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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陈梦轩约在了一家名叫“煮叶”的茶馆.
这是一家开业不满两年的中式茶饮店,在去年短暂的“消费升级”风口里,中式茶饮曾经也是资本的宠儿.后来我才知道,这间茶馆,也是陈梦轩风险投资生涯里的遗憾之一.
风险投资是遗憾的艺术.在一些觥筹交错的社交场上,如果你和一些穿着杰尼亚西装的年轻投资经理聊天,他们多半都会数出一串关于遗憾的故事.
2017年,还是某VC（VC : 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经理的陈梦轩发现了煮叶.在研究过店面、服务、品牌之后,故事走入了俗套的VC式结局：老板否决,煮叶成了陈梦轩错失的一个梦.
每个刚入行的投资经理,都有过捕捉独角兽的梦.然而一旦进入现实,他们更多是与美梦擦身而过.
但这已经是故事的极限.“我那时候还能投巴比特,估值一亿元人民币不到,8000万元左右,非常早,但是老板一票给pass掉.如果能进去,早起飞了.”陈梦轩说.今天的巴比特,估值15亿元,一年时间里,估值翻了15倍.
这是风险投资的中国速度和中国遗憾.风险投资,这个已经将历史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模式,借着中国一级市场上的滚滚热潮,一跃成为了政府、媒体和市场热捧的宠儿.动辄上百倍的资本回报传奇,比如徐小平赌中了聚美、徐新投资京东、软银投资阿里等,足以让所有人心动.
一度,我怀疑大家都忘记了风险投资是一场.有人靠人脉入局,有人拿眼光做筹码,唯独像陈梦轩这样仓促入局的年轻人,除了热血,一无所有.
五年过去了,经历了一万名天使和数千家VC的疯狂,这些曾经奔赴VC的年轻人们,终于开始认清世界的真相,在牌桌上,热血几乎毫无价值.
黄金年代
2015年,刘浩从西南一所财经类大学毕业,北上进入投资圈.刘浩说自己是“恰好碰到浪潮”的人.的确如此,那几年,创业导师们成了大众偶像,在很多场合,他们被众人簇拥在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最好的创业者,最好的投资人”,成了浪潮的中心.
刘浩也是幸运儿.2015年,有位美国归来的投资人在一场酒局后抱怨,“行业门槛太低,很多国内高校的都进来了”.言外之意,如果早几年,刘浩这样背景的年轻人想要和那些动辄斯坦福背景的海归竞争一个风投机构的职位,多半是要头破血流.
一切始于2014年“双创”的提出,“万众创新,全民创业”.2014年6月,中国海淀图书城正式更名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全长仅200米,建筑总面积5.4万平方米,来回走完不超过五分钟,却聚集了多家创业者、天使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人们都唯恐被时代落下.
“互联网给了信息时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公平”,投资人张逸龙曾说,在创业大街,“游戏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繁荣踏低了年轻人入场的门槛,先是创业,接着,是金字塔顶端的投资圈.
从诞生开始,风险投资就是一个对年轻人不那么友好的行业.1972年,唐·瓦伦丁创立了红杉资本.当他做这个决定时,他已经在真正的公司待了13年.2010年,徐小平创立真格基金时,已经50岁；沈南鹏在成为中国红杉创始人和合伙人之前,已经是携程旅行和如家酒店的创始人.
原因很简单.风险投资模式的商业本质是资源、人脉和经验变现.有个已经年近40的创业者私下和我抱怨,“这两年出去谈融资,每次都是和刚毕业的小伙子们聊,他们嫌我年龄大,我觉得他们不懂事.”
但热钱涌入风险投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年人不够用了.
2014年新成立基金305支,已经披露的基金募资额较上一年增加198.95%.此后,新成立的基金数目成倍增长.到了2016年,全国基金从业考试累计报名人数达116万人,相比2015年报考的30.2万人,增长了近2.8倍.
VC竞争之惨烈,事实上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创业赛道.而一旦进入真刀的战场,人数就成为了极为重要的决胜因素.
一位美元基金的合伙人复盘2014年时跟我说,这个行业从未如此欢迎毫无经验、刚出校门的社会新人.
