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湖北短篇小说创作掠影,该文是关于湖北论文例文与短篇小说和掠影和创作类论文例文.
湖北论文参考文献：
短篇小说相较于中篇、长篇小说有着显著不同,它要求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出多变的叙事技巧和丰富含蓄的内涵.作家迟子建曾将短篇小说比作“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来自于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可遇不可求.2016年湖北短篇小说便多有这样的珠玉之作：一方面,继承与发扬湖北文学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湖北作家们的短篇创作也大多从现实主义维度入手,真切地反映当下社会现状和时代症候；另一方面,短篇在形式感上的可塑性,又成为作家们进行叙事探索和观念创新的实验室,呈现出意图突破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多方面尝试.
现实主义的力度和限度
统观2016 年湖北省短篇小说创作,从现实主义题材出发仍是大部分作家观察与凝练生活的重要方法.无论是聚焦尖锐社会问题,还是深描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作家真诚严肃的创作态度首先就为小说赋予了重量.而讲好故事,更成为小说家们层层推进现实思考的起点.
牛海堂的小说文字朴实无华,他忠实地践行现实主义法则,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颈椎病协会》（《北方文学》第3 期）中讲述了一个退休老头老马在申请开办颈椎病协会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政府部门之间踢皮球式的推诿,出资金找场地的困难、病友之间的不理解.热心肠的老马不得不抬出自己儿子的大名,各种托人找关系才千辛万苦地完成了各项手续证明.从前是各大协会常客的他,如今早就“门前冷落鞍马稀”,只得一心建立颈椎病协会来服务群众.而这种种的情形的缘由,皆因老马已经从工会主席的宝座上退下来了,成了一个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小说没有花哨的技巧支撑,全凭作家纯熟的细致描摹,活画出了一个靠关系走后门的人情社会,对退休老人心灵上空虚寂寞的描摹也真切传神.
他的另一篇小说《天桥》（《青年文学》第1 期）讽刺意味更加浓重.这篇小说以一天为时间节点,以第一人称“我”在这一天的行程为叙事内容.本来要看望濒死好友的“我”因为一场车祸被堵在了天桥上,“我”一天都在天桥附近为其他事打转,却不幸错过了见好友的最后一面.为自己仕途计,为自己孩子前途计,不顾病床上翘首企盼的好友,舍朋友情义而取了自己的私利.小说中时时穿插着“我”回忆起昔日两人的美好时光,朋友国良对自己的种种恩惠,却几次过医院门而不入.现代人自私自利的心性、所谓情义恩惠的微不足道,一望而知.
同样是立足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夏凯的小说则带有一种传奇意味.《春天不回来》（《北方文学》第3 期）以“我”的堂叔老圆进省城寻女、堂妹夏晓蕾进城寻母为开端,以老圆死了老婆、跑了女儿、跑了狗为结束,引出了当年的一段隐秘故事.妻子齐巧云自称春天不回来就是死了,而老圆的春天也因为妻离子散而不会回来.假死风波、经年重逢等等传奇化元素都被一股脑儿加入了这篇小说,使故事的趣味性和曲折性大大增强.作家的创作意图显然是想展现出以老圆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艰难困顿一场空的悲苦人生,但过度的戏剧性也可能会损害小说的主题意蕴.
现实主义的力度不应依赖于小说的故事性、戏剧化或传奇性,这恐怕是年轻作家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如周玉洁《白火石的夏天》（《短篇小说》（原创版第7期））是一篇描绘纯真爱情遭遇残酷现实的小说.中专毕业、外出公干的曲小白在济南的夏天和一个帅气的大学生一见钟情了,这场仅有三天的恋爱完全满足了曲小白对美妙爱情的全部幻想.而这短暂如火花的恋情在遭遇到地域距离、母亲态度等现实压力时,如泡沫一样不堪一击.作家致力于展现完美爱情和惨淡现实之间的对比,整部作品呈现出忧伤哀婉的情调.然而,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白火石的夏天》里有着不出意料的通俗言情套路.雪白的短袖衬衫,帅气的面容,弥漫着诗与文化的大学校园,几乎是每一篇青春爱情小说的标配.作家沉溺在完美爱情的描绘中,就难免滑入描写失真的陷阱里,以致男主人公严晨星的形象几乎是个毫无缺陷的圣人.将这一文本与池莉的《不谈爱情》对照阅读,就可以看出二者迥然相异的审美追求.
