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蠡测 林 岗：也说揾食兼谈岭南精神,该文是关于学海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蠡测和兼谈和揾食兼谈类论文范本.
学海论文参考文献：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其后师从饶艽子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 980年大学毕业后迄今,工作分为三段.第一个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第二个十年在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重回母校中文系任教至今.任教的专业单一而治学的兴趣“驳杂”.先后出版的著作有《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两著均与刘再复合写；还有《边缘解读》《明清小说评点研究》《口述与案头》等.除了在专业期刊发表文学论文外,也简中笔涉历史,如在《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先后发表《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征服与绥靖》等.
大约是2010年,刘心武兄过岭南来.朋友设宴洗尘,我们多年未见之后相逢,酒过三巡,谈兴大发,不知怎的话题转到岭南文化.他与我当席立约,各取一个最能表示岭南风土文化的词,即席说出.他喊完一、二、三,我们两人冲口而出,居然不约而同说出同一个词：——“揾食”.满席一众大笑不已.事情如此这般凑巧,尽管过去多年,还是未能忘怀.正用得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老话.而他比我更英雄,我本粤人,明白这个词难以言表的粤味,本不奇怪.心武兄是地地道道的京城人,怎地对岭南风土也有如此体贴入微的省察？大概只得将之归结为小说家对世态人情的敏感了.当然此是后话.
一
中国之大,政治高度统一而各地民情风土又相差甚大.于是地域风土既是见广多闻之士写之不尽的笔下题材,也成为寻常百姓口中的谈资.前者见之于宋人以来的野闻笔记,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屈大均《广东新语》之类.这种由古至今相传不息的风气近十数年来竟然又影响到各地父母官施政的努力,他们每每致力于提炼各自管治地域的地方精神,将之凝练成几个朗朗上口的词组.既用于广告宣传,招徕宾客,又用于自家励志,鼓舞子民.其用心良苦,不说也能明白.例如,我所生活昀粤地,就先后有过两种大同小异的地方精神的提炼.较早的一组是“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较晚的一组新提炼改成了古代汉语句子,是为“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坊间流传京城也曾发布京版“北京精神”,八个醒目的大字：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些苦心孤诣所得来的归纳,作为统率子民,使百姓人民日新其德,提出要求也好,表达愿望也好,都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作为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则最大的问题是不在点子上.锤落鼓响,但若落点不对,则荒腔走板.这种以行政方式追求的地域精神的“提炼”,由于路径问题,不免荒腔走板.
地域的精神或文化,它存在于该地域的民俗风土和方言之中,换句话说,民俗和方言是表达一处地域的文化和精神的最凝聚的形式.这些形式是历经当地人民生活漫长累积,淘汰而沉淀下来的,成为地域文化托身之所在.但是地域生活作为一个局部,又与更大的整体——国家生活相连.国家生活又有与广大地域相通的更为普遍的表达形式.于是一定的地域生活其实是一个层级结构,有上层,也有下层.与更广大地域相通更为普遍的生活形式当然是它的上层,而民俗和方言是它的下层.然而,上层和下层绝对不是阻隔不通的,而是互通相连的.这种上下既有区隔又有息息相通的特征在语言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日常生活里我们使用普通话,又使用方言,端看场合的差异.普通话与方言不同,但两者分享共同的词库,词库的重叠率超过八成,几乎一样的语法规则.词库里词的相同率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量的不同.实际上,不少方言语汇原先局促一隅,后来突破局限,流传跃出方言区而成为普通话.例如“买单” “打的”,原来是粤方言词汇,由于南来北往,经济传播,使用的人多了,也就进入普通话的词库.
