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视域下席慕蓉诗歌创作的身份认同,该文是关于创作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席慕蓉和视域和流散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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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席慕蓉的诗歌圆润自然,广受两岸读者的喜爱,此前的研究多侧重对席慕蓉诗歌的艺术解读,而忽视了其文化内涵的表达.拥有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双重视野的席慕蓉有意通过书写民族风土人情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弘扬中华古典诗歌的“诗教”传统体认对故国文化的情感归属,回溯自我的心路历程,讴歌生活完成了对自我女性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席慕蓉 流散 身份认同
流散（Diaspora)又译“飞散”“离散”等,本意指种子随风播撒,最初专指犹太人流离失所的现象,含有贬义,后随着经济一体化进入全球化时代,移民潮日益加剧,流散逐步泛指所有的移民族群.流散者由于远离故国、流离于迁出国和现居住国的边缘,承受着故国和现居住国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因而流散文学的写作呈现独特的流散特征：在以本土视角审视外部世界的同时,又以外部视角关注着本土问题.质言之,流散作家深受本土文学观念及语言表达思维影响的同时,又受制于现所在国的的文化视野和文学价值观念.而背井离乡之后对身份的重构、认同和确认是流散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席慕蓉作为当代诗人,文学成就斐然,与流散经历紧密相连.以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席慕蓉诗歌创作的切入点,结合其流散经历,可以见微知著,探骊得珠,能够更好地解读席慕蓉的文学创作.
一.民族认同
席慕蓉,1943年出生于重庆,5岁时就读于南京,1949年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在上海只呆了三个月便南下广州,迁至香港,并于1954随父母迁往台湾.在台湾定居十年之后,于1964年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高级班进修,随后辗转欧洲各国,学习绘画、展览作品,于1970年返回台湾,任教新竹师专.自50年代起,席慕蓉开始了创作诗和散文,先后出版了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散文集《成长的痕迹》《同心集》等,获得了多项文学奖项.席慕容曾因战乱远离故乡,后因求学负笈海外,一生飘零.对故乡的思念却从未减少,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增加,乡愁就如婴儿的胎记一般伴随着席慕蓉成长,同时也渗透到了她的创作生涯当中.乡愁是一种以乡土亲源为根基的集体情怀,席慕蓉四处漂泊,用诗歌吟唱对故乡的思念.“我说不出它的名字,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哪里,在我心里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或者是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草原,或者在刚亮起灯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驰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属于流浪者的歌.”[1]乡愁的平复只能通过还乡予以完成,而面对着有家不能回的处境,诗人精神原乡,通过选取具有家乡特色的人或景,穿行于故乡和异乡的时空之间,游离于草原和城市之间,探寻着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嬗变,思索着归乡的古老命题,表达对归乡的希冀和渴望.席慕容这种思乡的焦虑一直到1989年亲自回到内蒙大草原才得以纾解,后来又屡次返回到蒙古草原,出版了《追寻梦土》《蒙文课》《给海日汗的二十一封信》等关于蒙古高原的散文集,并在国际会议上宣扬蒙古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
流散者由于长期漂泊,或已经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但是难以割舍与故土的联系,往往会通过故国回望的主题表达建立对自我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为流散者的创作寻找合理的动机.夹处异文化群体之间,身处异域社会的边缘,流散者往往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描写东方奇观和异国情调满足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窥视欲；二、坚守故国传统文化的本真性,拒绝异质文化；三、书写中西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可能性.在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台湾的留学生纷纷留学海外,组成了留学生作家群,他们充分利用其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留学生经历,创造一系列“留学生主题”的文学作品,集中塑造了一批“流浪的中国人”形象,揭示了因“流散”（离散）而导致的文化冲突,表达了海外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充满着分裂（人生的分裂、认同的分裂、情感的分裂、家庭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等）的痛苦经验.在诗歌和散文领域,叶维廉、郑愁予、杨牧的诗歌创作和王鼎钧、徐达然的散文书写都对这一主题有着同一的描写.席慕容原乡诗的一大特色在于用珠圆玉润的语言诉说对精神归乡的执着.这种寻根意识是巨大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集体原乡情怀的显现,同时展现了全球化语境之散者无家可归的悲凉背影,揭示了每一位远离故国的游子们的思乡之情.比如那首短诗《乡愁》,“故乡的歌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想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2]席慕蓉11岁时离开大陆,举家渡海定居台湾,对于大陆的记忆尤其是蒙古草原的记忆模糊不清了,只能从父辈口中得知,因为对于家乡的面貌是“清远”的、“模糊”的、在“雾里”,飘渺不定,但是对故土的思念却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而日盛一日.