与其说小说家在用语言创造世界,不如说好的小说家往往在语言与具体生活世界相撞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初读《后湖东路十号》（《山花》2016 年第4 期）,很能体会到周芳作为写作者的自我要求.从“重症监护室”到“夕阳红馆”,她执着又严肃地选择那些被人们遗忘甚至故意避开的角落,步步逼近生命的尊严问题.相比《重症监护室》里沉浸式的写作,《后湖东路十号》更多了些小说家的节制.暂且不论非虚构与虚构的文体差别,《后湖东路十号》同样在正文之外有一则补记.但《重症监护室》的补记是沉浸式写作的明证,做义工的“我”与其说在体验他人的生活,不如说成了“病人”,补记既是对自己毫不留情的逼问,又是在被阴霾淹没得难以喘息时用言语凝结出一句句可以笃定的生命哲思.这样写的好处是以作家的“真诚”守护了现实的重量,但也让人担心个人情感的强烈介入,会不会压缩了让现实自然发酵的时间.《后湖东路十号》的补记则是“我”的回退,作家似乎不愿意让这个更戏剧化的故事打乱正文节奏,连“我”对小说中老人们的疼惜,也只藏在结尾儿子要扒骨灰那句冷冷的描述里.于是,正文不疾不徐的叙述里,反而有了一丝令人心寒的暖意,就在这离牌桌散场、离生命散场的半小时中,色色王、满月嫂、局长张、乌龟刘、嚼嚼婆……每个老人都好像走过了一生,他们都有烦心事、坏毛病,却又这么相互陪伴着,一面潇洒地说要“死得痛快”,一面却欲言又止、满怀心酸地叹道“走了好、走了好”.
非虚构与虚构彼此矫正,非虚构不应成为客观写实和作家主观态度拼接的新闻评点,虚构也不应是作家越俎代庖对故事和人物的把玩.周芳始终在探索作为观察者的位置,而最珍贵的,是这些观察的结果首先都指向自己,是要放下自以为是的关于“活着”的常识,把自己清空后再一点点填满.这一点尤其能帮助自觉继承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家避免落入所谓“要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误区.就像《一辆货车追赶上了他》（《鸭绿江》2016 年第2 期）中余老师的故事,类似题材小说很多,这一篇好在平衡,没有从社会问题剧的角度过多渲染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题目中“追赶”一词用得很妙,这个事事不赶趟、活得窝窝囊囊的人,他的生命被无情地碾压,但换个角度看,作家是不是也写出了他一个人前行的孤独和骄傲？周芳的这篇小说还是在写为人的体面与尊严,大约是要直抵生命本质的迫切,让她将目光更多投向边缘处境和极端状态中的人.如果这是写作者要把自我置换出去的必经阶段,那么从她的近作中或许已能看到另一种可能,以更轻盈的动作让即使最寻常的生活片段也袒露出它陌生而有力的一面.
有意味的形式
除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2016 年湖北省短篇创作也让人格外感受到作家对文体、叙事形式、甚至小说诗学观念本身的思考.如朱朝敏原是致力于散文创作的作家,这几年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她的写作明显带有现代主义的特点,其散文语言多陌生艰涩,关注人的内在心灵建设,这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也可一窥一二.《青苔长到我们唇上》（《鸭绿江》第4 期）题名来自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本意里有为美与真理而死的含义.小说的主人公眉妮以此为微博名,在网络上邂逅了一个疑似是小区邻居黄主任的网友.眉妮微博上与其交流,暗自观察着黄主任频繁洗手的洁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遭遇着丈夫背叛的重大危机.小说将生理洁癖与心理压抑相连,将文学上的洁癖与对现实的不满相比,认为两者同样需要一种情感的宣泄.被堵死了宣泄渠道的黄主任不得不跳楼自杀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以理想为名的眉妮却不得不在阴霾的世间混沌着过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她的另一篇作品《周伯通先生的一次外出》（《青年作家》第11 期）讲述了由一篇小说《脱逃术》引发的一桩“真假周伯通”的奇事.直至小说的最后,这个假扮“周伯通”的周伯通还是运用着脱逃术神秘失踪了.年老的周伯通是否还活在世上,年轻的周伯通到底逃往了何方,周伯通、养父、尤丽红哪一个是说谎的人,这一切的谜团都笼罩着似是而非的迷雾.而周伯通似乎也成了一个人物符号.
