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叙事和人学话语论贾植芳的文学创作,该文是文学创作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语论和贾植芳和文学创作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文学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文贵良
引言
作为“火凤凰”丛书之一的《狱里狱外》是这样结尾的：
我一生四次从监狱里走出来,都是处于风雨骤变的年代.一九三六年出狱,一年以后爆发了全面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出狱,正是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的翌日；一九四八年第三次出狱,一年以后国民党就在大陆垮台；一九六六年五月第四次出狱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中国将再度陷入大浩劫之中,我也又一次被抛进了受苦受难的茫茫苦海.①
贾植芳写这段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已经八十岁.这段话的睿智在于,它显示出贾植芳的生命历程的拐弯,与中国时代的大拐弯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他的监狱生涯成为拐点.
贾植芳在文与行的选择中,行往往先于文.他常常称自己是社会中人,并非纯粹的文学家和学术家,文学写作受人生选择的引导.“我不大相信文字.”②贾植芳不仅不大相信文字（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且不重视书写这一行为的意义.他要的是一种“人生的主人”③,即想做行动的主人.人生也好,历史也好,在贾植芳的话语里,都要在滚烫的现实生活中才能被感知,才能立起来.“能和世界一齐痛苦的人,是最伟大的人.这痛苦包涵了创造和斗争意义.”④‘‘文学,一定得赌着自己的生命.”⑤“打倒生命平凡！”⑥诚然如此,作为文学家的贾植芳仍然具有与社会人的贾植芳不同的意义,即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叙述者,而且是一个叙述者.他用文学创作讲述自己的人生选择,从而使得人的主体性得以绽放.今天我得以研究贾植芳,不是从被讲述的贾植芳开始,而是从讲述的贾植芳开始,即从他的文学创作开始.
确实,贾植芳的文学创作并不丰富,但有自己的特色.钱理群以贾植芳小说创作和发表的故事线索以及对贾植芳小说文本的敏锐分析,把贾植芳的创作与精神通过胡风这个*而上追鲁迅.贾植芳小说对1940年代末的国统区的社会基础以及道德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⑦.我认为贾植芳的文学创作与他的人生道路一样,都与监狱有关.他《人的悲哀》所写的“我”就是一个刚刚从监狱中出来找生活的人,这仿佛是一个预示：他的创作与监狱将密切相关.《人的证据》直接纪录他在亚尔培路二号的监狱生活,《人的斗争》转述他人的监狱生活.《狱里狱外》则以回忆自己作为胡风冤案的受害者的经历为主,贯穿了前前后后的人生故事.因此,贾植芳的文学创作描写的两极是监狱和人,如果从场域的视角来描述就是“狱里狱外的人”或“进出监狱的人”,从而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成为独特的监狱叙事.
贾植芳的监狱叙事,早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祝勇认为贾植芳“把监狱视作洞察时代的好角度”⑧,张璐挖掘贾植芳“表现监狱生活的小说,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但是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到贾植芳的创作中.武汉大学李显鸿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当代文学监狱叙事话语的嬗变》( 2011)也许是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监狱叙事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两处提及贾植芳的监狱叙事.不过,很遗憾的是,该论文两处都把贾植芳的《狱里狱外》的书名弄错了.第一处在第2页：“贾植芳的回忆录《墙里墙外》也较有影响.”第二处在第82页的正文“较有社会影响的是贾植芳的回忆录《狱内狱外》”以及注释“贾植芳．狱内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⑩.贾植芳199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是《狱里狱外》,而非《墙里墙外》或《狱内狱外》.李显鸿写道：
这种回忆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叙事,也未形成大的风潮,故很难代表九十年代文学监狱叙事的成就.⑩
这种评论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这种回忆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叙事”的意向不知在何处.回忆录一般放在纪实文学的范畴里,也可放在文学的散文类型中.“也未形成大的风潮”作为叙事成就的根据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好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形成大的风潮,形成风潮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好的文学作品.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要做到恰当合理地评价贾植芳的监狱叙事的成就,必须要考虑如下问题：第一,在范围上,要把贾植芳写于1949年的《人的证据》和《人的斗争》纳入进来,与1995出版的《狱里狱外》构成一个监狱叙事的系列.这样能显示近半个世纪中贾植芳在遭遇大冤大屈前后监狱叙事的变化.第二,紧接着第一个问题,必须正面揭示贾植芳监狱叙事的特征,而不是笼统带过.第三,贾植芳的监狱叙事必须放在他的人学话语的框架中衡量,才更能显出其独特性.
