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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学术维度与深刻内涵
张嘉妮郭元元李广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1）
[收稿日期] 2017-05-05
[作者简介] 李广平（1962-）,男,湖南湘乡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研究.
[摘 要] 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套用西方模式,应当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解决各种复杂的“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政治实践途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治发展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政治理论全新话语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7-0036-06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论断为我们明确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习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表明了我党政策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变革和创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思想的主题是创立党的新主义革命论,进行中国特色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深刻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牢基础,其理论核心或关键词是革命或继续革命；以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探索、解决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它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其理论的核心或关键词是发展.如果说思想主要是一种革命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发展理论.同志在晚年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难度更大,更艰巨.事实确实如此.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人均GDP 超过8000 美元,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开始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着众多严峻的“后发展”问题.当代中国在执政党的建设、政府管理、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这些随着时展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我党在革命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开放30 年所面临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后发展”问题,不能完全用过去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不是发展过慢,而是发展过快的问题.国民经济已经无法忍受“高速度”或“高增长的存在”,生态环境也难以容忍这种（主要追求GDP 增长的）发展势头.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超出生态承受能力,那么,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必然滞后于这方面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危机.尤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引发的资本积累过剩问题将更为严重,以至造成这种积累高度过剩相关联的（极端的）不平衡,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及地区发展两极分化等等.
习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包含“发展”和“改革”两大理念,是解决后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面对这些“后发展问题”,总书记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习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包含“发展”和“改革”两大理念,是解决后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能够有效应对后发展时期积累过剩、不平衡高度化所带来的一切问题、挑战.从宏观层面讲,由资本积累再生产各方面的不平衡发展所形成的后发展挑战,揭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越来越严峻的资本积累过剩,特别是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求解决发展或积累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分配的两极化趋势问题.对于这些复杂的后发展问题,传统解决问题的手段存在较大局限性,效果十分有限.只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是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应对各种复杂后现代问题提出的挑战.
在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或国家治理模式选择上,我们不能奉行西方中心主义,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二、治理模式的创新
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在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国内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在政治发展上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认为西方的宪政是理想制度,是普世价值.事实上,中国自晚清以来特别是从辛亥革命以后,政治发展西方化的思潮就广为流行.改良派主张“宪政救国”,革命派主张“共和”.辛亥革命开启了西方宪政在中国的实践,使得中国在整个亚洲成为第一个赶上化第一波浪潮的国家.民国初年,中国推行了制、国会制、总统选举制,推行了地方自治、团体自治、新闻结社自由、大学自治等各项西方式的制度.可以说,从制度标准上来看,民国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制国家.据统计,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中国参与选举的政党多达300 余个.但这种竞争的宪政并没有真正形成共和制,相反,因为无力支撑国家转型与整合,最后烟消云散于袁世凯的帝制闹剧以及此后的军阀割据之中.整个民国时期,宪政治理下的中国无法消除国家的内忧外患,处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困境之中.同志在谈到北洋军阀时期所谓宪政时指出：“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自由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但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所谓宪政、所谓政治,实际上是吃人政治.”
近展史充分表明,西方宪政及所谓“化”转型只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在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或国家治理模式选择上,我们不能奉行西方中心主义,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仅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如是证明,而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践也如是证明.战后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表明,所谓神圣化的西方模式被强行嫁接到第三世界国家中,结果导致政治发展战略和制度建构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不但没有促进现代化发展,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各种困难、危机甚至战乱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20 世纪未以来,西方学者开始集体反思发展绩效与如何巩固问题的现实原因.可以预见,如果中国也卷入所谓的西方化浪潮,其结果只会使当下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付诸东流,完全可能出现比民国初年中国进行宪政实践更惨的结局.
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以及政治制度的选择,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又要把握本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还要把握现实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政治制度以及根植于政治制度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其创新也是根植于本国实际,而绝对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或硬性移植西方宪政的国家治理模式,并不是否定这种模式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毕竟根植于西方土壤,如果照搬过来就注定会出现水土不服.这种不看本国实际的照搬模式,不会有助于解决当今中国在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结局只能适得其反.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一定历史时间———空间之中形成的,都具有自身的特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一致、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发展和内生演化的结果.国家治理模式也是如此.习总书记根植于“四个全面”战略和“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一种继承与创新,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话语权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话语权的原创性理念.
三、政治话语权的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话语权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话语权的原创性理念.众所周知,“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争,世界由此进入了宗教式的政治话语权之争.最终的结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的价值观彻底击跨了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理念.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价值观之争、政治话语权之争的激烈程度并没有减弱.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希望对中国“不战而胜”,因此向中国积极进行“和平渗透”,公开宣布要用互联网及其他多种方式传播“”理念而扳倒中国.这些敌对势力通过在中国广泛传播“宪政”“公民社会”“竞争”“”“普世价值”等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妄图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在这种极端风气下,凡是客观评价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都会被一边倒地否定；凡是说美国好、说好、说西方好的都会一边倒地肯定.之所以西方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乏原创性的新理念来遏制西方价值观对我国的侵袭.基于中国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有力武器.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治理”和“”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概念或术语.比较而言,“治理”概念更务实且更能体现一个国家政治运行和发展的特色,因此,关于治理（尤其是国家治理）的话题更是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如果广加宣传,就一定能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获得越来越大的政治话语权,从根本上消除西方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形成中国的话语系统的基本因素.中国人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使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内容更加丰富,更容易为我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接受,所以这一话语系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展开话语权的竞争.
中国人在有关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的认识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是“政治革命”或“革命的政治发展观”,这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曾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政治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当明确树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政治发展路径理念”.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不仅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而且能够有效地消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力.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国家治理”或“治国理政”等范畴是一个源自传统中国儒、法、道、墨等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哲学的术语式概念”,是一个彻底的“中国化的政治学概念”.这个概念打破了西方主流政治发展理论的唯政体思维,打破了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制改变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
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念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或基本思路,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展,对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路径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新型的政治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国家自主性这一关键概念基础上的,从国家的自主性出发,我们引申出国家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方法、国家治理能力等概念,从而形成“政治的”或“非自主性”概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国家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这一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即国家是特殊政治权力,是“元权力”；国家是包含复杂社会关系的统治、治理系统；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承担生产、再生产功能,实现经济增长,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这些基本原理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思想,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政治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言,对现代国家与资本积累再生产的关系研究以及对经济增长本质规律的研究,对于分析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国家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基础,它为我们研究、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目标、道路、途径、方法,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政党自主性”概念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石.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既要运用“国家自主性”概念,也要运用“政党自主性”概念.因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了国家自主性所包含的国家权力的作用、关系和结构,而且体现了政党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性影响.“政党自主性”概念说明了中西方之间政党与政党在政治概念与内涵上的根本差异,揭示了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的政党居于主导的核心位置,政党主导国家,也主导社会；国家由政党领导,国家的基本制度由政党创制.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中国领导的合作政治是国家运行的中枢,尤其是中国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绝对主导力量和最强大动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在促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下,在推进政治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人民赢得,完全实现平等、公平、正义,最终迈向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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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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