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何以承上启下,该文是九叶诗人方面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和九叶诗人和承上启下和九叶有关论文范例.
九叶诗人论文参考文献：
卢桢
作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新诗流派,九叶诗人群以“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姿态承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使命,在都市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意识之间实现了艺术的平衡,开创出一条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整合的道路,为新诗的现代化抒写出精彩一笔.特别是它对现代城市人生存场景和心灵状态的知性探险,更成为其重要的流派特征.既承继和发展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对都市“荒原”意识的诗意呈现,又能走出都市“怀乡病”,注重从凡俗现实中觅得深厚的哲理内涵,其文本洋溢着形而上的精神诉求,又具备了现代诗艺缔造出的丰满肌理,从而将现代诗歌的城市文本推入成熟.诗人对城市人内在心灵肌理的细致透析,对人类终极性精神理想的不懈追问,也为后代诗人的写作树立了典范.
在新诗诞生之初,郭沫若、李金发等先驱便已在西方城市中寻觅到物质文明与现代意绪的奇特感受.进入20世纪30年代,一些富有敏锐感觉的诗人开始在诗歌观念上主动适应都会的生活节奏,既展开诗歌内部情调、色彩与音律的实验,亦注重捕捉能够反映现代城市情绪的意象,建立现代诗歌的情思空间,这正是“现代派”诗人的群体选择.他们或是如徐迟的《都会的满月》和施蛰存笔下的《银鱼》那样,利用跳跃性的表意体系抒写城市风物,铺露现代的“情绪”与“诗形”,或是如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似的,将都市物质发达引发的现代人精神匮乏作为关注的焦点,呈现现代人内心孤独与寂寞的风景.诗人们多以“古城”、“古都”、“荒街”意象入诗,对艾略特似的“荒原”感受进行创造性悟读,建立非个人化的戏剧性情境.与同期的左翼文人相比,现代派诗人较少受到价值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影响,其抒写基本远离宏大的启蒙主义命题,更重视表现都市人的心灵世界,这种生发于城市中的孤寂感既化合西方现代之思,又接续晚唐文学之韵,凸显着民族审美习惯对西方现代诗思的创造性图构,并带有某种玄思的意味.
“现代派”诗人集中探询将都市情绪
“内化”的抒情模式,这同样为随后登场的九叶诗人所重视.他们将现代主义的传统文化内涵同中国历史语境相结合,并清晰地看到：“现代派”诗人在面对物欲压力时,选择隐遁至自身心灵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却无法以入世的姿态直面现实.因此,在文明忧思与政治讽喻的夹缝中,九叶派诗人作出集体的选择：深入人的本性,直击人类被“异化”的群体命运.和现代派诗人一样,九叶诗人亦重视运作将意绪“心灵化”的诗维,但这种“内在”乃是与“内在的现实主义”勾联而生的产物.面对流动的物质文化,他们不再单纯地陷入个体沉思,而是以开放的态度,主动与广阔的历史情境和公共生活建立联络,强调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个体承担精神,从而使他们具备了群体代言人的英雄姿态,其诗歌亦呈现出现实的真切与庄严.袁可嘉的《南京》《上海》便直刺政府统治的腐败与黑暗；杜运燮《追物价的人》和唐湜《骚动的城》则指向国统区的种种不平,特别是拜金主义的糜烂和平民的悲惨处境.在陈敬容笔下,批判性的力量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遇合,产生怪诞的逻辑错乱：“我们是现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逻辑病者的春天》）,“桥下是污黑的河水/桥两头是栉比的房屋/……/当夜晚到来/多少窗上要亮起灯火/多少盛筵要在/机械的笑容下展开……”（《冬日黄昏桥上》）.这种建立在经验层面（笔者理解为一种现代忧患意识）之上的对现实“内面”的城市抒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捕捉到“一见钟情”与“最后一瞥之恋”（本雅明语）之间的郁结.同时,秉承由艾略特引发的“思想知觉化”和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思,他们的城市文本并没有直接停留在意象世界抑或普遍经验之中,无论利用何种意象符号兴发“主体”被压抑的思想片段,最后呈现的仍然是一个“现代人”的完整精神形象.