席慕蓉的乡愁诗的另一特色便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即通过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书写建立对本族群的认同.席慕蓉,蒙古族人,蒙古名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江河,即蒙古故乡草原上的希喇穆伦河,席慕蓉的外婆是宝尔吉特光濂公主,为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父辈都在蒙古家乡长大,席慕蓉从小听父辈讲故乡的事,从小就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席慕蓉曾说过,“我是蒙古人,对于和自己民族有关的种种,很早就有一宗近乎偏执的爱惜的心情”.[3]诗人深情盛赞自己素未谋面的家乡,在席慕蓉的乡愁诗中常常出现长河、湖泊、草原、牧马、羊群等带有蒙古族的风物.除了直接表达对蒙古山河景物的亲切依恋,更多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席慕蓉从小受到了笃信神灵与佛教的祖母的深厚影响,因为蒙古族人对藏传佛教的强烈信仰,这使得席慕容的诗歌具有了浓郁的宗教色彩.《白鸟之死》是席慕蓉一首独特的爱情诗,“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我就是 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只等那羽箭破空而来/射入我早已破碎的胸怀/你若是这世间的唯一//唯一能伤我的射手/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就好象是最后的一朵云彩/隐没在那无限澄蓝的天空/那么 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象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4].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让白鸟勇于牺牲,这种带有宿命观念的爱情可歌可泣,即使自己受到伤害,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依然无怨无悔,因为你是我这世间的唯一.同时,席慕蓉的诗歌常常带有哲思和宗教的命运观念,诗歌中常出现“前世、佛陀、尘缘、刹那、一瞬”等带有藏传佛教色彩的词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5]而共同文化培养出来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维系现代民族重要保障,在民族认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诗人通过对带有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的书写,构建了对本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国家认同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他们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他们绝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不断‘嬉戏’”.[6]换言之,文化身份既有受到历史传统的熏陶,也受到了当下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是谁”的诘问如影随形,或显或隐地存在于海外移民文学作品之中.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大批的炎黄子孙被迫或主动迁居西方社会.面对着第一世界的强势话语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作家群普遍遭遇“无根”的精神痛苦和身份认同危机,其创作呈现具有“无根的文学”特征,例如,白先勇小说中的畸变离散的“纽约客”、“台北人”们,聂华苓、於梨化笔下精神孤独无依的人物系列等,都表现了文化焦虑和精神危机.席慕蓉作为其中的一员,却用诗歌追溯中华文化,书写家国认同,留下了独特而精彩的一笔.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更代表着这片土地所培养出来的文化,它包涵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中国既是维系国家认同的粘合剂,同时也是每位中国人的身份标志.高小刚认为“一切使人脱离‘美的家园’的流浪与迷失、放逐与分离都会唤起受到传统文化哺育的中国人的情感中沉痛与忧伤的内容.”[7]流散者尤其自幼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海外游子对这种沉痛与忧伤都有着艺术的表达,在他们看来,传统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而不是一些纯粹的过去,回归东方、回归传统、回归美学中国就要求将传统文学、诗学中国运用到现实的创作当中,再次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席慕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自《诗经》、《楚辞》以降,诞生了无数优秀的抒情诗篇,中国的诗歌具有委婉曲折、含蓄深沉的特征.追本溯源,席慕蓉的诗歌创作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诗教传统.比如《莲的心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多希望/你能看见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 不忧 亦不惧//现在 正式 最美丽的时刻/重门却已深锁/在芬芳的笑靥之后/谁人知我莲的心事//无缘的你啊/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太迟”[8]在这里,诗人将夏荷人格化,夏荷象征着丰姿绰约的佳人,有着青春明媚的容颜和勇敢的心.风霜和秋雨的意象反衬出夏荷的勇敢和成熟,盛开的夏荷在等待,等待着情人的出现,渴望收获美丽纯洁的爱情.一株亭亭玉立的清水芙蓉怀揣着少女的天真与浪漫等待情人到来的画面,呈现一种美好温馨的情调.然后,场景立刻转喜为悲,重门深锁、笑靥逝去预示着莲的心事,因为无缘的情人来的或早或迟,始终未能赶上夏荷最美丽的时刻,错过了姻缘.诗人用示现的手法将莲的盛开与凋零的过程拟人化,赋予人的情感,将花落衬托出美好的感情转瞬即逝,爱情的幻灭咫尺眼前,全诗情景混融,表现了一种哀而不伤的“诗教”审美效果.
