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奂生性格和阿Q精神的社会学辨析,本文是社会学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陈奂生和陈奂生性格和社会学辨析类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人们总是认为,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阿Q 精神”的继承者.但其实陈奂生与阿Q 至多有着家族性的相似,而在本质上并非同类.这是因为二者虽然同属于“中国农民”的范畴,但在“是否拥有亲近土地的权利”这一点上,他们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陈奂生；阿Q ；社会属性
作者简介：庞振儒(1995-),男,壮族,广西防城港人,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 级本科在读.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02-056-02
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中的陈奂生,被看作是现代版的阿Q,拥有着“阿Q 精神”,是又一个愚昧而亟待启蒙的典型形象.从替陈奂生深感某种“国民劣根性”之痛出发,评论家们断定：高晓声学习了鲁迅,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创作方法.
然而与这一论断不同,高晓声本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给出的回答是：
“这很难说,我怎么受鲁迅的影响……只能这样说,鲁迅写的农村、农民,同我们比较接近,深有同感,是那个样子,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多大差别,如果由我来写,我也只能那样表现.假如说我受鲁迅的影响,就是这样子受影响的.”
高晓声不认为自己有系统地学习过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创作方法,高晓声只是觉得鲁迅写的农村、农民,与他在农村中的亲身感觉“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他便“继承”这样如实表现的手法,根据他对当时的农民的观察,创作出了“陈奂生”的形象.
一如高晓声的创作方法与鲁迅的创作方法,不是一回事.陈奂生与阿Q,尽管确实是同属于“中国农民”这一范畴,但从文本便可得知,他们各自是两种不同人生的行为主体.进而,由于两个角色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作为质料,所以,陈奂生与阿Q 之间,至多只有某种家族性的相似,而二者终究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们就不能曲解二者间的家族性相似,因为陈奂生有着自己的“陈奂生性格”,而其内容和成因,与“阿Q精神”,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讨论“陈奂生性格”与“阿Q 精神”时,为了不在价值判断上耗费过多笔墨,我们首先得有一种避免偏见的视角.进而,由于“阿Q 精神”是人们将陈奂生与阿Q 联系起来的第一渊薮,并且“阿Q 精神”已被指责了近百年,所以这种避免偏见的视角,更多是为“阿Q 精神”所准备的.而如果要以这种视角来考量“阿Q 精神”,那我们就首先得为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即阿Q 的“麻木”,以及出于这种“麻木”所作出的卑劣行径“正名”.
阿Q 小偷小摸、软怕怕硬的行径,固然是病态的,这可以引申为是一种卑微而卑劣的“犯罪”.而撇开道德上的定义,犯罪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其实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一如杜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总则》中认为,如果没有犯罪,那一个社会就无改变和进步的可能,因为犯罪顶撞了一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和话语体系,在犯罪的内容中,内含了未来所要重构的社会的因素 .从这一角度来讲,犯罪其实内含有革命的气质,只不过革命是对于一个旧的社会而言,所犯最大、站得最高的犯罪.从常识来讲,一无所有者最容易倾向革命,然而鲁迅笔下的阿Q,一无所有,却是精神麻木,不幸而不争,他的抗争,仅限于通过“精神胜利法”,来“变革”旧的评判话语,以“窃取”只有自己才能咽得下的病态胜果.
“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麻木的阿Q 在世上生活所采用的战术,而对于阿Q 的塑造,鲁迅取材自当时社会最下层的雇农.雇农是土地私有制之下的失地农民,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相对于陈奂生,阿Q 身为农民却没有亲近土地的权利,这是他与陈奂生最大的差别.由于经济属性的迥异,二者获得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要考虑二者精神气质的特殊性,绝不能忽略这一点.
陈奂生所代表着的小农,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在各个完成大一统的朝代,抑制土地兼并,都是国家机器十分看重的一个施政方向.而一如阿Q 的遭遇,农民一旦失去土地,那便要成为不论上下,都所最不愿接触的一群人,作为回应,失地农民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在群体较小的时候,失地农民便能直接地威胁到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但此时乡里还能通过租佃制,提供有限的雇农岗位来制约他们.失地农民的群体一旦变大,那便引发“流民”现象,大量走投无路的“流民”往往要发动农民起义,走上不为王,即为寇的道路.
然而在阿Q 所处的清末,农民起义面临着国内国外的双重绞杀,与近代以前,中国两千年来传统的社会环境相比,农民造反的可行性已被极大降低,这使得失地农民那种巨大的破坏性受到严重压抑.即便是已然失去生活、将要失去生命,这些失地农民也不能够像以往那样揭竿为旗,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在绝境中,最有人格尊严的一条道路被拦腰截断,这便是失地农民阿Q,其“麻木”的最初来源.
