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总体性视角下的长征题材文艺创作,本文是关于视角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文艺创作和长征和视角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赵心宪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一谈有关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批评视角问题,以此深切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一、为什么选择文化总体性视角？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长征精神研究哲学方法论原则的自觉认知与应用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长征精神是长征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长征文化精神应该是“地球人”所共享的精神财富.外国研究者对长征精神具有“全人类性”的论断,有坚实的方法论支撑,值得尊重,应从当下中国人文精神重建的视角进行学术研究.有关特定历史文化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能实际应用于湘鄂川黔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及其批评失语的代表性案例分析,因为在我看来,文艺经典的创作与批评最终都是在境界（艺术与思想）层面达成共识沟通的,创作是这种境界的形象表达,批评则是这种境界形象表达的判断与解说.
文化总体性认知的长征精神,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翟俊杰导演的三部长征题材影视作品（《金沙水拍》《长征》《我的长征》）,对长征精神的领悟、理解、感受与认知,其精准把握与形象演绎,已经上达文化哲学视角认识的思想艺术境界,这当然是翟导个人不可复制的创作成就精彩演绎的.2014年底,《北京晚报》曾披露翟导有四拍长征的想法,并希望“创新突破,超越前作”.我认为,翟导前三部长征题材作品步步营造升华出的创作境界,已经表明导演再创作底气的坚实存在.“在翟导眼中,每次触摸红军长征历史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但唯一不变的是长征精神,它是一种伟大的理想,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见《北京晚报》2014年10月18日）如果说,《金沙水拍》（1994）特别看重类型片惊险悬念的设置,还只是立足于影视情节层面,尝试再现承载长征精神的历史事实；《长征》（1996）中现实主义艺术美学的探索,集中通过唐国强领袖角色形神兼备的表演,让长征精神获取“这一个”典型形象而得到成功表现；那么,《我的长征》（2006）则自觉追求艺术视点（角）的选择创新,以红军“普通一兵”小战士王瑞个人成长的命运主线,贯穿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多个重大事件（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出红军英雄群体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东方神话”精神属性的全人类本质.创作主体感悟长征精神的创意境界与典型案例,通过影视艺术的“纪实”形式得到生动演绎,从而可能被法国影业公司购买,闯入世界电影市场,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不言而喻,《我的长征》艺术视点（角）并非文化哲学的理论视角,但对长征精神所具人的“类本质”的个体形象领悟,正是文化总体性方法力图通过学理论证“大写的”人的哲理内涵.简言之,在艺术哲学的视点（角）层面,创作主体感悟的长征精神,在《我的长征》中得到成功彰显.
二、长征精神的文化总体性认知与长征文化源头
军史专家陈宇大校曾经以“什么是长征精神”这同一个问题,具体征求过11个省份主管宣传工作领导的解答,结果是“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这与翟俊杰导演三部长征题材影视作品揭示的长征精神内涵各有差别,但道理是一样的,根本原因在于阐释主体存在艺术视角的实际差异.所谓见仁见智,异中之同“长征精神之为长征精神”本质内核的存在应该没有歧义.陈宇大校是这样回答的：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长征精神,那就是“难”；两个字概括长征精神就是“坚持”；三个字概括长征精神即“跟着走”；四个字概括长征精神是“绝处逢生”；五个字概括应为“革命加拼命”；而无论怎么概括,有十个字必定是长征精神内涵的构成要素,那就是“吃苦、坚持、团结、牺牲、求是”.陈宇情系长征多年,已经走过十几次长征路,上述文字概括无疑是他对长征精神本质个人体验式的精彩解说.在我看来,这种日常话语直白道出的真情感悟,有着内涵很深的文化哲理,对于长征题材文艺创作不断推出走向世界的作品有切实的启示.例如,在《我的长征》这部经典的长征题材影视作品中,王瑞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自觉的信仰引导、怀抱必胜的信念然后踏上长征的革命征程的,但是经历过长征的艰难险阻,在一次次奋力求取生存的身心拼搏经历中,他渐渐懂得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够存在,懂得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伟大,在不断地“吃苦、坚持、团结、牺牲、求是”生存炼狱中,小小年纪坚定地树立起为革命奋斗终身的精神标杆.文艺创作的出发点是人,是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个、那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观念意识形态.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王瑞的成长,离不开红军这个群体在长征过程中所生成的特定社会氛围（语境）的精神引领,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理解人的精神实质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从根本上看,“文化总体性”的存在不具实体性而是产生功能性的潜在核心作用,但在长征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却能奇迹般地“熔炼”升华出一位普通战士终身感激的自我英雄气质.长征所具有的特别感召力和凝聚力,就集中表现红军群体在生存拼搏中遵循核心价值的示范作用及其强大的精神支援.因此,对于长征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必须贯通创作主体对长征的经验感知与理性思考,不能仅仅徘徊于知识性“形上”的观念认知或者只是血肉丰满“形下”的生活体验,“形上”思想境界的不断求索升华与“形下”再现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气血融通（特别是经典现实主义对细节真实性的完美追求）,才是长征题材文艺创作困难与魅力互动生成的根本所在.这或许就是激发翟导准备四拍长征题材作品的原生动力吧.