韩永明两篇风格迥异的作品,很适合用来讨论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短篇对于形式的要求很高,韩永明在这两篇小说中都展示了非常圆熟的短篇技巧.《望烟》（《长江文艺》第9 期） 叙事上又一波三折,先是彭幺姑为照看村里的孤老遇险,被儿子接进城,接着彭幺姑坚持要回狗柿树坡,却发现其他老人也进城陪儿孙去了,还好最后李铁匠回村,不再单落下彭幺姑一人.三个段落篇幅越来越短,叙事速度加快,却都在最恰当处拾起读者的遗憾和惋惜.“望烟”既是留守老人孤独的守望,邻里间的陪伴,儿孙辈的乡情,也是作者传递给读者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让人去深思农村的衰败,体悟乡土*中那些美好的人情人事,更以它超越性的诗意唤起归乡的念想.
相比《望烟》的古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长江丛刊》6 月上）更多亮出了小说家的野心.写实层面暴露的社会问题只是搭建小说的积木.夫妻间从买房起就积攒下的隔阂、男主人公和邻里、保安间的冲突等等,被小说中的精神科医生强行归结为“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这个心理学结论的注脚,看似蛮横无理,却像一下子*积木,迫使读者摆脱阅读惯性做出更深入思考.开头一句“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积蓄了男主人公所有的愤怒、委屈和自欺欺人,小说透过限制性视角营造的超现实氛围,极其反讽地将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外部问题,转化为个体精神世界的病症,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了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如何被内化到每个人的自我认同里.被蚕食的受害者其实也是这个世界被扭曲的帮凶.
乍看之下,《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比《望烟》更有“小说味”,但当下短篇小说创作最不缺的恐怕也是文学性层面的娴熟.如韩永明早先代表作《毛月亮》,母亲杀亲生儿子这样反常的故事,当然更有可读性和戏剧张力,但当小说家们奋力在短篇里创造传奇和极端体验时,《望烟》式的“老故事”是不是更有些四两拨千斤的回味呢？小说家的名号无足轻重,在这样一个零乱喧嚣的时代里,短篇的难度是它如何能让人静心,愿意在微小的阅读时空里体悟永恒.而《望烟》正唤起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咏叹.
谢络绎16 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如书名暗含“到彼岸去”的心意,她的两则短篇新作也有一种不甘平庸的气质,甚至不惜让文字脱离自己的把控,任由意义去旁逸斜出.精巧的结构安排让她的小说可以从故事层面深入生命本质.《耀眼的失明》（《山花》2016 年第11 期）写一个无法在亲密关系中裸露自己的女人,如何尝试在心理咨询和艺术摄影中获得治愈.审美无功利的观念看似把女性身体从*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注视身体的目光其实一直都在.观察者始终内在于女人的生命意识,女人必须不断注视自己,就像伪装成本能的道德戒律,一面要小心被窥探,一面又渴望被看见.小说写到这里足矣,它不再是这一个女人陈馨的秘密,真正的恐惧是对于每一个幸福或悲伤的女人来说,她们可能都从来不曾拥有自己.由此再看小说中心理咨询的线索,虽然引出童年创伤和父亲形象,有助于完善故事的合理性和清晰度,但也限制了对女人内心世界更多幽微处的发现.
