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该文是绕着绕着破了局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跟杜润生相关论文怎么写.
绕着绕着破了局论文参考文献：
丁菲菲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办公室冬天极冷,要靠电取暖烤手,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他戴着茶色的眼睛,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他的聪慧、坚持与隐忍,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老派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
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1955年,杜润生作为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马千里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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