不过,此时看来,未来好像还是属于年轻人的.
一颗冲入可乐的曼妥思
今天,曾任职于某主流投资机构的何伟仁回忆起2014年依然心潮澎湃,“那是整个中国VC最繁荣的时候,无论是创业还是VC,所有你听过的词,O2O、P2P、B2B、C2C都是在这几年里诞生的”,此时此刻,校园里既有面向90后的专项基金,也有瞄准在校生创业的种子基金.
遍地是VC的现象,在2016年达到了顶端.2016年,刚刚创业做了熊猫资本的创始人李论,将一辆喷绘着卡通熊猫和二维码的奔驰商务车停在了全国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的考场门口.这个在营销意义上满分的行为,意外地将原本习惯藏在幕后的风险投资机构拉到了台前来.
人们第一次意识到,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行业了.
熊猫资本,是中国本土创业型VC之中的典型.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宏在晨兴待了五年,跳到策源才一年,外面世界的变化,就让他不得不怀疑原本坚信的“做VC需要十年之期”.禁不住浪潮的鼓动,决意与李论等人创立了新基金熊猫资本,成为创业型本土VC的一份子.
VC充满诱惑.在高校参加活动时,何伟仁结识了投出腾讯等独角兽的中国第一代风险投资人,这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是一种“宇宙主人”的感觉.在全世界最具天赋的商业巨擘身边学习受教,见证规模上亿元的交易过程,与最聪明的头脑碰撞并成为他们的天使,这种巨大的人生和物质成就感,年轻人很难抗拒.
相比传统金融行业,VC显得更年轻更有朝气.不管是陈梦轩还是其他年轻的投资经理,他们经常在很多场合听到大致类似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基础版本是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在进入投资机构之后,迅速在分析师岗位上发现并投资了优质项目,并跟着项目的起飞而腾飞,短短两年就完成了从投资经理、总监到合伙人的进阶.
通常而言,这也是吸引年轻人的标准话术.一份有的工作,一个无阻碍的晋升空间,一架可以自主决策的扳机,当然,还有不菲的收入回报.
刚入行,起步两三万的薪酬已经让他们比同龄人高出一截.如果进入大机构,基础两千的出差标准,可以轻松出入五星级酒店.
没有人能够抵得住时代赐予的糖果.何况这不是一块简单的甜味水果糖,而是一颗正在加速冲进可乐里的曼妥思.
白银陷阱
我接触过的年轻人里,的确有一些兑现了VC行业的年轻人神话.他们起步于大机构,以极高的精准命中率一夜成名.有一个年轻朋友,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全部跨越,前几天刚传出要升任合伙人的消息.
在圈里,这也是一个深夜的鸡汤和神话.管理专业毕业的何伟仁后来反思说,风险投资行业的本质,是资源、阅历变现,不是年轻人分析几个商业模型就能完全弄明白的.
但在那个时刻,你所想要的,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然后见证奇迹.何伟仁将到手的联合利华、福特、华为等六七家世界500强公司给出的offer一一拒掉,义无反顾投入了VC行业.
这一代的年轻人太顺了.在蜜罐里出生,在蜜罐里成长,毕业又赶上好时候,“哐当”一声掉进一个时代牌速成罐头里.
当2015年资本的大闸拉开,市面上一下涌现出数千家风险投资机构.FA也在新增.一位投资人展示了他的微信,三四个月里,这里挤满了来自各家FA的微信好友申请.“市场机会是有限的,每年诞生的优质创业者也是有限的.现在,本土VC与传统VC一起抢饭碗,势必会僧多粥少.”他表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在此刻,各大机构纷纷招募了自己的公关部门.VC需要市场上的声音,才能够触达创业者,这时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与此同时,很多投资机构发现,过去大佬所仰赖的认知差、信息差大法,远不如人海战术的奇袭来得奏效.寻觅项目源是一个基础却又琐碎的活儿,年轻人责无旁贷.