而谢络绎作为好小说家的自觉,是她明白大巧若拙.在缜密的叙事、精细的描写、巧妙的结构之上,总还需要一些无心之举.相比《耀眼的光明》,《他的怀仁堂》（《花城》第2 期）就更有剥洋葱般的绵长味道.表层故事是以儿媳妇的介入,写父子之间对峙又胶着的关系,内里却是在写孤独.谢络绎写出了非常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孤独的心灵是西方现代小说的核心,但中国人的孤独从来不落脚在个人性上.令人恐惧的身体接触,一面是拒绝以责任为名把亲密关系变成了命令和权威,一面又仿佛因这距离制造的安全感,对家人有了更多渴望.小说结尾儿子俯在父亲的身体上,感觉消失于宽厚无边的土地,虽不至于是与生活和解,但也仿佛是回到生命孕育之初无需争夺的那一瞬.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成功,就是写出了生活中的“争夺”,如这个中年男子与父亲争夺、与妻子争夺,老父亲要牵头成立一个文艺队也是与正在衰老的自己争夺.“他的怀仁堂”成了这“争夺”的隐喻,放手一搏的气概难以成就一方小天地,但它的确就是生活本身,疲惫又充实.小说保留了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如软塌塌的、父亲职业病似的历史知识讲授、摔死的八哥、假黄洋梨木的茶几,正是这些并未被刻意解释清楚的叙述,保证了生活的芜杂底色.
虚构的意义
2016 年,创作风格已基本定型的成熟作家们也在积极以短篇小说积蓄进一步突破的力量.曹军庆的《有没有一只着了火的鸟儿》（《滇池》第6 期）是引人注目的一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诉了画家朋友谷秋风创作一幅“火鸟”伟作的始末.在寻找鸟儿的过程中,作者不遗余力地穿插入“我”与妻子平凡而又庸碌的生活琐事,路遇民工兄弟坟墓的故事、马坊街街坊热衷祈祷的怪相.华美绚丽的“鸟儿”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一种理想象征的意味.谷秋风想通过“着了火的鸟儿”来完成一部伟大的画作,丧心病狂地以汽油焚鸡,却终归沦为一场空,正如俗世中的人们蝇营狗苟却始终无法超出日常平庸的生活.现实中犯下罪孽的人们在愧疚中无法自拔,只能通过去教堂祷告来缓解罪恶感.而“附体”一节让民工兄弟的侠义神话破碎,黑暗尘世间的最后一点亮色也熄灭了.
与这篇小说一样象征意味浓厚的还有《煤球往事》（《滇池》第6 期）.这篇小说以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即失忆的“我”来讲诉一个人生的终极命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往何处去？失忆后的“我”不认识往昔的妻子亲友,连从前的情人也毫无记忆,甚至连“我”是否还是那个“我”都感到怀疑.唯一能够确信的只有一个火车站（南站）和铁轨上散落的煤块,而这都源于童年时捡煤球的记忆.小说似乎暗喻了现代人浮萍无根的身份定位,这种茫然无措的无力感也映射出人类心底埋藏的对未来的恐慌.人类的心灵深处根植着难忘的童年记忆,可纷繁的过去和未知的将来并不只是一个失忆者应考量的问题,它仿佛是一朵笼罩在每一个现代人心头的乌云.
曹军庆的《旧报纸》（《红岩》第1 期）同样是一篇以不可靠叙事者讲诉的小说.“我”因执意调查*,从一个正直的人民沦为了一个记忆失常、靠在赌场出过活的混混.为了不让眼熟的美丽贵妇扰乱自己的心智,“我”奇思妙想地开始了一场“梦中杀人”.正当“我”洋洋得意于自己的发明创造时,一张两年前的旧报纸却揭开了一切的真相.小说的结尾颇似“欧亨利式”的结局,在讽刺官僚系统、揭露人性黑暗上笔触十分辛辣.曹军庆似乎非常偏爱从现实案件中取材,《旧报纸》的故事题材有着刑事案件的影子,而《一场时过境迁的案》（《山花》第16 期）则明显有向新闻取经的嫌疑.18 岁的少年张亚东一时兴起了43 的邻居刘晓英,母性大发的刘晓英为了少年的前程,顶住压力承认是自己主动了他.这一题材选用的深意,原是为了表现出刘晓英式的高尚无私的人性光辉.小说若只深入这里,未免流于下乘,作家别具匠心地突出了旁观者的立场.这个拙劣的谎言事实上没有骗倒任何一个人,而心知肚明的旁观者们却以此为借口对真正的受害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折磨.这种令人齿冷的旁观者肖似鲁迅笔下的看客,甚至还更为恶毒.相比之下,他的《胆小如鼠的那个人》（《江南》第2 期）则是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作品,以胆小如鼠之人的褪变展现了对人人崇尚的成功学的讽刺,现世社会的晋身之阶唯有强悍跋扈之人才能占领.小说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上更为清晰明朗,韵味上则较前几部作品略逊色些.