由于地域生活的层级结构特征,通行于上层的形式很难用来表达通行于下层的生活内容.不是说两者绝对不能传递,而是传递过程一定会丢失下层生活内容最实质的部分.一旦失去了神韵,而剩下的仅仅就是躯壳了.例如, “敢为人先,务实进取”,作为一种进取精神的形容,要说为广东人独有,那非粤人定当不以为然. “敢为人先”,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行于战国时代,其时岭南尚未归人中原,尚是草莽榛丛,刀耕火种的年代,中原之敢为人先何独让于岭南？经世致用,自古已然,李泽厚将这个中国文明的传统总结为“实用理性”精神.显然,就讲求“实用”这一点而言,这是儒家文明孕育的普遍性品格,不能独归于广东人的特殊品格.应该说儒家文明都能浸润出务实的精神,不独粤人为然. “务实”是普遍性的归纳,这词汇本身已经超越了一个局限地域的表达形式而上升到全儒家文明所涵盖的普遍范围.岭南有岭南的“务实”,岭北乃至其他地域有岭北乃至其他地域的“务实”,各地域不同的“务实”是以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取宋儒的说法, “月印万川,同是一月”.若要取不同川的月,仍需要到各川去观天上月印在具体河川的月.要是以说天上月代替说具体河川之月,固然不能说全错,但显然不是这个路径.至于厚德、诚信、敏行更被当成中华民族的美德, “广东精神”是这样,全国精神也是如此.要是硬说是“广东精神”,也没有大错,但取一个华夏天地无不如此的概念去形容一个地域的品格精神,虽然不是张冠李戴,但至少也是剪裁失当,麻秆身材穿戴了胖子的衣裳.
二
中国地域生活的层级结构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鄙意以为也是中国国情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行政管治的基本框架是层级式的.由下至上,下层对上层负责,逐层上递,统归于集权；由上至下,上层对下层发号施令,逐层下递监管,令行禁止,是为制.这种层级管治的独有框架和模式,也投射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通行的表达形式与限于地域一隅的表达形式共存一体,相互渗透又互有区别.以语言为例,古有行于官场的官话,又有行于地域一隅的方言；书写语文有通行于全国的文言,又有带上各地方言特征的白话；如今既有普通话,但一样也存在方言.记得去年在香港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一位老外教授.席间谈到粤语,我用了Cantonese dialect一词.他乌上纠正我说, “It´s not a dialect,it´s a language.”我无心恋战,就避开话题了.我以为,标准不同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关于什么是一种“语言”,西方人将语音的差异放在首位,而我们不是.于是我们有“方言”的概念,它将语音放在次要的位置,而视语法和词汇为更优先的定义语言的做法.这是西洋人在他们定义语言的框架内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与之辩白,多半会浪费口舌.近代西方欧美国家演变出民族国家以来,从无面对行政管治和文化形态的层级现象的经验.他们定义一定的行政架构,端视“选民”为准,同样定义一个语言端视其语音为准.这种上下一体的国家架构和文化形态,宜其不能理解将粤语看作方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的文化理路.
在东亚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百姓族群的生活都始于一个大小不等的局限地域,然后产生相互沟通、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联合一起组建一定地域共同体的诉求,由此而推动层级架构现象的出现.而地域共同体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们诉求联合起来的那个愿望的大小.从历史趋势看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实现更大程度联合的愿望增长,这个共同体的规模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至于令天中国超大国家的规模.随着地域联合趋势的加强,地域文化由原来分隔独处的自足状态,逐渐沉淀下来.这些沉淀下来的地域文化,毫无疑问还在原来的地域活跃着,但是在其之上则覆盖着一层共同分享的更上层的文化.正是由于地域之间的互动而创生出来的能共同分享的更高一层的文化的存在,才将分处各地的地域文化带到更广大的华夏天地的空间.还是以语言为例,几乎完全脱离语音而毫无地域特征的书写语文——文言文的出现,就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鄙意一直以为,现代语言学家提供的答案,是不无可商之处的.语言学家认定的理由是任何书写体系都是记录语音的,就像文字也是记录语音一样.文言文当初也是记录语音,换言之,它就是当初的白话,只不过由于时间流逝,后人已经不能熟习当初古人的语音,不看文字而只以今天的语音读之,便不能辨别其当初记录语音的文字的意思了.简单地说,先秦两汉魏晋六朝乃至唐宋典籍所记录下来,我们今天称为文言文的东西,就是当初古人的白话.这个解释在语言学上是自足的,但却强烈违背我们对古代生活的常识感觉.