所以没有土地、穷困潦倒的失地农民阿Q,并非不想“革命”,并非天生只会低声下气地做人.从辛亥革命的风潮波及未庄时,他脑子里设想的“造反”梦便可看出这一点,在梦中阿Q 一转姿态,成了未庄的判官.然而在发现有另一股力量足够强,有可能带领他奋臂一呼以前,阿Q 只能通过“也姓赵”和“祖上曾阔过”这种虚幻的记忆来聊以慰藉.作为失地农民的一员,“麻木”的阿Q 既无法从土地中获得精神依托,也缺少近代文明的知识技术,没有成为产业工人的条件,他游荡在社会之中,“麻木”的程度日益加深,继而成了一个没有尊严、腐化卑劣的“流氓无产者”.于是阿Q 身上的破坏性,终究只能够是另辟他径来发泄,所以,不是他“不争”、“不革命”,而是他那“争”与“革命”的人格成分被压抑过重,以至于只能表现为对旧道德、旧价值所给予的个人尊严的消解,和以卑微而卑劣的行径来对旧社会秩序进行隔靴搔痒般的逆反.
而陈奂生,没有类似阿Q 那种“欲为而不可为”的经历,可以说,他一切的行为,都是作为一个有自主选择权的人发出的,对于陈奂生,“麻木”无从说起,因而“陈奂生性格”的实质,其实是“保守”.
当然,乍一看起来,陈奂生似乎比阿Q 更加缺少抗争意识,因为他确实很保守,几乎没有“犯罪”的想法.即便是当了多年的“漏斗户”主,他也没有产生对社会现实的逆反心理,甚至连过分一点的牢骚也未曾有过.在当“漏斗户”时,陈奂生有过的最大的牢骚,是“忿忿”于有干部指责他是“漏斗户”,和疑惑政策环境为什么要加深他“漏斗户”的生活困境,但后一点却也是发于“他不了解国家究竟困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在被调进队办工厂之后,陈奂生对于这种“有些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自己一身力气”与厂里“轻轻巧巧”的工作不相适应,他不想远离土地,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他实在有点舍不得”.甚至在他当了采购员,挣得第一笔大钱之后,还产生了“难道这是应该的？”的困惑,觉得跑采购的可观收入不是劳动所得,是一笔“飞来横财”.“转业”之后的这种营生模式,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种田经验,实在是相差太大了,这让陈奂生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无愧于“青鱼”的绰号,宁愿一股脑地抱住土地,死死不放.将自己捆绑在土地上,勤恳耕作、安分守己,这便是陈奂生的“保守”.
但一如前文所说的,我们需要注意,陈奂生与阿Q 的最大不同,在于陈奂生拥有亲近土地的权利,他不是失地农民.正因为能亲近于土地,能让他将深厚的感情寄托于此,才有了陈奂生如“青鱼”一般,自愿把自己捆绑在农业生产上的故事.他那朴素而勤劳的秉性,“陈奂生系列”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民的优点”,可以说,便是以这一能亲近土地的权利为前提的.进而,与陈奂生的优点相对应的“保守”,当然也跟陈奂生与土地的亲近,有着莫大的关系.亲近土地,意味着像千百年来的小农那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年遵时循令、寒耕暑耘,陈奂生因之获得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深入了骨髓,甚至促使陈奂生形成一种人生“战术”,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稳定性.陈奂生一切“保守”的举措,都可以解释为是对这种稳定性的维持.当“漏斗户”并不会与这种小农生活方式相冲突,但进队办工厂上班会,所以陈奂生能够熬得了当“漏斗户”的日子,却对能带来更多收入的“转业”心怀戒备.以及陈奂生一开始反对包产的最大原因,如其堂兄陈正清所说,是“怕包不过别人”,怕他靠一身劳力吃饭的生活方式,在实行包产后失灵.而一旦发觉包产是可靠的,便会信心十足,进而“从此同工厂脱钩”,一门心思地要“种大田藏死钱”.
综上可知,生于农村、作为农民,是否拥有亲近土地的权利,是将陈奂生和阿Q,两个形象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将他们的气质导向“保守”或“麻木”的岔路口.通过这两条路,二者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陈奂生性格”和“阿Q 精神”.对于阿Q 而言,身为失地农民是他不幸人生的渊源；而对于陈奂生来讲,免于失地,则是他免于沦为阿Q 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冯士彦：《高晓声的肺腑之言》,翠苑,2012年,第3期.
[2]E.杜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总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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