“同样挖项目,20岁和30岁没有差别,为什么不找年轻人,又有冲劲,又愿意干”,刘浩感知到VC圈对旺盛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经纬中国一年看6000个项目,其创始人张颖曾说过,我不允许市面上出现的项目,经纬中国没有看过.充满和斗志的风险玩家们,要撒更大的网,捞更多的鱼.
陈梦轩曾听说过一个更疯狂的案例：有基金将投资经理撒向中关村的每一座大厦,比如集中了众多创业公司的E世界,敲开CEO的大门,将钱送上门.
如今,投资经理们典型的一天是,端坐在办公室里拨通电话,“您需要融资吗？”然后,在一张excel表上记录下投资意向,交给部门总监,完成一天的工作.而这往往和隔壁推销P2P产品的年轻人所做的事,有一些奇妙的相同.
这些地推式做法,在陈梦轩看来极其低效,“蠢极了”.
常青藤、清华北大,这个行业也被包装得精英范儿十足.但短短几年里,入坑的年轻人才意识到,这不是他们以为的精英行业,实际上,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精确地说,精英们成了excel的奴仆.
青年困境
决定年轻人前途的,还是投资成绩.投资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恰恰是看起来入行门槛低,精通门槛高.
按部就班,就要从基本功开始,deal source（项目源）是投资经理的基本功.越是早期基金,越强调找项目的能力.刚听起来,这有点儿像是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
陈梦轩被要求找到没有被投过的优质项目,老板能接受的估值在7000万元上下,而市面上但凡被投过的项目估值已经过亿元.
多数投资经理对自我的要求是一天至少三个项目.主要看TO C消费的陈梦轩说,在熟悉模式之后,一份BP到她手中,模式、亮点跳过,她只看团队.
这种模式有没有问题？陈梦轩并没有答案,事实上,似乎也没人有耐心为他们提供答案.一位公关还未入职时,在一个酒会被一位大佬当面吐槽未来的老板融资能力不行.经验值决定了成长的天花板,刘浩也曾为此而惆怅,在VC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完全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老板不在身边,从咨询半路转行而来的葛利花费了一年时间,才进入到创投圈内.有时,一天三四个项目聊下来,毫无能量再度消耗在社交上.但是,社交能力总能让人在这行平步青云,小道消息、资源置换、人脉结交在推杯换盏中轻松往来.
陈梦轩将自己的工作形容成“内部FA”.刚入行的时候,她想得更天真：自己看项目,决定是否投,如果逻辑清晰,老板会投.现在,她才意识到,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投资经理的逻辑.
“在内部的决策体系中,投资经理是最底层,判断并不重要,老板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陈梦轩要做的只是把项目材料递交上去,投资经理成了卖方,合伙人是出手方.
同样被“投不出项目”折磨的还有入行三年的葛利.2017年是他入行的第二年,焦虑比以往来得更强烈,“焦虑好比鸟屎粘在眼皮上,只要一睁眼,你就会看到”,他不停地在琢磨什么时候能投出项目,为什么投不出项目,身边的朋友已经出手了不错的项目,两年里他才投出两个,并且项目半死不活.
原本,他是合伙人看好的新生代力量.得到合伙人的力挺已经实属不易,葛利是同批4位投资经理中唯一出手项目的投资经理.
但与其他人相比,他仍觉得成长速度太慢,业绩不够.他将问题归为自身,陷入了死局.日后,他才慢慢发现,原来不仅是自己的问题,小基金规模小,所能分给投资经理的份额十分有限,“上面的合伙人尚且喝不饱,更别谈下面的人”.这意味着可以出手的机会大大减少.
“每一个年轻的投资人,不管是投资经理还是总监,或者是合伙人级别,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在社会中地位”,一位投资人感叹年轻人难有自足之地,“这个行业聪明人太多,要以异常勤奋的状态在这里拼搏,才有上升的通道,或者财务回报的可能性”.
这位投资人见证了美元基金进入中国,大机构合伙人出走,疯狂裂变出新本土基金.我问起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想了想说,“你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每月赚着三千块钱,看上去过着三万块钱的生活.”
