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诞生记,该文是高新技术硕士毕业论文范文跟杨凌和农业高新技术和诞生记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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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肯定了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指出到2025年,国家将再建一批示范区.这就表明,作为重要的助推器,示范区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布局中,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2015年前,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还只有陕西杨凌一家,在改革开放伟大历程中诞生和发展的杨凌示范区,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参与了杨凌示范区筹建、创办和初步发展相关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背景中,示范区诞生的一幕幕重要片段,总时时浮现在眼前.
由于农业科教单位和科教人员聚集度极高,加之多年来对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多方面重要贡献,杨凌很早就被称为中国的“农科城”.
改革开放像一江春水,让全国各地处处焕发出无限生机,杨凌各科教单位也出现许多新气象.但由于地处关中农村小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本来就同城市有较大差距,随着沿海发展步伐大大加快,杨凌被拉下的距离越来越大.加之人事管理制度不断放开,各科教单位逐渐出现人才出走潮.虽然省委省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这一趋势仍难明显改变.一些科教单位迫于无奈,先后做出撤离杨凌,逐步向附近城市搬迁的安排.
国家长期布局建设的杨凌农科教基地,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
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一些媒体记者也把目光投向杨凌,新华社1996年5月29日的《国内动态清样》,刊发了该社记者王春生、王世焕关于杨凌现状的调查报告《三制不理顺,“杨陵”难生存》.报告认为,杨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建制、体制和机制不顺”,这个问题不解决,“再过几年,这里的农业科技优势将丧失殆尽,‘农科城’将不复存在.”
报告很快引起高层重视,国务委员陈俊生、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分别作出重要批示,程安东省长立即批请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光强研究提出落实意见.
到1996年下半年,陕西省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西安开幕.8月28日,出席开幕式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接受程安东省长建议,临时改变行程,去杨凌农科城进行考察.在对杨凌主要科教单位进行考察并在西安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后,李岚清指出,“中国的农业将来要发展,一是靠西北,二是靠东北.其他地方有潜力,不如你们这么大.西北只要把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水的问题解决好,农业就会有大发展”.针对杨凌问题,他表示,“如果我们在中国办一个农业、科研、教学的综合体系,还要加上开放,哪怕成立一个小市,把后勤服务工作承担起来,不要每个单位自己办社会.如果省里对这件事有意,我倒愿意推动.”
之后,省政府经初步调研,形成了《关于在陕西杨凌建设国家农科教试验区的建议方案》.10月31日,程安东省长、张光强副秘书长赴京向李岚清汇报.
在听完汇报后李岚清说,“8月份去陕西时曾谈过建一个小市的设想,回来同贵鲜、宋健同志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建一个市,机构一大堆,矛盾也很多.看来还得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路子.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要解决产学研结合的问题,在你们这里搞成一个教育、科研和产业开发结合起来的试验区”.
走开发区路子,建设农业教育、科研和产业开发相结合的综合体系.杨凌问题第一次成为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的话题,领导们指出的方向清晰而明确.
11月7日,程安东省长亲自召开会议,安排组成由张光强牵头,、教育厅和科技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调研小组,并立即前往杨凌作深度调研.
12月30日,调研组提交的《国家级杨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实施方案》经省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由于杨凌十个农业科教单位分属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科院和陕西省管理,解决杨凌问题必须进行省部协商.为方便和有关部委沟通协商,会议决定,由副省长范肖梅牵头负责杨凌问题.
在重大机遇面前,抢抓机遇的人事安排至关重要.
1997年1月到3月,“杨凌”成了中南海的“热词”.
1月12日—16日,范肖梅、张光强等赶赴北京,先后同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科院的领导及主管司局负责同志,就杨凌科教体制改革和建设开发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元月29日,范肖梅打破常规,直接给李岚清写信汇报,鉴于杨凌科教单位联合共建涉及三部一院一省,建议由国务院牵头协调.
2月6日,李岚清批示：“请国务院秘书四局帮助协调.”
2月14日,国务院通知陕西,2月25日在京召开协调会议,由陕西提出初步方案,作为讨论基础.
25日—27日,范肖梅、张光强带领调研小组再次赴京,分别同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务院特区办有关负责同志交换意见,争取支持.
2月28日,国务院秘书四局副局长袁隐主持召开协调会议,专题研究杨凌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确定,设立杨凌开发区问题由陕西抓紧按程序向国务院报文；科教单位联合共建问题,请与会各部门按会议讨论情况认真研究后,尽快向国办秘书四局反馈意见.
3月5日,李鹏总理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陕西代表团讨论,在听取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陆帼一关于农科城情况汇报后表示,对于这样一个成规模的农科教基地,国家要下决心给予扶持.要从政策上、投入上给予支持.
3月6日,李岚清同在京参会的程安东就杨凌问题交换意见,告知陕西,李鹏总理同意开发区的思路,考虑到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以及产业化的特点,确定杨凌开发区名称为“示范区”.
3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姜春云,国务委员宋健共同主持会议,专题研究杨凌农科教基地建设有关问题.确定在杨凌设立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明确了示范区的管理体制、范围、研究和开发建设重点,以及投资渠道等重大问题.
3月12日,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议,研究了杨凌问题.除决定杨凌示范区成立,明确示范区范围外,会议还确定,科教单位共建联合问题暂不考虑；财政为示范区划拨部分开办经费.
支持陕西先把示范区建设尽快启动起来,就是总理办公会议的明确指令.
从国务院决定建立示范区,到成立大会前,范肖梅、张光强除紧张推动各项筹备工作外,还先后带领调研人员去沿海学习开发区建设经验,两次赴京争取有关部委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不断完善开发建设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
需要特别说明示范区名称中“杨陵”到“杨凌”的变化.