监狱叙事的核心是人.贾植芳曾经反复强调过“人”的重要.因此,笔者不妨把贾植芳以人为中心的人生选择和以人为核心的监狱叙事结合起来,把这一结合看作贾植芳的人学话语.
那么,如何展开对贾植芳人学话语的描述呢？笔者认为以贾植芳的文学创作为主线来展开描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走上文坛到抗日战争结束,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人生赋》和散文集《热力》中的部分篇章,包括《人的悲哀》《人生赋》《理想主义者》《剩余价值论》《草的影子》《更下》《我乡》等等.虽说这个时期的创作不直接写监狱故事,但为后两个阶段的监狱叙事做准备.第二个时期,从抗战胜利到1955年他被捕入狱,其主要作品有《热力》中的部分篇章,《人的证据》《人的斗争》以及《血的记忆》等.第三个时期,1955年被捕以后直到2008年病逝,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是《狱里狱外》.
一、人的悲哀与挣扎：感伤而阴郁的抒情
胡风在《工作与学习丛刊·黎明·校后记》这样评价贾植芳的小说《人的悲哀》：“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复杂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底一图”.两个“沉闷”概括了贾植芳早期创作感伤而阴郁的色彩.这种色彩上通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不过,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更多关注主人公自身的与苦闷,而贾植芳更关注叙事者外在世界的沉闷的人生,因而叙事者自身也变得沉闷而哀伤.《人的悲哀》中麻袋店的掌柜、伙计和“打闲者”,无不在无聊中虚度日子,“像拆了房子下来的几根木料”恰好是人被生活拒斥和删除的写照.
《人生赋》中的牙科医生张大夫写出了抗战中一类形象.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形象中,人们熟悉张天翼《华威先生》中的华威先生,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与蒋纯祖,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些形象自然堪称典型.贾植芳笔下的张大夫这一人物也写尽了那类曾经热情爱国勇于爱国的青年最后沉沦在金钱与肉欲中的形象.张大夫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抗战前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医科专业.毕业后他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初期上海的热情激愤阶段、重庆的忧郁迷茫阶段、西安的堕落腐坏阶段.当“我”在火车上与他相遇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就是那被骗的七千多元.张大夫虽然缺乏政治信仰,但曾是一位热情的爱国青年,在从上海到重庆再到西安的辗转迁徙的生活过程,逐渐丧失了爱国的、对受难者的关怀以及生活的向上理想,沉沦在肉欲酒醉的庸常生活中.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
《剩余价值论》(1942)中“我”与余子固属于战乱中的流浪人,不期相遇,时而分离,各自在战争岁月的皱褶里寻找生存.多年后在小镇再次相遇,余子固做了参议,升为少将,但已经成为精神颓唐,内心空虚,被衰老征服的年轻人.“我”对他的无聊感到非常厌烦.《更下》(1946)记叙的只是一个对话场景,主人何天民和客人老夏之间关于推销黑货（）的对话,两个人的灵魂如黑暗中闪烁的鬼火,让人惊惧不已.《理想主义者》(1946)写抗战后知识分子的生活陷入困顿的情形.史英、五哥、方善里都在寻找着生存下去的地方.尤其是五哥的愤慨仿佛很可笑,他鄙视中国的脏、乱、土匪横行、大学被外行管理,一心想到美国去,可是美国又不是轻易能去得了的.他这个理想主义者就生活在自己的虚幻的语言里.不过,他终究还有义愤,还有不满.尽管他的这种气确实不管用.《草的影子》(1946)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史得彪从前线撤回到上海,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人的悲哀》《人生赋》《理想主义者》《剩余价值论》《草的影子》《更下》等作品呈现了贾植芳表现人生的基本方式,即把人放在具体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考察.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人生无不是变调的人生,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自身堕落到价值的低谷.那个叙事者“我”并没有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沉沦.“有一种卑下的生活：小见,无聊,自私,捧人,打呵欠,睡觉,看相,谈,说骂人,真是一种生活范围最狭的生活.”贾植芳对这种卑下的生活批判中有同情,鄙视中有痛心.《人生赋》的最后写道：“我更深深地感到近乎麻醉的疲惫.”对何天民这个人物,作者的批判态度有所保留.很明显,作者对何天民的“今天主义”“宁肯痛痛快快活一分钟,不别别扭扭地活一百年”的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非常鄙视,但是对这个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留下一点余地.
