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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运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蓬勃发展.随着整风运动和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形成20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个.与此同时,有一批“红色学者”涌现出来.
何思敬：眼中“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少时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并学习德语.其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通过在日中国学者的介绍,又急速传播到中国.何思敬对此极为关注,在异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此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何思敬又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番研究,他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也认识到中国必须经过彻底改造.于是,他有意识地阅读马、恩著作.1923年,他加入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何思敬以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被称为“创造社”的“纽带”；郭沫若则是“创造社”的“灵魂”；他们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彼此成为莫逆之交.
1927年2月,何思敬学成回国,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清共”.面对屠杀,何思敬利用讲台进行揭露.国共内战期间,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掩护地下党员,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思敬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会”,负责宣传工作,后又主持会务.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抨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鉴于其表现,他被介绍加入,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
不久后,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学,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影响.这些课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饰的,如课程表上安排的是“经济学”,何思敬讲的内容却是《资本论》；“方法论”课,他讲授的是唯物辩证法；他讲“战争哲学”,话题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又联系到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属于中国；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南方学府宣传红军以及长征.何思敬课余收集了两广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写成《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向党组织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
1933年4月,“中国左翼文化界同盟”广州分盟成立,中山大学师生参加者甚多,何思敬遵照党组织决定在盟外活动,实际上间接地对这个组织起了领导作用.1934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演出活剧,期间许多盟员和学生被特务和军警逮捕.何思敬联络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联名要求学校出面与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在校长邹鲁召开的教授会议上,“西山会议派”出身的邹鲁指责学生被捕与何思敬等平日的教育有关,何思敬义正辞严地说：“大学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被捕,这是中国的耻辱！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学校,特别是你邹校长,应责无旁贷地迅速把这些无辜的学生营救出来！”慑于广大教师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将大部分被捕学生释放,但温盛刚等一批学生骨干却在同年8月惨遭杀害.
何思敬曾撰《上国联书》,驳斥当时的国际联盟在中国调查而作的《国际调查报告》,并联合近百名教授发布《反对中日亲善通电》.《八一宣言》发表后,何思敬发文公开号召人民以“乾坤一掷,乾坤再造”的大无畏精神,奋起抗日.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予以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到了1936年1月9日,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游行.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镇压.就在游行队伍行至荔枝湾桥头时,突遭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武装袭击,随即陈济棠宣布全市戒严,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酿成了“荔枝湾惨案”.陈济棠认定事件是何思敬等“红色教授”“煽动”起来的,决定将之秘密逮捕,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所知,何思敬遂紧急离开广州,避居于香港.
何思敬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救国会”,并被推为常务委员和华南区总部负责人,在香港一方面参与指导广州的学生运动,一方面协同梅龚彬、宣侠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何思敬辗转到达延安,当即受到等的接见和欢迎.对于这位知名的法学家和翻译家,等领袖是早已“如雷贯耳、久闻大名”了.鉴于当时何思敬的妻儿仍滞留香港,生活困难,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到了1939年底,经过沿途各组织的精心安排,何思敬妻儿也平安地抵达延安.当何思敬见到夫人王艾英带来的黑格尔原版《大逻辑》时,大喜过望：“现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于是,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可谓是如鱼得水,期间从事于翻译马列著作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等,培养了许多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
何思敬还受的委托,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翻译出版.1938年4月,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关于《战争论》的研讨会.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其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点,被列宁认为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是对战争“所下的定义”,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很重视这部书.在研讨会上,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何思敬主讲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这本大部头,“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大约经过三个月,（总算）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在延安时,何思敬还经常与、徐特立、吴玉章、陈毅等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的老师徐特立.据当时与何思敬同住一起的郭化若将军回忆：“徐老常于夜间找他谈些科学问题,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精神充沛,一谈就到深夜.”
1946年,何思敬随、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任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学家的身份,揭露国民党当局不顾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撰文揭露推行“宪政”的欺骗性.
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此后,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l947年初,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里,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好了准备.
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何思敬的功绩,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提议让何思敬回到广州,任新生的中山大学的校长.但是何思敬不愿搞行政领导工作,只想教书和做学问,于是在北京大学任法律系教授,不久后调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就在何思敬把全部身心用于治学时,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了他的努力.何思敬的最大嗜好就是读书和买书,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套席勒的《希腊哲学史》,于是发愿一定要将之翻译出来,然而译稿终于在政治运动中被抄查散失了.晚年时他花了四年时间研读和翻译黑格尔的《大逻辑》,并译为中文,并印出了讲义,可惜在“”期间,由于几经抄家,这些手稿和藏书都毁散了.