曹军庆的小说向来都被认为颇具先锋精神,他热情地探索着不同的叙述形式和手法,同时也并不松懈对现代人精神症候的烛照.失忆者、精神失常的病患、平庸的无业者等边缘人的形象常常是他关注的对象,在客观冷峻的描绘下发掘普遍的社会问题.作家着力还原了现实生活阴暗龌龊的一面,始终秉承着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叙事结构的多变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让他的小说更为耐读.
始终专注于短篇创作的晓苏,同样在以2016 年以多篇作品推进了他对“有意思的小说”的自觉实践.如果说此前这宣言里还暗含着要用民间立场来回应对他小说沉迷于趣味性的微词,那么晓苏近期的创作已经越来越显现出他更加清晰的诗学主张.无需回避讲故事的魅力,流言蜚语、逸闻趣事、坊间传说、荤俗段子本来就是文学的另一个源头.2016 年晓苏又为他的“油菜坡系列”贡献了三篇新作.《松毛床》（《作家》第1 期）的叙述视角提醒我们注意晓苏作品中“谁在讲故事”的问题.这是一次作家的让权,由主人公来讲故事、听故事、编故事、传故事.《松毛床》里的老碗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乡亲们都盼着她在六十岁生日那天,讲一讲她和三个男人好过的故事.这种内聚焦叙述最突出的意义是尽可能地呈现出人伦道德的复杂性.因为每个故事都生发于某一个具体生命,又在不同听故事人那里触发不同的情绪,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有悖常理的事态发展.
于是,不仅有《除藓记》（《人民文学》第6 期）里对人性的暴露和反讽,也有《道德模范刘春水》（《钟山》第3 期）式在现实批判之外了解的同情.分视角叙述,使得读者能够去体会刘春水娶不上老婆的痛苦,从习久芬看似平淡的叙述口吻中读出她宁可发生不伦关系也要挽留刘春水的内心波澜.这些人心中更加微妙、暧昧、含混的东西,使得读者不会轻易用自己讲故事、解读故事的逻辑或道德规范去覆盖小说.就像《松毛床》本可以被处理成荒诞的故事,但晚年忆旧视角的加入,反倒在刻板的历史印象之外,写出了由人心经营的意外之喜,让人感觉到小说家更加体贴人性人情的温度.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是湖北现今短篇小说写作的主力军.尽管作家们存在着个人遭际、语言风格、叙事模式等诸多不同,但对现代人存在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困境的关注却是殊途同归.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预示着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琐碎生活的困境、精神价值的危机、理想信仰的陷落正成为作家们争相书写的对象.
很多论者在谈到短篇小说困境时,常会反思国外创意写作训练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小说作为一门手艺在人物、语言、叙事等各方面都被更精细地打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短篇成了一个精致的物,让人担心大量技法熟练的作者会无意识地去重复某种套路.以上小说家不光贡献了优质作品,读他们的创作谈也能体会到广博的阅读积累和对写作技艺的精雕细琢,还有一种欲以短篇为实验室寻求突破的冲动.湖北小说传统强调生活观察与现实介入的精神,使得本省作家不易仅仅满足于形式感的追求,但如何更好地为现实赋形,仍是短篇小说创作要斟酌的问题.或者说,恰恰是短篇在体积、强度方面的特殊要求,使得它可能成为现实的滤镜,作者在光影变幻中一直保有对生活的陌生感.而虚构由此才有了它的用武之地,让作家能够再度经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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