二、人的证据与斗争：温情而泼辣的纪实
《人的证据》第一部《在亚尔培路二号》(1949)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作品,当我第一次阅读它的时候就非常震惊.它以尖锐的笔调写监狱生活,让监狱成为文学性的表达空间.《人的证据》是一部纪实作品,是根据作者自己第三次入狱的真实经历而写成,文中写到的人物都是真实人物.1946年7月,上海《文萃》周刊案中许多人被捕,包括《文萃》周刊的经营人吴承德、编辑骆何民、陈子涛等人.《人的证据》中出现的有吴承德、骆何民、韩月娟等人,《人的斗争》(1949)重点写陈子涛讲述自己遭受严酷拷打的经历.
贾植芳所住的囚房是亚尔培路二号的二号囚室.二号囚室住着十来个人,除了上文提及的《文萃》周刊发行人吴二男（吴承德）、编辑骆仲达（即骆何民）、贾植芳外,还有三轮车夫王云生、小宁波、小广东、某出版社的欧阳胖子、光头吴以及特务江（后来还增加了一些人）.二号囚室的人员如果按照阶级分层,可以分为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贾植芳、吴承德、骆仲达等人,工人农民包括王云生、小宁波、小广东等人,只有特务江是个异类,不属于这两个阶层.二号囚室虽为囚室,却是一小社会,建立了一种按照能力分配工作、共享物质生活的生活秩序：“大家相望相助,过集体生活.”这仿佛有些荒诞：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过着一种几乎是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这种生活秩序在贾植芳入狱的时候已经形成,非常切合他豪爽坦荡风趣的个性.他第一次踏入这个集体时,迎接他的是温暖的询问：“一点没睡吧？”“要喝水吧？”“饿吧？”“吸烟吧.”“我们都是自家人.”这种集体生活秩序表现在：
卫生：小宁波管卫生,包括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公共卫生方面如倒尿桶,打水,扫地,洗碗,轮流值日；个人卫生如洗澡,如果有人长期不洗澡,则提出必须洗澡的要求.
外交：骆仲达负责,主要负责与两个警卫和一个饭师傅打交道.这个任务不轻,因为监狱规定被的人不准与外面通信息,但是他们打通警卫的关系,与外面的亲人和朋友取得联系,让外面的人送信送钱送物进来,这叫“跑条子”.
经济：吴二男负责,规定不准自己存私钱,除吃的人外.开销之处包括买手纸、买肥皂、买菜、生病买药,以及给警卫的赏钱.另外,给两个不吃米饭的河南人买大饼.
这种生活秩序除了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外,还有重要一点是知识分子在这个集体中担当重要责任,知识分子是这个群体的精神引导者,尤其是骆仲达；知识分子在体力劳动方面也是身先士卒,比如带头倒尿桶.