席慕蓉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耳濡目染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深爱传统文化.席慕蓉的诗歌常运用“莲、月、河流、出塞、长城”等古典意象,并化用古典诗词,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如《树的画像》：“当迎风的笑靥已不再芬芳/温柔的话语都已沉寂/当星星的瞳子渐渐暗淡/而千山万径都绝灭了踪迹/我只是一个棵孤独的树/在抗拒着秋的来临”[9].其中“而千山万径都绝灭了踪迹”化用了柳宗元的《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与不再芬芳的笑靥、沉寂的话语、暗淡的瞳子一道勾勒了万物肃杀、孤独冷清的环境氛围.《囚》中的诗句有“多情应笑我 千年来/早生的岂止是华发”[10]化用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词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些化用古典诗词的诗歌,与诗歌的节奏、韵律、内容、主旨契合、水融,没有突兀与矫揉造作之感.席慕蓉的诗歌也常常有感于古诗词而成,比如《子夜变歌》便是有感于《古乐府》中的民歌而作、《古相思曲》也是有感于《古乐府》中的民歌所作等.诗人不仅巧妙了借用了诗词传说中的境界,并加以生成扩展成自己的诗歌意蕴,同时深谙运用比兴来寄托诗情、对比来增强诗情.通过“遁入古典的婉约”（钟玲语）艺术表现形式,席慕蓉展开对故国风土人情和美学中国的回望,建构了对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认同,确认了自己的情感归属.
三.自我认同
剖析自己的创作历程,席慕容说：“年轻时因寂寞而写诗,或许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年纪稍长,因无法平抚心中的骚动而写诗；初老时,因惆怅而写诗,人也因此变得勇敢了.”[11]因此,席慕容的诗歌带有鲜明的自传性质,很多作品都是诗人对人生某个阶段的生命书写,记录诗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个人经验和遭遇.自传性书写是主人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自述人生经历,是对自我生命的抒写,也是对过去生活的确认.例如：《美丽的时刻》记录了席慕容和丈夫刘海北的幸福爱情和婚姻生活.在国外生活求学时,席慕蓉遇到了爱人刘海北,二人志同道合、相互扶持,自己自由地写诗和绘画也得到了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再例如《我》用第一人称道出了流浪者的缘由和决心,而这位流浪者正是诗人自身的投影.在这里,流浪淡去了旅途的劳累和亲人的离别,更多是的是随意去行,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不管千山万水,我都启程起往,对前方充满了惊奇和自信,整首诗歌流露了一种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童年是席慕容诗歌的重要主题,成长的悲欢离合都被诗人用诗性的语言表述出来.对于这段童年漂泊的岁月,成年后的席慕蓉满怀感激之情,“在成长的路上,原是荆棘处处的,因为父母,才使得我能够顺利走过,才能有此刻这一种回身向我自己孩子微笑的幸福.”[12]在席慕蓉的《雨后》中,“生命 其实也可以是一首诗/入宫你能让我慢慢前行/静静盼望 搜寻/怀带着逐渐加深的暮色/经过不可知的泥淖/在暗黑的云层里/终于流下了泪 为所有/错过或者并没有错过的相遇//生命 其实到最后总能成诗/在滂沱的雨后/我的心灵将更加洁净/如果你肯等待/所有漂浮不定的云彩//到了最后 终于都会汇成河流”[13]“生命,其实也可以是一首诗”,诗人将云层聚集到雨滴落下汇成河流这一过程比如人生的历程,河流这一意象在此变成了人生、生命.人生在世,有喜有悲,有逐渐加深的暮色、有不可知的泥淖和黑暗的云层,这些意象的组合既是对诗人目前所处之境的描写,也是对人生的概况,不如意之事十之,总会遭遇磕磕碰碰,因为这就是生命.对于这些挫折,作者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不疾不徐地去一一体验,逝去的岁月在席慕蓉那里不是负担、也不是痛苦,而是经历和幸福,不管是错过的还是没有错过的相遇,一切在诗人看来,都是令人欣喜,值得等待.不管经历怎样的不顺,诗人始终坚信,“生命其实到最后总能成事”,因为“在滂沱的雨后,我的心灵将更为洁净.”席慕蓉的诗歌清丽婉约、语言浅显易懂、情绪浓烈,且富有哲理,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阅读感受.