其实文字体系记录口头发音是一回事儿,书写体系是否遵循口头语言又是另一事回儿.如果文字不是记录口头发音的,那固然就是结绳记事一类的特殊符号而不是文字了.文字一定是与音的,但文字与文字组合成句而成为连串发音却不一定要遵循口头语言发音的次序.它完全可以经由人为的努力,将写音的文字组织成原本靠“耳食”变而为靠“目寓”的书写语言.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发展得最为登峰造极,其结果就是文言文.任何一篇文言文章,每一个字都能读出音,但它又在词句组织上很大程度脱离了口头语句的惯例以至有的难以听懂,有的根本听不懂,只能靠默读而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这个表意体系完全超脱了语言声音的那一面,或者说它可以用各种发音上相互不通的口语语音表达出来.于是它就跨越了“方音”的局限而能传播到这个文字体系所能达到的边缘.我有理由相信,汉语的表意体系它脱离口头语句——词汇和语法的惯例而成就一种仅供案头阅读的文言体系的倾向,是几乎与文字的发明同时出现的.换言之,文言和白话的分化,绝不是宋明之后的近晚文化演变现象,它甚至在文字初现的时代——甲骨文的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推动这种文化演变的力量与推动政治上跨越地域限制的力量其实是同一股力量,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为实现更大联合而组成共同体的驱动力.文言作为书写体系,其跨越时空的出色能力在至今人类文明的表意体系中肖无出其右.这不是汉语演变的自然倾向,而是有意识的文化自觉的结果.
这样表意体系就存在二重空间.一是地域性的,一是全国性的.它们的存在能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如果你的活动天地仅仅限于地域,所需要的交流仅仅限于百姓日用,那使用方言口语就能满足需要.如果跨出原来的地域,要立身出世走仕途,进到更大的天地里,那就要入塾读圣人书,学习文言八股,日后即使遇到谈吐不通之人,亦可与之“手谈”.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通行的表意系统是普遍性、全国性的,而地域性的表意系统才是特定地方的.后者的代表当然就是方言及其口语.而用通行的表意系统来表征地域文化精神,显然是不得要领的.要表达地域文化精神非深入到它的方言民俗不可,舍此没有第二条途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言文合一,新式白话取代了原来文言的地位,但是作为书面语,它同样存在脱离地域方言表意的问题,它对地域文化精神的表征,同样不是天然自足的.而我在本文的开头拈出“搵食”一词来谈论岭南文化的原因正在此处.
三、
“搵食”之搵,《说文解字》训“没也”,即按物入水中之意.段注： “没者,湛也.谓湛浸于中也.”如“搵染”,浸染之意.按物入水,要反复进行,这就产生了后来拭擦的意思.如《康熙字典》训的就是此解,谓“手擦物貌”,搵就是擦的意思.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王安石《谒金门·春又老》： “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搵了.”但是,拭擦意思之“搵”并非粤语搵食之“搵”,它们同字而异意.粤方言所说搵食之“搵”,是谋求、寻找、搜罗的意思.拭擦之“搵”,粤语也有,读若“敏”.普通话“擦屁股”,粤语谓之“敏屎”.如此说来,粤语的wanj-sek2,写作“搵食”,居然是用了一个别字.前人据音取字的时候,借来一个本意为拭擦的字别表搜求之意.因为大错铸成,已经登诸字典,本文只好将错就错,将粤语wan3i sek2写作“搵食”.读者诸君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好.