何思敬于1968年4月14日逝世.1979年,为何思敬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值得一说的是,何思敬的女儿何理良在延安时,是朱德的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于是她们经常到总司令的院子去玩,与朱德的政治秘书黄华经常见面.慢慢地,黄华与何理良发展了爱情关系,经康克清做媒结为夫妻.黄华后为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部长,何理良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这么说来,何思敬的女婿和女儿都是受他影响下的红色外交官.
“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柯柏年1904年生于广东潮安.五四运动爆发后,时在汕头读中学的柯柏年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和辩论,后来他回忆说：“五四前后,各种思想和主义百家争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对比和研究,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19岁时入读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后因参加学潮和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开除.这时瞿秋白和张太雷介绍他转到国共合作开办的上海大学,期间由杨之华（瞿秋白后来的妻子）介绍,于1924年加入.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成立时,周恩来还聘请柯伯年到校讲课.1927年广东军阀叛变革命后,柯柏年辗转至上海,此后从事理论工作.抗战爆发后,柯柏年赴延安,任外事组研究处处长、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等职.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张闻天是院长,所以尽管这所学校培养了许多的中上层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但康生等却视之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把矛头对准了这一黄土高原上的高级学府,甚至也牵连上了柯柏年.柯柏年是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又是知识分子出身,加上英文水平比较高,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遂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受到批判,以致于他发誓不再搞翻译工作了.这事被知道了,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是没有留过洋的翻译家,由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许多是中国人早期的启蒙读物.曾讲过这样一句话：“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新中国建立后,柯柏年历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中国人民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驻罗马尼亚共和国大使、驻丹麦王国大使等,参与了众多外交活动.晚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等.1985年8月9日,柯柏年在北京病故.
延安二张
张如心、张仲实是著名的“延安二张”,他们都是留学苏联的“红色学者”,是“科班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张如心生于1908年,广东兴宁人,早年即在故乡投身革命,1925年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的招考,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29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从事文化运动,专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赴学校和工厂讲学.其间编写了四部哲学著作,在1930年代的中国,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
1931年6月,张如心正式加入中国,此后奉命转入江西苏区,参加了红军,在苏区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红军报》主编、红军大学主任教员等.红军长征期间,张如心随军到了陕北.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延安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并一度担任过的秘书.在这一时期,他发表文章,致力于阐述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1年3月,张如心在《人》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第一次公开使用了“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在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张如心更是撰写许多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理论体系,还驳斥了叶青诬蔑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农义”,指出：“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9年后,张如心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1976年1月在上海突发心脏病逝世.
张仲实生于1903年,陕西陇县人,1925年成为党员,1926年赴主持的上海大学求学.同年10月通过考试,远赴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翻译班学习,与杨尚昆、张闻天、伍修权等一起,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学成回国后,张仲实赴上海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团结和联络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和著译者,翻译了大量苏联书籍和报刊文章,编辑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等,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影响了一代青年.后来许多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学家、理论工作者,如臧克家、胡绳、何干之等,当年都是在“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从而崭露头角的.
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邹韬奋等同仁热烈响应,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张仲实是编委.“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发行量曾多达20万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当局封查了《大众生活》,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张仲实则临危受命,在危难中又创办了《永生周刊》,随即又被查封.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张仲实和沈钧儒、马相伯等300余名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而,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逮捕.随即,张仲实等“救国会”执委立即动员全国舆论界,宣传“爱国无罪”,报道宋庆龄、马相伯、爱泼斯坦、杜威等国内外著名人士营救“七君子”的言论.张仲实聘请律师,四处奔波,使当局十分被动和尴尬,最后不得不释放了“七君子”.
抗战爆发后,张仲实赴后方工作,1940年到达延安.作为一位著名的红色翻译家和出版家,张仲实受到了热烈欢迎.1942年,为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决定亲自主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并召集张仲实、艾思奇、柯柏年等在自己的办公室开编辑会议,由大家共同编辑,最后审阅,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思想方法论》.
张仲实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年在延安写作《新主义论》等都曾作为参考,并在书中大段摘引.后来王震将军回忆延安时期,情不能已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不开,马列主义的传播同翻译、宣传马列主义的广大同志分不开.我们当年在延安的窑洞,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这其中就有仲实同志的译作,他是我国理论界、翻译界、出版界一位深受大家赞扬的老同志.”
1943年至1946年,张仲实任出版科副科长,主持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在解放战争中,张仲实随机关疏散,深入农村,期间他发现了烈士刘胡兰的事迹,并请为之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当时和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迎接中国革命的阶段转变,嘱咐张仲实拟订一个理论学习计划,张仲实遂与有关领导同志商拟了一个学习书目,后经批准,成为以后广泛发行的《干部必读丛书》.
新中国成立后,张仲实任“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领导小组组长,主要精力用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后来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7年2月13日,张仲实在北京逝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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