席慕蓉小时候因为父母长辈的庇佑而健康成长,长大后,与心爱的人相濡以沫,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也乐于做一位家庭妇女,但是,阅读席慕蓉的诗歌常常会发现一种孤独和悲凉之感,尤其是席慕蓉的爱情诗,比如《涉江采芙蓉》、《悟》等.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辗转流浪的童年经历和年少时不应有的沧桑在席慕蓉心中种下不安定的种子,并随着年纪既长而生根发芽,影响日后的文学创作.其次,对真善美的追求、理想主义的高扬是席慕蓉诗性的源泉.席慕蓉直言,“我一直相信,时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爱情：绝度的狂容、绝度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一种爱情,那么,就让我的诗来作它的证明.假如在世间实在无法找到这样的爱,那么,就让它永远地存在我的诗里,我的心中.”[14]然而漂泊的岁月打破了诗人天真的幻想,因此诗人只能在极致的诗歌表达对理想的执着.席慕蓉的爱情诗顺畅自然,典雅真挚,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和质朴之心,也是诗人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
与成长相对的另一主题便是爱情,席慕蓉的爱情诗在诗歌领域享有“诗界琼瑶”之称,曾在大陆刮起了“席慕蓉现象”之风.有评论认为,席慕蓉的诗歌明朗简约、温柔知性、缠绵悱恻,关于美德心声、爱的独语,都深入普通读者的内心,尤其满足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女读者的情感期待视野和文学期待视野.浸淫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席慕蓉对于女性情感情有独钟,她笔下的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都具有突出的特征,她们天真、淳朴、自然、善良,具有东方的古典美.《一棵开花的树》、《雨中的了悟》等中的“我”个个闪烁着女性的光芒,如著名的爱情诗《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们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的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15].《一棵开花的树》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饱含诗人的挚情挚爱.诗歌一开篇一棵开花的树比如亭亭年华,情窦初开的少女,刻画出了一位美丽端庄、大胆坦率、鲜明动人的女性形象.“最美丽”既是对少女外貌的描写,也是对少女真诚纯洁的心灵的描述.“祈求”流露出少女追求美丽爱情的青春情怀,“盼望”展现了一颗既骚动不安又翘首以盼的真心.少女的慎重的努力和颤抖的热情,换来的却是意中人的“无视地走过”,最终只是落下了凋零的花瓣,选取三个动作瞬间,“祈求”、“盼望”、“凋零”,将少女那种含蓄而又热烈,激扬而又真挚的情感表现出来.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席慕蓉通过爱情诗成功塑造了新女性形象,她们阳光自然、青春美丽,充满活力,大胆追求爱情、追求爱情的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是塑造和表现权力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东方世界在西方读者看来,其形象和传统女性形象一样,是被歧视的弱势群体,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一直如同男性之于女性、强势之于弱势、中心之于边缘.西方作品往往把东方女性化、妖魔化,以想象的东方印证自我的存在.在后殖民的时代语境之下,流散作家对女性形象的褒贬流露了作家构建形象的基本态度,换言之,作家选择什么,偏好什么,排斥什么表明了作家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在席慕蓉的诗歌中,女性掌握了话语权,作为主体的叙事对象,在对待感情上,大胆追求爱情,感情真切坦荡,带有青春的健康与活力.席慕蓉通过塑造颠覆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以新女性形象消解西方的文化中心,展现对自我性别的认同.
流散构成席慕蓉诗歌创作的底色,影响着席慕蓉诗歌创作.席慕蓉由于时代因素,辗转各地,但她并没有忘却民族和国家,而是通过对民族和祖国文化探本溯源,构建了对本民族和故国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可贵,诗人在延续《诗经》、《楚辞》等开辟出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并杂糅了现代社会的文明思想,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原乡诗篇.同时,席慕蓉的爱情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烙印,诗人真诚地记录生活,讴歌爱情,诉说自我,剔除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偏见,表现了对自我女性身份的认同.
注 释
[1]席慕蓉.追寻梦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3
[2]席慕蓉.无怨的青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55
[3]席慕蓉.梦境[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1:142
[4]席慕蓉.席慕蓉诗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76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吴叡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上海：上海出版社 2003:16
[6]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文化研究读本》[M].罗岗、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
[7]高小刚.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 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68
[8]席慕蓉.七里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41
[9]席慕蓉.无怨的青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33
[10]席慕蓉.无怨的青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38
[11]姜小玲.席慕蓉：一个在沙上写诗的人http://cul.china.com.cn/renwu/2011-
11/04/content_4597280.htm2011年11月17日09：36来源；文化中国—中国网
[12]席慕蓉.江山有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27
[13]席慕蓉.时光九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43
[14]席慕蓉.七里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12
[15]席慕蓉.七里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
本文系中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zzts186.
（作者介绍：吴杰,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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