粤人说“搵食”,传递出来最微妙的是不唱高调,回归生存的本来面目的意味.这个词在粤方言中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的底色,由粤语所熏习的粤人简直就是天然俱足的“唯物主义者”.在不唱高调,直指本来面目的意义上, “搵食”与务实的意思又相通.但若说务实,毕竟还间接承认务虚,虚实相间.而“搵食”一词的精妙则在于粤人视各行各业,百工千技,无非就是“搵食”的方式之一.人昀本来面目就是求生求存,一死百了.故有生之时所做的一切,其归根结底都是“搵食”.务实固然是搵食,即务虚亦是搵食之一途.鲁迅有一段极具文学修辞色彩的话,可视作对粤人“搵食”价值观的绝妙诠释：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讲得悲壮,因为时值五四； “搵食”则朴素,因为是指日常生活.但两者的价值观是相通的,皆以求生求存为人生的第一并唯一的要义.知青三年,我都住在彬叔的家里.他就是一个最不唱高调的朴实农人.他的口头禅, “毋物质,讲乜嚼（什么）都唔灵.”每当他去公社或县里,听过领导作“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报告,回来都会嘟囔他的口头禅.而他口中的物质,其实就是指食物.而孩子不听话,不争气,他就会告诫我： “你睇,手中毋米叫鸡都唔来.”粤人相信那个归根结底的真理：能食落肚的才是真的,其他免谈.
社会分工日渐复杂,产业链、技术链、职业链,甚至思想链越伸越长,颇近乎“乱花渐欲迷人眼”,使最初原本的那一点不容易被看到,而链条末端五颜六色的幻象逐渐代替了真实,或祓人有心无心视作真实. “搵食”一词传递的信息,首先是返璞归真,其次是当头棒喝,颇使人不易被链条末端的幻象迷失.胼手胝足,固然是“搵食”,治人劳心,无非也是“搵食”；倚门卖笑是“搵食”,粉墨登场也是“搵食”；斗鸡走狗是“搵食”,运筹帷幄也是“搵食”；高谈阔论,喋喋不休是“搵食”,正襟危坐,口含天宪也是“搵食”.不同之处则由于人间百工千种,各施各法而已.由此看来,讲什么“软实力”,讲什么“话语权”,讲什么政治口水,其实都是“搵食”.粤语有个草根而粗旷的表达法,将“做嚼” （工作）看成搵食.我与朋友多年久无音讯,而忽然谋面,就曾被问过：“听讲你依嘎（现在）去阻（了）北京搵食？”被人一问,顿感错愕.心想,我为人师表,工作体面,如何就是“搵食”？但用心再想,此问并无大过.本人虽治学,然治学最终亦无非谋生而已,何尝不是“搵食”？记得知青年代,有一位穷苦出身的老贫农叫作王九奴,那时已经年近耄耋,曾被县委公社领导请出来,给我们知青现身说法, “忆苦思甜”.王老汉擅长背语录,跳忠字舞.为此而远近闻名,贫苦农民而天生这样的“绝技”,使他得以暂时脱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出没于公社、县召开的讲用会上.那时我年轻．涉世未深,凡是王老汉现身的场合,虽敢怒不敢言,也偶做小动作,捉弄他.如一起吃大锅饭的时候,合谋将肥猪肉夹到他碗里,由另知青口念“最高指示”日“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使他不能拒绝.如今想来,甚为无礼.有时劳作休息之余,与乡亲提起王九奴闹出的笑话,老乡多是轻蔑鄙视的口气.盖农民应该老实种田,开会是干部的事情.但是老乡对王九奴的所做反比我大度.他们以为, “老鼠各有米路,王九奴无非搵啖（一口）食.”言外之意,虽然他不务正业,但为了吃口饭,也情有可原.万事都归结为“搵食”,此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粤人那里根深蒂固.所以对于那些层层包装,是政治口水也好,是花言巧语的骗术也好,粤人大多能辨而识之,但又认为是“搵食”之一途而不忍过多责备.