不过,他似乎过分悲观了.即便是在一家人民币基金里,月薪两万以上依然是基础薪酬,而这已经是北京人均收入两倍以上.我提出这个看法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复我说,“要在这个看似光鲜的行业里生存下去,其实并不比其他行业来得容易与愉快.”
覆巢之下
何伟仁认真复盘了自己的前途,“2015年、2016年进来的这拨人,可能需要十年才会做到合伙人吧.”听到这个说法,陈梦轩笑了,“等不了十年了,基金可能都不在了.”
与他同批入职的同事内,还没有一只出头鸟,“VC这个行业阶级相对固化,年轻人没有机会超过前辈.下面年轻人非常非常多,上面都是合伙人,以前战场留下的老人.年轻人没有出头之日,干了两三年之后,你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很难出头.”
葛利否定了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机会永远都在,但是,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只是暂时看不见而已.
刘浩的情况要更严重一些.三年投资经理生涯,刘浩只在最后三个月才投出了一个项目.刘浩试图用“狙击”理论来向我解释这一数据的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人的是有限的.一旦开就要寻求命中.不能乱开,是这一教义的首要原则.
但这一谨慎保守的理论,在今日早已遭遇挑战.行业里最知名的几家VC,走的都是人海战术,追求广撒网以提高命中率.
何况,对于入行的年轻人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你开不开,而是扳机根本不在自己手中.刘浩说,“最后这个案子是我据理力争的,好说歹说,老板拍了板.我累,CEO累,老板也累.”
没人想过一个问题,一个行业越是急速膨胀,也越有可能急速收缩.
在一家天使基金工作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刘浩所在的机构总共出走了10人.而刘浩对我说,这远不是他见过的最惨淡景象.他任职的上一家VC,除了合伙人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刘浩说,行业里流传着两篇“月经贴”：一篇是“高瓴资本张磊：做时间的朋友”,另一篇,则是一家天使VC每月发布招人启事,如同贴榜昭告天下：这里缺人.
一前一后,如同这个行业的昼夜两面：一面是对成功的渴望,和随渴望而生的自我鼓励,另一面,则是萧条和失望.
陈梦轩也在密切观察自己VC的动态.令她惴惴不安的是,突然接到通知,公司的南北办公室被拆分,原先多位合伙人集体决策机制被打碎,改为两地团队向各自合伙人直接汇报.
陈梦轩认定,“这是非常不好的迹象”.新的决策链条似乎是为了提供效率,但并没有让她感觉轻松.偏向消费的她,与力推TO B端项目的老板并不对盘.“每一个推的项目都非常费劲,你感兴趣的,老板就是没有感觉”,作为投资经理的陈梦轩常搞得里外不是人.
终于做成了一笔生意,刘浩却想要按下暂停键.他在考虑是否离开这家机构,也在考虑是否离开这个行业.
浪潮退去
预料之外的,是移动互联网大潮结束得比想象中更快.
“行业膨胀了百倍,项目也少了百倍”,青年才俊的涌入让VC圈变得拥挤,何伟仁明显地感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
创投基金投资管理机构VC SaaS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种子轮投资十分稀少,仅有1.84%.即便是其他轮获投的创业项目,绝大部分公司都成立于2014年到2017年期间,这也透露出创业潮正在退去.
打击接二连三.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项意见稿又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资管新规”.
投中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VC/PE完成募集资金规模同比下降七成,募集数量同比下降超过五成,达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值.
行业遇冷,小基金关门,人才流失,留下一地空壳.
首先被冲击的是投资经理、分析师所在的前台,但是现在后台如公关等非核心业务部门也开始闻风而动.一位机构的PR在离职后加入了一家区块链公司,她回忆起两年前颇受采访对象鼓舞,决意逃离正在下滑的媒体进入创投圈.没想到,两年后,就再度见证了另一个圈子的退潮.
“我算是见证过两次行业衰退的人了”,她清楚地明白,自己离开后,老板已经不再会聘请新PR,微信公众号将停运,“没有新项目,已经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
投不出好项目,是这类小机构死亡的直接原因.她说,有的创业团队,自己耗尽了人脉和资源给他们发新闻稿,老板们也想尽办法导资源,就是救不活,“早期基金手上有大量的项目没有起色,接盘的很少,当然也不代表有人接盘就能活下来.”