3月22日,范肖梅和张光强研究工作时考虑,为便于招商引资,杨陵示范区名称中的“陵”字应变更为“凌”字.随即一方面安排专家论证,一方面派员去省民政厅了解有关政策.
专家论证交给了西北农大李靖副校长.李靖很快组织对语言文字深有研究的张波、周尧、刘光华、张文实、张岳、魏正果等专家连夜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凌”字有“壮志凌云”、“奋发腾飞”之意,对示范区更为合适.省民政厅的消息则是,示范区名称中使用“凌”字,政策上无障碍.
鉴于专家和政府主管部门都持支持态度,3月25日,范肖梅、张光强研究确定,示范区今后对外宣传,一律将名称中的“陵”改为“凌”字,杨陵区的名称不作变动.后经逐级报批,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都按“杨凌”规范了示范区的名称.
1997年7月29日,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陕西杨凌正式宣布成立.李岚清副总理和国务院等国家16个部门,陕西省各大班子以及各市和省级有关部门,杨凌示范区各科教单位领导、专家和各方面代表,陕西科技、教育、企业界代表共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宣读的、李鹏、李岚清、姜春云、宋健、陈俊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示范区的题词,反映了国家对示范区使命与任务的定位,指明了示范区开发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在国家停止审批开发区的情况下,破例在杨凌建设开发区性质的国家级示范区,破例给予2亿元经费支持,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题词,国务院副总理率十多个部委领导出席成立大会,杨凌示范区的问世绝对空前惊艳.这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特别是对西北农业振兴发展的极大重视,对曾经为我国农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杨凌农科教人员的特殊信任,也饱含着对新成立的杨凌示范区、对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热切期待.
杨凌示范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南海绘制的加快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宏图,在陕西杨凌徐徐展开.
杨凌问题历来与体制不顺,农业科教优势难以发挥分不开.李岚清第一次视察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在杨凌建设一个农业教育、科研和产业开发相结合的综合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示范区成立意味着杨凌问题只解决了一半.
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科教单位联合共建暂不考虑,主要也是因为各相关部委、杨凌各单位对联合共建意见不一,尽快启动示范区建设,尽快改变环境条件却是大家的高度共识.
联合共建的问题并非要永远搁置.
示范区成立大会之前的1997年7月13日,国务院《关于建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其实施方案的批复》中就指出,要“结合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内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同年12月8日,刚刚履新的陕西省委书记与省长程安东,副省长兼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范肖梅,省政府副秘书长、示范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光强等,赴京向李岚清汇报示范区建设情况,李岚清肯定示范区工作的同时强调,“要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办法就是上面搞共建,下面搞联合、调整、合并”“总之不能分散力量,不能搞重复建设”.
1998年7月6日,李岚清在京约见已转任省委副书记的范肖梅和副省长陈宗兴,再次提出由和地方在杨凌共建科研教学型高水平大学的问题.
这次重要约见,就把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杨凌发展的工作重心,再一次引向科教体制改革.
杨凌科教体制改革的突出矛盾在于,学校和科研院所合并后归谁管理？陕西和其他部委都希望教育部管,但教育部却从无此先例；按当时高校体制改革基本模式,和地方单位合并后多交地方管理,但陕西财政困难,杨凌各单位和省政府都无法接受合并后移交陕西；还有“谁与谁合？”“合并后主要领导怎样产生？”“对实施改革能给哪些支持和倾斜？” 等等.可以说,改革涉及的矛盾极多且极具特殊性、挑战性.矛盾多,自然困难就多；矛盾特殊,解决起来就必须实现突破.
从1998年7月到1999年9月,陕西省、各相关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为解决杨凌科教体制改革诸多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范肖梅、陈宗兴、张光强13次赴京汇报,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程安东四次参加有关协调会议；中组部、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或联、或单独,先后6次到陕西、到杨凌考察调研；国务院6次召开会议进行协调；李岚清副总理多次就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批示.
到1999年9月5日,《国务院关于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复函》印发,杨凌科教单位整合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所涉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全面而圆满的解决.
范肖梅后来谈起筹建工作为大学创造的条件时说,一是学校归教育部主管,二是书记校长成为中管干部,三是省部及部部共建,四是省管的1815人上交部委管理,五是正常经费上浮15%后上划,六是6亿元启动费落实.这六大问题在高教体制改革中都突破了先例,可以说国家能给学校创造的条件都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这个归纳十分精准而全面.
试想,杨凌的科教单位若不实施整合并由教育部主管,书记和校长不成为中管干部,怎么可能很快进入国内大学第一方阵？“211工程”“985工程”“973计划”等等光环怎么会与杨凌有缘？如果没有6亿元启动经费,新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又怎能那么快面貌变、人心聚？
1999年9月11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成立,9月17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挂牌,既标志着杨凌科教体制改革进入全新阶段,也标志着杨凌示范区开发建设插上了更加强有力的科教翅膀.
当我们欣喜于国家肯定杨凌对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事业的开拓创新贡献时,当我们欣喜于杨凌科教单位的示范推广基地和成果遍布干旱半干旱地区各个省份时,我们怎能忘记当年的决策者和创业者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炽烈情怀、宽广视野和孜孜以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着精神.
杨凌示范区的诞生已经成为20多年前的往事,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力量,却早已汇入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成为助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吕明凯：1996年至1999年在省政府工作,参与了杨凌示范区筹建和杨凌科教体制改革的有关具体工作,后曾任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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