直指本来面目,万事归结为“搵食”的世界观好像欠缺高远的理想没有灵魂的高贵,尤其与柏拉图关于“人的城邦”和“猪的城邦”的划分两相对照,更能显出区别.柏拉图以为人是高贵的,其高贵在于有灵魂；猪则没有灵魂,所以不高贵.要是追问一句,灵魂表现在哪儿呢？哲学家则肯定答道,灵魂在于追求理念,追求知识和正义.要是再追问,谁追求理念,追求知识和正义呢？答案不言而喻,正是哲学家自己.所以哲学家无论中外,都爱讲“人禽之别”,人禽无别就没有哲学.孟子大骂杨朱和墨子“无君无父,是为龠兽也”.常谓“人禽之别”是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哲学的第一原理.看来,推求“人禽之别”对哲学家和哲学来说是必要的.就算禽兽无意中被贬低了,也无可如何.哲学家之所以贬低禽兽,也是为了建立人类自身的*守则和引导人生向上.哲学家的努力无非就是借禽兽来说人自身.不过,说得多了,人被哲学家抬得高了,人也容易忘乎所以,飘飘然若仙,忘记了自己原来其实也是动物之一,并不生活在云端,也不永生.在生物的意义上,求食求生,人与禽兽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古希腊的哲人多犯有拔高哲学,拔高人的毛病.例如主张不经思考的人生就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人而能思考固然是好,但若由此而连带视作高人一等的理由,那就大大的狭隘了.殊不知它的反题同样也是有道理的：经过思考的人生是过不下去的.眼不容尘,怎地生活于混沌的世间？古人尚且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
四、
每想起“搵食”一词,眼前就浮现校园散步所遇见的猫狗.也不知是家养的,还是流浪的,趁着夜色朦胧,一副求食不易的样子,东闻闻,西嗅嗅,奔窜于各处草丛和垃圾堆,凡有食的地方都手到口到.人来了,就机警地闪过一旁.人一走,又手脚并用翻扒人所丢弃的垃圾.猫狗,生灵也,而为了求食求生用功一而至于此,我不知道粤人先民当初造词形容自己求食求生的时候,是不是受到生物世界这种“奋斗精神”的启发,造出了“搵食”一词.如果不是,亦当相差不远.因为这个词太合适形容猫狗之类的生灵求食求生了,简直比形容人还贴切.这个词将人贬低到禽兽的水准,或者说将禽兽抬升到人的水准.总之,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于是人和动物就在求食求生的根本义上平起平坐了,彼此平等.求生之不易,根本在于所食不知在何处,而必须四处搜求,四处去“搵”；必须用尽气力,千方百计去“搵”.粤人常用手停口停来形容搵食艰难. “搵”这个词,写出了求食的艰辛,写出了求食的悲壮.而求食的艰辛和求食的悲壮,我猜是先民从对动物的观察、同情和感悟中得来的,所以它会透着万物平等的气质.
岭外人即粤人所说的“捞松”来到岭南,几乎都觉得此地包容而不排外,并甚为乐意在此落地生根.粤地兼容并包,容易得到初来乍到者的好感,与其说根源于理性的宽容觉悟,不如说根源于“搵食”透露出来的万物平等精神.儒家讲有容乃大,这显然是中原理性的表现.因为要逐鹿中原,壮大自家的队伍,若不容人,既有的山寨不稳,更遑论取人家社稷玉帛.即使不是一路人,凡有可利用之处,即不认同也要强忍.古有刘邦之侍韩信,取了天下, “狡兔死”之后,再“烹走狗”不迟；今有林彪将军念念不忘“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容”是为了“大”, “大”了之后,也无所谓有容无容.即使有,也可以放在一边,束之高阁.中原文化之有容乃大,是藏了一层冷静的理性计算的.而岭南本来荒蛮烟瘴之地,草莽不起,毫无帝王气象,根本没有“大”的问题.放之不生,先天就缺乏“有容”的必要,而居然也被誉为有兼容并包的美德,则必然另有因由.鄙意“搵食”所透露的万物平等精神便是其因由.天下熙攘,皆为搵食而来.不认为自己比之他人有更崇高的生活目的,自然也就不认为他人比自己有居心叵测之处.目的都是搵食,于是不妨各搵各食,如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粤地民风,不阻他人财路.无论得之正与不正,多不闻不问.挡他人财路,无论是小肚鸡肠,还是凛然告发,皆被视为不齿的损德.都是因为这种包容,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鲜少出慷慨悲歌之士.而太平富足之时,则多苟且嘻哈之人.粤俗兼容,是一种自发的民性,而培育滋润此种民性的,就是“搵食”透出的万物平等的价值观.