长征文化是生成长征精神的源头,红军的长征经历无疑是长征文化的主要范畴和体现,但如果立足于文化总体性视角,可能还应该重视的是红二、六军团对创建长征历史文化特殊贡献的存在方式.早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就有研究者指出,由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与来自苏区的红六军团在湘西并肩战斗,并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功策应红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栖梧冲《红二六军团是维护我党、我军团结统一的光辉典范》）.要想真正认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生成长征文化源头之一的原因,还要进一步了解“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的史实.正如党史专家所指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作为两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是红色行政区域,后者是红色革命政权.作为红色行政区域的地域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即“红色革命政权”所在地的中心区域和行使“红色行政区域”管辖能力所及的游击区.“湘鄂川黔”历史上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4省交界地区,以湖南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四县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津市、临澧、澧县,湖北的恩施、来凤、咸丰、松滋、鹤峰、利川、恩施,四川（现重庆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地区,其中大部分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据我在2009年所作的田野调查,在上述地区,当年红军的故事依然在民间生动流传.秀山红三军指挥所遗址附近世居的老农民,至今还能兴致勃勃地回忆起红军在当地的巨大影响,说“土财主们一个个都成缩头乌龟了”,甚至听人说到一个红字都会让他们“腿肚子打哆嗦”.这是一个让当年红色政权能够永远活在民众中的地理空间：湘鄂川黔边境内崇山峻岭,交通闭塞：西南平均海拔两千多米的云贵高原,西北川鄂群山怀抱,东与洞庭湖地区衔接,南与雪峰山紧紧相连,武陵山横贯南北,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纵横西东.读萧克《红二、六军团长征记》,红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主要在其游击区,所以有好多“没有想到”的突击策划与部队行动,但总体战略部署与活动目标都在的决策部署之中,从而实质成为长征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三、湘鄂川黔地域文化与孙因的长征题材文学创作
孙因是湘鄂川黔边秀山世居的土家族作家,是学界公认的重庆少数民族新文学的带头人之一.他于20世纪50年始创作,风格独特而鲜明,是武陵民族区作家群的翘楚.其主要创作都在武陵山区的地域文化中选择题材,苏区红色题材小说创作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分量特别厚重,如较早时期的长篇小说《秦良玉》,短篇小说《老红军》,电影剧本《将军之歌》等.
现在重庆渝东南的秀山,曾经是红二、六军团战斗过的老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传说和故事在本地流传很广.作家从当地民间的红军传说中提炼小说题材,并与现实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老红军》通过回忆峥嵘岁月,表达革命不能忘恩的生活体验.《将军之歌》则直接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老一辈革命家于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川黔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史实为创作基础,着力塑造贺龙及其大姐贺香姑的英雄形象,以传奇体裁的写作技巧表达对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敬佩之情.长篇《天山剑寒录》（上、中、下）为孙因20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武侠小说,以乾隆、嘉兴年间川黔边苗民起义为题材,乡土气息浓厚,可读性强.“武陵山的地域与民族”从此成为孙因创作的灵感来源.20世纪90年代末,孙因连续推出红《凤头大姐》《豪门红女》《红色女囚》等,将革命英雄主义的武陵地域文化源头,延伸到1928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活跃于湘鄂川黔边以土家族和苗族战士为主体的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革命时期,然后又回到重庆解放前夕.