葛利从咨询转行做投资时,怀揣着陪伴牛人成长的情怀.他想成为更牛的人,VC则是最快的接触牛人的通道,“投资经理都带有点情怀,就像徐小平要真的信创业改变世界,否则很难继续走下去.”
暴击来自第一个项目的死亡.初入行业,没有经验,对人没有判断,项目模式与老板心里的推演一拍即合,就直接投了.一年后,这个项目宣告破产.“光靠模式完美是不够的,团队不够强,产品不够强,市场又足够难”,葛利明白,这哪里是陪伴,简直是跟着一群人飞机跳伞,并且得在空中完成各种花式翻滚,还要从中选择到能成功落地的那个.
对于一个走出高校就进入风险投资的年轻人来说,跨越大山大海旅途漫长.而多数VC还没来得及走出完整的生命周期,就已经先进入寒冬.
出逃
进入行业是为了弯道超车,离开,也是同样的理由.
VC依然是加速通道,只是,你要先学会自己加速,何伟仁告诉前来咨询的后辈.
刘浩迄今仍在后悔没有学会自己加速,行业也没有敞开年轻人加速的通道.在决意离开VC时,刘浩给今日头条发了7封简历,结果惨淡.大部分简历被直接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不是咨询出身,连战略部门也拒绝了他.
面试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时,老板很好奇,你一个做投资的,跑我这里来干嘛？刘浩回答,“我想离用户、产品更近点”.
连我也质疑这份说辞,他坚定地说,“不管别人是否相信,这是我唯一的答案.”
答案或许还有另外一面.刘浩看多了创业公司的失败,也害怕失败.“你在大公司能用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资源、更牛逼的打法,瞬间碾压式地打击创业公司.”直播问答的快速风靡证实了他的判断,冲顶大会是下午上线的,今日头条的百万英雄上午就开始了,今日头条的速度比创业公司还快.
入行两三年,到了人生十字路口再做抉择时,他们似乎更加明白自己的所需和所求.这是投资教会他们的,拷问人性,也是在拷问自己.
陈梦轩选择了一家成立不久的FA,对接项目与基金,撮合之间的交易.相比等待一家早期VC熬过5到7年的存续期,FA是更加稳妥的选择,撮合成一笔交易,赚一笔单子,如果勉励勤奋,一年也有数十万元的提成.
更多的人选择了区块链.一个以前在某明星牵头成立的投资机构担任投资总监的朋友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他的新名片,某区块链基金的合伙人.从古典互联网进入区块链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扎入区块链领域去创业是何伟仁能想到的唯一弯道超车的办法.工作日在北京西边,只有周末才回到另一头东边的居所,“简单休息一下”.
2018年春节一过,他募资的区块链基金上线,一家交易所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去年,他曾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投资人身份,关注区块链.此后,他迅速投身入2018年年初掀起的区块链热潮.尽管直到今天,公众视野范围内优秀的区块链项目依旧屈指可数.
转行后的陈梦轩认识到,FA的本质就是服务业.“它是服务业.服务的本质要求你变成销售导向,个人的判断更加不重要.”
习惯被拒绝,是她面临的第一道坎.过去的投资经历,教会她质疑.面对创业者,她直截了当告诉他,“模式不对”.现在,她学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如果模式不对,就不谈合作了”.
FA仍然不是她的长远之计.再考虑的话,她更倾向大公司,CFO、投资高管都是她的理想职位.“创投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好待,项目越来越少,近来税收政策让大家都挣不到钱”,大公司成了她更稳妥的选择.
有人在逃离,也有人走进围城.2018年,硕士毕业的刘晓晶入职不到三个月,几场内部会议下来,值得一见的项目稀缺,她说,自己已经看明白了,“现在进场不是最佳时机”.
初秋的夜晚凉风习习,与几个创业者碰面完,刘晓晶回到北京国际机场旁的宾馆,在那里,一份全新的Excel表格正等待着她,共同度过当代年轻人的下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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