在这些人中,特务江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国民党特务犯事后被抓进来的,其他人对他的态度是不相信、不拒绝,不主动拉拢,也不恶意排斥,不招惹他,不激怒他,不排斥他,来则接受,离则不留.因此,二号囚室的集体生活稳定而温馨.尤其是“中秋佳节”这一节极有人情味.
贾植芳的监狱叙事中最为精彩的是者与反者的话语交锋.摘录两段如下：
他的笑声似乎还可以延长的时候却骤然而止,他威严的瞪着我的面孔,忽然声音冷酷的说：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
“什么党？”我接着问他.
“好吧,”他站了‘起来,“我得先看看你那位朋友去,咱们回来再谈,你考虑考虑吧.”
他用着仇寸艮的眼瞪着我,忽然尖声的吆喝一样地的说：
“你领导谁,谁领导你,说！”
“什么领导,”我大声说,“我不明白！”
“自然是你的组织关系”,他还是一样的严重.
对于这种恐吓意味的话,我只干坐在那里嘴唇都没动一下,既来之则安之,只好这样打主意了.
贾先生与者的对抗富有经验,机智应对.特务的策略是“一吓二哄三圈四套”,贾植芳采取的反策略是“一赖二挺,装傻混说”.贾植芳的反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表达系统.上述第一段引文中,贾植芳针对者的提问,避实就虚,不是回答“你什么时候人的党？”这一提问中的“什么时候”,而是另掘问题“什么党”,不会让自己落入者的问题框架中,而是引导者改换问题.当者拿出所谓的证据时,贾植芳在小慌乱之后立即镇定下来,坚信者在“钓鱼”,诱逼被者上当.因此,贾植芳坚定否认,使得对手无计可施.在上述第二段引文中,当者吆喝谁是贾植芳的领导时,贾植芳以“我不明白”对抗,这招在话语的策略上属于“不懂装傻”,其效果就是让者不得不继续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从而找到可以反驳的缝隙.当者解释这是指“组织关系”时,贾植芳先以“笑话”瓦解其意义指向,然后荡开一笔,把这场解释为无聊的吵架,从而模糊者与反者的身份与立场,把者拉到一个与被者同样的位置.接着指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即指控一个人犯罪必须搜查证据,不能欺侮一个小孩子一样欺侮他人.这种策略为“反客为主”,掌握对话的整体导向,从而改变者的思路,或者让其陷入僵局.正是这种理智的对话导向,使得者改变提问,这是反的成功的标志.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问贾植芳是不是“左”倾的问题.贾植芳第一步仍然是“不懂装傻”,逼得者不得不对“左”倾进一步解释.当“左”倾被解释为“不满意现状反对国民党”时,贾植芳理直气壮地要求拿出证据.当对方以耍赖的方式说不要求证据时,其实贾植芳可以有若干种回击方式,比如沉默,比如纠正他的强盗逻辑,等等.但是贾植芳以一种诙谐的方式回击：“左”倾分子是一顶不明不白的帽子,给我戴帽子也要戴高一点的帽子.这种对话回击把对方的帽子推到价值的极低处,从而达到瓦解对方意图的目的,可谓挫败对方于谈笑之间.当者问“你说政协破裂,说谁负责”的问题时,贾植芳没有回避问题的正当性,而是直接回击：“这该国民党负责！因为它没有一个政党的风度和诚意,所以破裂了！”者听后以“全是学者派头”讥笑对方,恰好反证了贾植芳是一位“保卫自己的人格的尊严”的知识分子.当者再次坐实贾植芳是“左”倾分子时,贾植芳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自己的“左”倾,不过他说自己“看的全是你们允许发行的报纸,我的意见,不过一个老百姓的感想”,这样就把自己的“左”倾普遍到老百姓的层面,表明对国民党的失望那是当时民众的基本而普遍的倾向.
贾植芳曾把自己的反的方法概括为”毒恨论法”,即采用布迪厄所说的屈尊策略,顺着者的逻辑思路,把自己降低到水平面以下,从而击溃者的论断,最典型的是如下例子：
特务们说贾植芳是“社会的败类,的走狗”,贾植芳顺势推论：“照这么说,你原来知道我不是,只是的走狗,这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走狗并不是帝国主义一样.”贾植芳的“毒恨论法”很有泼辣色彩.
