每道“指纹”也看的细致真切.
三、以情载诗的研究方法 抒情一直足文学想象和实践里的重要课题之一,情感与精神正是林先生串联和把握唐诗的一条主线.他曾说,“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道路,而不足叙事的道路”【9】,因而他也尤为关注那些极富充沛情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阐释道：“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足理想和展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慷慨不平”,正是因为唐代多寒土布衣,而他们又往往充满着昂扬向上的憧憬,心中的块垒转化为恣意豪情的慷慨不平,这样丰沛的情感流露恰恰足唐代诗歌“少年精神”的体现.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篇中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言“诗必穷而后T”,正因为心中有不平,便能发而为情,鸣而为诗【10】.而唐代的寒士们又不仅仅足“怨”,他们把这种“怨”化而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即使足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即便足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足对于权贵的蔑视；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这便足“少年精神”与“盛唐气象”的本质所在．,虽然有盛世与乱世的变迁更替,但这种精神内涵足以相对稳定的形态在整个时代中一以贯之的.从初唐诗人陈子昂始,上接建安风骨,下开盛唐气象,无一不是体现这种情感精神的延续,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足逐渐内化于传统诗学之中的.林先生立足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来更多阐漫主义的创作的方法和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不得不说这是他独特的学术品格.
而林先生注重体验与品悟式的读诗方式更是他对唐诗深厚情感的最好表达.宗白华曾谈到过自己对诗的体会：“诗人底文艺,当以诗人个性中真实的精神生命为出发点,以宇宙全部的生命对象为总对象.文学的实现,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实现”【11】,在宗白华看来,与“诗”相关联的概念包括属于形式表现的“文字”和物质以外的“精神生命”,以及诗人的“心灵”和诗的“意境”,品诗注重对个人体验的观照,在这一点上,林庚和宗白华高见相似.林先生多次谈及自己对于诗歌由衷的热爱,“我先足诗人,后足教授”的定位也充分说明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感性化特点.北大教授葛晓音也曾以“诗性与理件的完美结合”来概括林庚的学术道路,他是站在诗人的独特视角上来论诗谈诗,对于个人“体验”的注重,足把文学回归于生活的十壤之中,凼而能更好地感受文学真正的生命力.架空文学来谈文学,相当于剥离、割裂了文学的情感属性,而陷入了空洞抽象的白我解说的泥沼.诗歌原本来白于诗人的生活体验,自古论诗便强调体悟之重要性,“学诗浑似学参禅”【12】正是强调体悟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若丢弃掉新鲜敏锐的感受力,我们也无法体会诗歌最独特鲜活的部分.林先生读诗足把“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拉近,把源于自身的最真切鲜活的感受带入诗歌的宁句之中,试图以“我之情”契合“诗之情”,从而达到“我心”与“物境”之重合.例如他在《青青河畔草》中这样分析“青青河畔草,郁郁同中柳”两句：“青草的寂寞,它遥远而寂寞,那正足一个深思隐藏在郁郁同中的热闹之下,郁郁中包含着一个寂寞,寂寞中又化为一个从容的世界,这是一个矛盾,又是一个谐和.”【13】看似平常的意象之中往往暗含着巨大的诗歌张力,这也恰是唐诗朴实易懂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无穷意旨所在,林先生正足用体悟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诗歌的魅力.在《春晚绿野秀》中他写道：“暮色的安详与辽阔,虽然带有苍茫的感觉,却被一个春宁点染得年轻起来.”【14】在《谈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又说：“青山、绿树、村落,那么水融地打成一片,那城郭就只好若有若无地默默靠在一边,这真是冉亲切也没有的一幅图画.”【15】所有的诗句经他笔下一点化,仿佛都具有生命般鲜活了起来.林先生反复强调“诗歌的语言,是艺术的语言、诗化的语言、精练的语言,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进行提炼,既不能脱离生活语言,又要超越生活语言”【16】,这也正足以情载诗的最好阐释.
盛唐的时代终究足离我们远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仍可绵延千古.宗白华先生抗战时期潜存于论事之间的百般感慨,“要研寻中国艺术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而这是“民族文化底白省丁作”【17】,从这个意义而言,林庚先生接续这远音,承载了民族文化工作者的一份历史责任,这种治学之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注释：
[1][6][7][13][14][15]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p254 p205 p158 p171 p320 p333 p344
[2]欧阳修司马光《六一诗话温会续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p32
[3]杨万里《诚斋集·答卢谊伯书》擒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巷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三集部巷六十六
[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p3
[5]傅乐成汉唐史论集[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9月初版,p339-382
[8]钱穆著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6年,第三十一篇
[9]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M]《林庚诗丈集》第7巷,
[10]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p134-153
[11]宗白华《新文学底源泉》(1920),《宗白华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巷1,页182 183
[12]吴思道《学诗》收录于魏庆之《诗人玉屑》巷一上海：扫叶山房发行民国11年
[16]曾华锋林庚：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中国研究生》2003年第1期
[17]宗白华《艺术境界之诞生》（增订稿）,收录于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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