在九叶派诗人中,穆旦的文本较为注重对城市语境下个体生命变异感的捕捉与呈现.看《蛇的诱惑》一诗,抒情者集中思考着品牌逻辑对人造成的强大控制力,仿佛现代人只有通过表达消费兴趣和购买,才能使其差异性的个体存在得到区分：“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戴着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这是以享受为标准、以商品的品质为标志的生活.诗人深刻意识到：品牌成为计量标准而使人们主动走进它的逻辑控制,品质消费形成的体制内目标对人自身造成了压抑,这是“物”的压抑,更是消费文化中“关系”对人的压抑.在这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与商品的关系发生错位,被消费的物品反而可以消费人的存在.物欲在膨胀中滑向失范,它挤压着那些茫然无措的都市个体.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穆旦将对都市的感受升华为哲理性的反思,通过诗意的智性转化,他尝试建立起非个人化的戏剧性情境,从而在吸纳现代主义技法与城市诗学经验的基础上,凸显出本土文化的自在与延续性.对于现实都市,穆旦和现代派诗人一样体悟着威压感：“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这种不适应固然与战争的破坏有关,但对40年代的都市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的外在世界更为动荡和分裂,并化为拉奥孔式的内在痛苦.
1940年初,穆旦写下《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直接表达了大文化背景之下的焦躁与迷惘.诗人化用了艾略特的诗句,用以抒写“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观感：“这时候天上亮着晚霞,/黯淡,紫红,是垂死人脸上/最后的希望.”这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篇名句：“当暮色蔓延在天际/像一个病人上了,躺在手术台上”异曲同工.和艾略特一样,诗人感受的世界（抒情主体坐在开往百货公司的汽车里展开观察,其都市经验由此开始衍发）充满病恹与灰暗,他的焦躁与不安集中体现在末句：“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这第一条鞭子是“阿谀,倾轧,慈善事业”的抽打,它是虚假的人道主义,是伪造的笑声；另一条鞭子则是“诉说不出的疲倦,灵魂的哭泣”这一现代人无根存在的尴尬.海德格尔曾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说：“这是一个旧的神祇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是一个需求的时代,因为它陷入双重的空乏,双重的困境；即神祇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有出现.”这也正是穆旦的时代,是“害虫”般寄生在“‘动’的帝国”里受“钢筋铁骨的神”（《城市的舞》）注视的时代,生存的魔性合法化地滋长,这使得诗人无法保持静默.对于都市荒原,诗人以批判的眼光,力求拾到可以救赎并使之恢复丰饶与力量的意义支点,从而“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穆旦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在矛盾的张力场中不断彰显残缺体验的自我,他从来没有过稳定的生命状态,却始终以智慧和勇气触痛生命的实质,在诸多变形的意象间打磨那个不屈的内在主体.
无法找寻出路,却具有敢于“出拳”的勇气,穆旦的努力正昭示出九叶诗人的某些精神共性,他们扬弃了部分现代派诗人过度沉溺心灵而忽视时代气息的偏执,而是积极找寻修复人类精神之塔的途径,演奏出心灵玄思与现实风云相混融的交响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城市人文精神的未来,诗人依然怀有希望：“我们的心徒然为你流血/我们有我们的广阔/而你有你的狭隘”（陈敬容《夜行》）.
即使听到都市“邪恶的笑声”,诗人也依然为这笑声掩埋的黑暗留下一丝光明,在“黑夜的边上/那就有黎明/有红艳艳的朝阳”（《黄昏,我在你的边上》）.在《出发》中,她写道：“时间的陷害拦不住我们,/荒凉的远代不是早已经/有过那光明的第一盏灯？”在《铸炼》中“黑夜开一个窗子,/让那儿流进来星辉、月光”.对于人性和科学的真实,诗人始终保持着理想主义的呼唤姿态.走入穆旦的《城市的街心》、杜运燮的《井》、郑敏的《寂寞》等文本,其间总有一个拥有知性与理想情愫的现代英雄,都市人文的荒芜现场使其无法保持静默,他唯有以批判的眼光洞察那些变形的意象,以勇气和智慧触碰生命的本质,呼唤科学之真和人性之纯,方能觅得指涉理想人文生态的意义支点.
诗人找寻心灵平衡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对“孤独”或是“寂寞”体验的诗意转化.在与城市的对话中,诗人们时常感到无法得到回应的痛苦,翻开辛笛的《寂寞所自来》,城市成了“垃圾的五色海”,而抒情者的“呼喊落在虚空的沙漠里/你像是打了自己一记空拳”.“城市太寂寞,/寂寞得使外乡人不愿等待下去”（杭约赫《火烧的城》）,“走进城就走进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袁可嘉《进城》）.对他们而言,城市成为具有坚固群体意识的厚重城堡,其自我封闭的特征带给试图脱离它的人以极强的吞噬性,使深入其中的人无法摆脱.诗人意识到城市是一个永远无法进入的城堡,人们时刻感受到主体人格被日益“疏远”的现实处境,于是尝试从由现实引发的孤寂步入生命本性的深处,在孤独中追寻自我,拼接被都市分离而出的碎片.那些思想上的先行者们认识到：孤独不再是生命运动中需要逃避的情绪感觉,而是艺术家从生命深处获取灵感的一种力量.凭借对现实的关注与投入,他们的自我观照多为先驱式的寂寞和孤独,而非现代派诗人那种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你们只吸取我的表面,/剩下冷寂的心灵深处/让四方飘落的花叶腐烂.