三、人的端正与辩证：睿智而诙谐的回忆
《狱里狱外》是贾植芳写“我是谁”的一部奇书,“奇”不仅表现在他以八十岁的高龄睿智地回忆自己四次入狱的个人历史,而且表现在他“弱”写个人历史的同时“强”写他周围人们的生存波澜,由此让读者自己认知历史的复杂性与荒诞处.
贾植芳在《狱里狱外》中对自己有个含义深远的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大时代”指的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不仅指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指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小角色”自然是“普通的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小”在贾植芳的话语有几层含义,第一,在历史的层面上,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而言,任何个体只是这个时代的小角色,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由此而言．小角色除了被大时代的浪涛裹挟之外似乎毫无作为.但关键的是,如果小角色能够在历史河湾里寻找到继续往前流动的出口,而不只是在回旋,乱窜,逆背,而能够在历史大河里不被腐臭的淤泥的腐烂,那么,小角色就自有其独立性和个体价值.第二,在生存论上,“小”表征一种微末的存在感受.贾植芳这种小的生存感,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生活,比如意想不到的四次入狱；另一方面,也是由胡风上追鲁迅的一种精神延续.鲁迅把战士放置在无物之阵的对立面,这个战士就显得十分渺小,虽然这渺小中也蕴藏着强大；胡风把上海居所命名为“蚓楼”也是一种象征.总之,“小角色”的定位是晚年贾植芳回顾人生、洞察历史和看待他人的人学基础,由此实现了张新颖所说的“人的宽广的意义,人的开放性”.没有“小”这个基础,《狱里狱外》是另外一种样式.
视自己为“小”,所以能观周围世界的“大”,能察周围不同人生的“多”.《狱里狱外》虽说带有传记性质,但对作者周围的许多人生给予同情性的描述.胡风、李春潮、潘开兹、萧军等友人和伯父等亲人,因为与贾植芳的人生道路关系极为密切,自然会用较多的笔墨叙述.不过,贾植芳也常常关注那些与自己的人生有个交叉,但并不对自己的人生发生多大影响的人生,这些人生的道路与贾植芳自己人生的道路相映成趣,更能让人理解不同的人生背后相同的历史推手.施蛰存的朴素淡然,陈望道夫妇的关心以及请他花钱的诙谐,何其芳革命行动的过激,随手拈来,自然有趣,这些都是学者和文人圈子里的朋友.华侨老黄曾经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还劝贾植芳积极改造思‘想,不过在1957年被打成,“”中他被下放当煤矿工人,更惨的是,他妻子因精神恍惚被车碾死,一个儿子武斗时,一个儿子在煤矿做工人.就结局来看,老黄的人生故事有点类似余华《活着》中富贵的故事.国光印刷厂老板的遭遇,让人深刻体悟到历史巨变中人的命运的偶然与无奈,任何客观的主义都无法给予合理性的理由.这位国光印刷厂的老板,1947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自愿印刷进步刊物,即使拖欠三百元印刷费也毫不在乎’.1950年代中期,贾植芳却在看守所与他相遇,他被抓的理由只是因为他的一个房客是反革命.1960年病死狱中.贾植芳写道：“他的死亡,仿佛一只巨大的拳头在我胸脯上深深地一击似的,直到我写这些文字的今天,还隐隐作痛.”