小说《凤头大姐》1983年即开始构思,1984年写成舞台剧.1995年,孙因读湖南文史专辑《南昌起义前的贺龙》,被凤头大姐贺英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生经历深深感动.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与贺英白马双的故事,于童年时代即深深印在孙因的脑海里.他曾在《苦涩的创作生涯》中回忆说,上学读《三字经》的年纪,就知晓贺龙在酉阳的南腰界、坝芒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而家乡秀山溶溪的土豪饶老抓,当年纠集地主武装攻打红军的童年记忆还历历在目.他说,希望写好《凤头大姐》的愿望,就是想“告慰前辈女英雄的在天之灵”.长篇小说《凤头大姐》文稿杀青后,先在《今古传奇》1996年第4期首卷发表,读者反响热烈；同年9月到12月底于浙江《杭州日报》连载；差不多同一时期于《传奇文学选刊》1996年第11期到1997年第1期连续三期刊发；随后,重庆渝东南的《黔江日报》则从1997年8月2日到1998年1月2日,用整整4个月的时间连载这部长篇,《凤头大姐》在湘鄂川（渝）黔地区的民间影响可想而知.《豪门红女》塑造的杨汉秀以林森侄女为原型,讴歌其在重庆解放过程中的英雄事迹.《红色女囚》以重庆忠州历史名人秦德君为原型,表现其自觉效法明末抗清英雄秦良玉视死如归迎接重庆解放的英雄气节.立足于文化总体性视角,上述三位女英雄都是武陵历史文化精神的事实体现者.因此可以说,孙因虽世居秀山,但其相关题材的文艺创作却抓住了武陵民族区文化精神的魂魄所在.
选择湘鄂川黔边创建革命根据地以策应红军长征,其地理环境的自然条件与地域文化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族群现状非常适宜.整个边区地处边陲,距湘鄂川黔四省省会均在千里之遥,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区域长期以来地方武装派系林立,民生凋敝,有利于唤起民众有效武装割据.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军事活动,进可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凭借山川地势的自然险要与敌长期周旋驰骋,能够切实贯彻策应红军长征的战略意图.而当红二、六军团完成战略策应任务,主力挥师湘黔边创建黔东新苏区,由红十八师策应主力、牵制敌军,在师长张振坤率领下,“从湘鄂川黔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就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萧克《红二、六军团长征记》）.红十八师原3000人的编制,在艰苦卓绝的策应主力转移牵制10万敌军,付出重大牺牲的数月迂回战斗之后,仍有600余将士在贵州江口与红二、六军团主力胜利会师.红十八师卓越的军事活动,不正是长征精神的一次生动写照吗？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应当之无愧成为长征历史文化的另一重要源头之一,而孙因的有关创作,理应引起评论家的更多关注.
[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授]
综上资料：此文是关于对写作文艺创作和长征和视角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视角本科毕业论文视角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政治外宣翻译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日译文本[1]为例
【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的政治外宣翻译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特点,提出归化与异化是日译政治文本中的有效策略,并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日译文本为例,从文本中的隐喻词汇、专用术.
模因视角下的Normcore文化内涵
摘 要本文主要从模因的角度分析英文新词Normcore 模因作为可传播的文化观念或行为,其传播特征包括复制、变异、选择和传承 Normcore从最初兴起的中青年时尚风格,到被文化理论抽象化,从线上理论.
文化自信视角下青年群体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问题
现今,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均与文化软实力存在着密切关系,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增强,不仅依靠着政治制度及经济水平的发展提升,而且与本国人民对本民族优秀文化自信也存在着密切联系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
提炼传统文化精髓滋养文艺创作四体
【摘 要】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国人内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心理归依,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丰厚滋养 如何用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