人与人相处得好,全在于相通之处的多少.相通之处越多,相处起来就越容易.这个浅显的道理说出一个秘密,相处之道在于寻与人能相通的晟大公约数.那么,相通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孔夫子说, “食色,性也.”食色两事,是天下人的通性.粤语讲“搵食”,未有讲“搵色”.而搵色之意的粤语是“勾女”或“勾佬”,语义颇为不屑,远未如“搵食”那么正面.其义或与圣人有所不同,将食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故粤地有餐馆取名为“食为先”.先于什么呢？当然是先于色.色虽不是可有可无,但食则更有紧迫性.君子可以一日无色,但不可以一日无食.如此说来, “搵食”又体现粤人对食的通约性和重要性的认知,它与中原儒家微有差异.所搵者仅及于食而不及于色,更遑论其他精神|生的诉求.盖粤人深知,人无不食,人因食而相通相聚,因食而呼朋引类,粤俗之兼容,其道理或在于此.
当然,食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也是粤地开发史的自然结果.南粤之地,八成丘陵,珠三角冲积平原仅占二成.就是这不大的冲积平原,也面临水旱台风的威胁,历史上它并非如同江南一样,是鱼米之乡.生活在粤地自然条件最好的珠三角,在无水旱风灾之年仅够温饱而已.一有天灾人祸,即要流离失所,四处乞食.所以近代漂洋过海, “卖猪仔”到北美,人多来自珠三角及临近地区.就算建国后大修农田水利,也难做到旱涝保收.我的知青时代,某年晚稻收咸,恰遇台风,低地埔田全部倒伏浸泡失收,占了收成的半数,村民伏地痛哭之状,还历历在目.粤地之变富裕,是近代贸易、纺织等兴起之后的结果,并非原来如此.北人南来,常惊愕此地食风如此之未开化.凡能走动的,凡有腿有毛的,都在可吃之列.殊不知此地物产稀罕,食谱里尤缺蛋白,故凡蛋白类能到手的,都烹而食之.少年乐趣之一,就是来到夏夜路灯之下,等待趋光的龙虱撞落地面,将它捉住,即烤而吃之.粤地食风不够文明,不是因为人的野蛮,实在此地太穷.贫瘠的年代养成的习惯,遗风所至,未曾革除干净,这是不出奇的.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粤人将食置于所“搵”之物的首位,孜孜以求,其乐无穷的唯在于食,一面出于对人间通约性的认知,另一面则有地域历史条件的缘由.
窃以为粤人之求新求变敢为天下先,出于领悟易道周流生生不已者少,出于领悟搵食艰难不变则穷者多.千百年来的贫穷困顿,生境恶劣,直到近世海通以前,与西南地区相比,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超乎想象的生存艰辛,养成超乎想象的搏命勤奋.其他地方我不敢讲,珠三角的农民,直到改革开放生活改善之前,一年早晚两造水稻,加上冬小麦一造,还有打理一年生的经济作物甘蔗、黄麻等,把这几样对付下来,别说从来没有周末休息,就是一年到头穿鞋的日子,也只是春节前后几日.以劳动量的付出为标准,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其谋生的艰辛和付出,我以为在中国农业时代当为全国之冠.记得数十年前漫游到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那里的农民以种葡萄为生,一年所做之事,无非春天将埋在土里过冬的葡萄藤拉搭上葡萄架,秋天收成之后又埋下过冬,劳作之日少而闲暇之日多,故能饱食之后终日歌舞.想起知青劳动的辛苦况,不禁叹为人间仙境.超过生物负荷的艰辛天然地栽培出谋求改变的“机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深入骨髓,简直扎根于生物本能.所以近世海通,粤人一旦看到洋人“搵食”之法比自己更胜一筹,自然就纷起效法,什么“华夷大防”、什么“祖宗之法”很自然就一边去了.同样,八十年代之后改革方针确立,禁锢一旦放开,粤人也将“主义”之争放在一边,专注于谋求“美好生活”.往好里说,这是敢为人先,勇于求新求变,但想深一层,这种粤人品格的养成,实在是植根于底蕴深厚的“搵食”价值观.
（承同事林华勇教授相告“扭食”的粤语拼音写作wan3Ssek2,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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