视自己为“小”,所以能洞察历史的复杂与荒诞.胡风曾经告诫贾植芳警惕陈子展,因陈很“阴险”；但在贾植芳的眼中,陈子展豪爽正直,说话带些幽默,尤其是在胡风被公开批判后,他对贾植芳说“胡风曾经骂我是国民党走狗,现在人家又说他是国民党走狗,其实我们都不是走狗”.贾植芳由此领悟到“由于历史的动荡性与复杂性而形成的人的愚蠢和可悲”,没有简单地斥责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同样批判自己友人的局限性.为胡风文艺思想辩护的章培恒和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施昌东两人都上了“胡风影响分子”的黑名单；有人撰写了《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顶替了贾植芳的代号“一七八三”；者把贾植芳小说中的人物行为当作他“犯罪”纪录.如此种种,无不让人惊心于历史的复杂与荒诞.
视自己为“小”,就能平静面对遭遇的苦难,就能在苦难处找出诙谐与幽默.《狱里狱外》的叙事风格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精彩的概括,贾植芳“用他惯常的幽默和平静在叙述往事”,绽放出一种“朴质的绘声绘色”,“不迁怒于任何人,不抱怨于任何事,不无谓地诅咒那动荡不安的时代,澄明通达,坦坦荡荡”.寓幽默诙谐于质朴平静之中,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舒展.特别是贾植芳的幽默诙谐,别有趣味.他常常引用一些类似名言警句的口头语,在诙谐中达到某种效果,有时是批判讽刺,有时只是显示人物的性格.对1950年代批判胡风和胡适两人思想的状况,引用“整天拉二胡,越拉越糊涂”概括,批判的无聊感一下子显露出来.陈子展对胡风曾有微词批判：“东风东吹,西风西吹,胡风胡吹.”王恒守则用比喻维护胡风：“我想好比和尚,胡风好比居士,都信佛,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但贾植芳自己创造的一些幽默诙谐却往往富有睿智和批判性.1953年8月,胡风离开上海往北京,到车站送行的人只有贾植芳夫妇和周而复,周而复是上海统战部副部长,事后贾植芳调侃说：“老胡在上海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临走时只有我们和周而复来送行,周而复是统战部长,显然是来履行职责；我是平头百姓,倒是代表人民.”王若望曾经猛烈地批判过胡风,“”中也被抓人监狱,对于王若望的“顶替过你的位置”的说法,贾植芳这样解释：“你年纪比我还大,怎么能顶替我？不是儿子才能顶替老子吗？”贾植芳巧妙地把王若望的“顶替”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子女顶替父母位置的意思,让人在笑声中去体味讽刺的意思.
《狱里狱外》以视自己为“小”的人学基础,把个体提升到一代知识分子命运沉浮的高度思考,把“小角色”的个体力量释放出来,不仅让人赞叹贾植芳作为个体在时代中选择的人性光辉,而且让人震惊于历史的复杂与荒诞的交会,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的较量.
四、基于监狱叙事的人学话语：面向意义的意志
贾植芳从发表小说《人的悲哀》开始,一直关心行动的人的价值区分.他不仅以此看待别人,更以此要求自己.所以才会有很多学者把贾植芳作为人的某种典范来赞美.比如,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就认为贾植芳是“一个真人”,“他最后还念念不忘自己一定要再把做‘人’的‘人’字写得更好,他的宽大与自强不息的生命要求与精神境界是多么可敬！”这种人格养成,监狱生活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贾植芳晚年曾经深情回忆在亚尔培路二号的监狱中狱友们的互相勉励——“要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一直响彻在我的后半生.”它不仅成为他行动的准则,也成为他人学话语的基石.
贾植芳的文学创作其实比他自己个体的行为所呈现的人生典范要宽广,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不仅把自己的人生描述出来,而且还描述了不同的人生形态,他把这些不同的人生形态放置在滚动的历史车轮下碾压,从而形成了他人学话语的独特性.他的人学话语基于监狱叙事,监狱叙事带给他观察人生的幽禁与自由,观察人生的正义与邪恶,从而使得他的人学话语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第一,把人放在滚烫的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框定了贾植芳人学话语中话语主体的社会视野.如果用绘画来比喻,贾植芳的人学话语采用的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式的方式,而不是达·芬奇《蒙娜丽莎》的方式,即他不是把人孤立出来刻画,而是在泥沙与珍珠俱存的社会中给人一个位置,一条折线.尤其是他自己人生的折线,链接的都是历史的转折点.