/你们也扰乱我的表面,/我的生命来自黑暗的底层,/那里我才与无边的宇宙相联”（杜运燮《井》）.敏感的智者将“孤独”看作开启人生内宇宙的钥匙,孤独体验使“我”成为具有个体本质的人,这正是避免都市人交流意识枯竭的重要手段.郑敏也认识到：“只有寂寞是存在着的不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真正存在”,“假如你翻开那寂寞的巨石/你窥见永远存在的不存在”（《成熟的寂寞》）.孤独的人生体验催生出诗人对寂寞之美的睿智领悟,她始终保持着虔诚的探询姿态,以“滚滚的生命河流”似的奔放情感,将本属个人经验层面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孤独”升华为价值论意义上的、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关注.其探索启示我们：人的本质生存不是身体的、而是心灵的生存.孤独已不是生命运动需要逃避的一种情绪感觉,它恰恰是艺术家获得生命底蕴的力量支撑.在它面前,无论是消极地逃避抑或是极端地反抗,都不如独立承担更具有当代的“英雄”气质.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永恒追寻,将新诗对终极精神理想的企慕推向更为深邃的言说空间.
西方现代派诗学的浸润,使九叶诗人在表现城市人精神世界的同时,依然注重现代诗学形式的构建,特别是在介入现实生活之后,他们大都强调使用那种充满感性强度与理性高度的意象.窥探其城市文本,繁复的意象叠加与组合很少出现,相反地,一些质地凝定、蕴涵理性深度的象征模态在文本中大量涌现.穆旦的诗便多次应用到“八小时”这个时间意符,作为多个文本的核心意象,它形成了稳定的象征模态.如《线上》、《我想要走》等诗,意喻均指向死气沉沉、刻板僵硬的日常生活.受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诗学影响,即使九叶诗人加强了意象的密度,它们之间的意义联结也往往缺乏直接逻辑,在陌生化的新鲜语感中,由意象群组实现的依然是间离效果,唐湜的《骚动的城》便是这样的文本：“拥过去/一阵风扫灭了城市的浮光/野狼似的卷风滚滚而来/店铺的门窗——嗅寻着黄金的/城市的鼻子随着闭上了.”“野狼与卷风”、“门窗与鼻子”正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远取譬,将貌似毫不相干的喻象一一罗列,从而达到比喻的间离,而联络各种意象的精神线索便是城市的洪流.唐湜在回顾自己写作时便说,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有着繁复错综的社会、政治斗争的现代世界”就必须运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具体而言,“我这些长长短短的浮光掠影式的断片里就有些方面的感情错综,一些动乱的交错现象”.这段表述正道出九叶诗人的一条诗歌观念：在同一文本内部,借助意象的相互呼唤与应和,多元异质的、复合的现代经验之间实现了“对话”,这是文本张力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城市语境正为这种对话带来机遇与可能.此外,在形式层面上,九叶诗人还追求新诗格律的“内在化”,一些操作者注意吸收城市日常生活的口语,避免直接写抽象思维.这样的“口语化”实现了对都市以及都市人普遍精神的模拟与呈现,蕴含在日常口语中的平易与亲切、诙谐与反讽等诸多情感要素,也进一步拓展了现代诗歌的语感空间,使诗人有机会触碰到超语义的语感之美.
综上所述,九叶诗人注重抒情主体与时代的对应联系,强化诗歌的现实性功能,其城市抒写所蕴涵的对异化人性之批判、对城市物欲文化之反思、对个体孤独体验之超越,都兼具理性与智性之美,其反讽和象征的语言姿态,又契合了抒情群落所具有的代表性诗美特质,并启发后代诗人在此基础上持续探问.行至当代,无论是朦胧诗写作者对英雄主义和现实精神的启蒙式观照,还是“后朦胧诗”一代对口语化写作和日常生活审美的大胆开启,对城市时代人文危机的冷峻*,对个体孤独体验的诗意升华,都与九叶诗派这一“前行者”的诗学资源密不可分.作为“承上启下”的抒情群落,九叶派诗人以其内蕴丰厚的诗学文本,特别是对城市人文精神的理性烛照和睿智思考,为现代主义诗歌书写下精彩一笔.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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