第二,对“对立者”的审视不仅有共时的辩证,而且有历时的变动,这奠定了贾植芳人学话语的话语主体的历史辩证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对立者”并非单指政治上的敌人,而是指在具体境遇中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如何对待对立者,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胸怀的宽度与深度,往往也决定了话语的弹性与辐射.贾植芳早期小说中那些卑下的人物,也是叙事者和作者的对立者,贾植芳对他们态度基本上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观相似.在《人的证据》《人的斗争》中,贾植芳的对立者是者和看守.《人的斗争》(1949)中,叙事者把第一个者称为“大牲口”“牲口”“畜生”,第二个者——名叫苏麟阁——称为“野兽”“兽”,把陈子涛直接称为“人”.《人的证据》花了很多笔墨写全吼和宴希众这两个看守,宴希众属于好的看守,贾植芳劝他改换工作,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全吼属于坏的看守,但在写中秋夜宴一段中也透露了他没有彻底的泯灭的人性.《血的记忆》(1951)中农民看守马得生在看守政治犯（人）过程逐步觉醒而转变.马得生从政治犯身上获得“绝不是坏人”的初步觉醒.鲁迅小说《药》中夏瑜与牢头的关系是典型的启蒙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隔膜的关系.《红岩》中被称为“猫头鹰”的看守长和被称为“狗熊”和“猩猩”的看守,与人江姐们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反革命与革命的关系.而贾植芳笔下,看守有着向被看守者转化的一面.《狱里狱外》中贾植芳的对立者仍然是者与看守,但不以“人——动物”的差别来区分,而是更理性了.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待舒芜态度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0年代贾植芳与舒芜是围绕在胡风周围的好友,1950年代因舒的文章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的作用,贾植芳在失去自由的岁月中对舒芜不无恨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贾植芳得到平反,他与舒芜还有交往,但是后来贾植芳断绝了与舒芜的交往,《狱里狱外》提及舒芜时也没有过多的指责,贾植芳对舒芜态度的一波四折中,他并没有把冤案的责任要舒芜承担,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放弃对舒芜的人格的考量.
第三,在对自由与正义的双重追求中,当遭遇政治制度与个体权威压迫使得自由与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贾植芳往往以舍弃自由张扬正义的选择完成人生的转折.贾先生的品格中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成为核心.自由,不受他人或者制度的约束；正义,不为权力物质所挟制.在贾先生的选择中,正义高于自由.为了正义宁可失去自由,不愿意为自由而丧失正义.这塑造了贾植芳人学话语的话语主体的人性本体观.贾植芳自己概括为“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具体在贾植芳的身上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当家庭安排与自由追求相冲突的时候,他违背家庭安排,奔向自由意志.当政治权力的压迫下,自由与正义相冲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做出抉择：宁愿失去自由也不愿违背正义.
对此一问题,也可以借用西方的意义治疗法解释.意义治疗法的核心是“聚焦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寻找”.弗兰克把人类寻找意义的内在动力概括为“面向意义的意志”(will to meaning),区别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面向快乐的意志”(willto pleasure),也区别于阿德勒学说的“面向权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面向意义的意志概括贾植芳身上的人格精神非常恰当.在贾植芳身上,面向意义的意志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中国传统江湖侠客的担当精神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的统一,它一方面抵抗快乐的引诱,一方面也抵抗权力的压制.■
2016年6月28日初稿
2016年7月1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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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汇川区各单位围绕“颂党恩 赞改革 谈发展献良策 话重阳”……系列主题开展活动,诠释了新时代崇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精神内涵 汇川区委离退局、上海路街道党工委、高桥街道党工.
形似蜈蚣话满城
成都的别称还有“少城”“太城” 有人说少城、太城都是一回事儿,都是清朝修筑、供满人居住的地方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并不完全正确 宋代诗人范成大曾记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