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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里的马桶是蹲式的.车间里农村娃多,经常会尿到池子外面.我看见了就叨叨,“真是劲大,显摆年轻呢么”.落凤就笑,“娃们忙,压力太大了”.我说就你老好人,我还不是看你累.
落凤比我小三岁,真名叫骆凤.几年前,作为经济转型条件下的边角余料,她从国棉某厂质检员岗位上被裁,到我后来供职的单位作了临时工,领兵拖把和抹布.被裁的滋味不会好受,落凤跟我说起这事时笑了笑就低下头.她一
直这样,想哭的时候就低头笑笑.
下了架的落凤变为鸟雀后和我相识,并被我的坏嘴在另一篇文章里唤作“落凤”.此后多年,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日复一日地推着特制的大拖把在车间里转,从这头转到那头,从早上转到傍晚,看得我头都晕了,她就是不转运.
2008
年春节后,落凤的印堂有些明晃晃的,我跟她开玩笑,一见面就对着她唱“好运来”.事情还真有些邪性.从那时开始,在印堂的光辉照耀下,落凤一路好运不断.先是她四妹淘汰了一个旧手机给她,落凤再也不用借别人手机使
了.为了显摆,落凤还缝了一个装手机的小布袋,上面绣着一朵拇指大的花儿.
那天早上,天很好.我在老地方上了班车,看也不看就往里走.我知道,右手第二排靠窗的位子必定空着,那是坐在旁边的落凤给我留的.她从始发站上车.只要她在车上,她边上这个位子要么空着,要么就坐着我.
车开了,坐在我旁边的落凤不时地挑起话题,还不识闲地拉动挎包的拉链,显得有些不太稳重.我没理她.上车后打过招呼了,我那会儿瞌睡上来,不想说话.
突然,谁包里的手机在我身边响了,很难听的那种.我闭着眼,把脑袋歪向车窗.
手机铃声更大了,像怪物要出世似的.我无奈地扭头去看.只见身旁的落凤已经拉开了挎包的拉链,正往外拽一个小布袋.
“哇,是她的手机,她有手机了.”我顿时兴奋起来——我喜欢看见她家烟筒冒烟.
狗似得,继续吠着铃声.车里很暖和,人们都在打盹.这个时候的手机铃声最招人烦.落凤脸更红了,慌乱地从小布袋里掏出手机笨拙地按了几下.然后对着手机说：“你好.噢,四妹啊.啊,啊,好的.再见.”语速很
快,让人来不及琢磨.
“大清早的打电话,又没事,”我拿过她的手机看了看,“跟你妹串通,显摆有手机了是吧.”我说.
她扑哧笑了,低下头使劲用胳膊肘怼我.我知道,她的脸肯定红到脖子里了.
也许就是这个旧手机带给了落凤一连串的好运.有了手机以后,先是她丈夫成功,在企业破产前成功*了病退手续,每月比内退前能多拿好几百块钱的退休费.这对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儿子就要大学毕业,渴望继续读
书却又怕父母供不起.虽然落凤一直说要想办法多挣钱让儿子把书往高里念,但我知道,她的脑子里啥都有,就是没办法.
接着是她丈夫托人在停车场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加上夜里睡到停车场值班,每月能多挣千把块钱.落凤的兴奋自此落地生根,每天印堂闪着光,笑眯眯地在车间里忙活,有时还哼着歌.我有幸听到过她唱歌,没等她唱完我就嚷着
让她赔我耳朵.那声音,比她的手机铃声还难听.她说,我赔给你咸菜吧.雪里蕻上来了,等腌好了就拿来.
咸菜是落凤家餐桌上的主菜,腌咸菜也是落凤的拿手活.相处多年来,她一直用咸菜频繁向我行贿,以至于我的家人看到冰箱里有咸菜就发抖.我说,下班车时人家塞到我手里,
我能说不要吗.
直到有一天,落凤约我到单位一处背人的地方,说有个重要的事让我一定帮她,我这才明白,咸菜也不是好吃的.
落凤说,“你们办公楼里有一个保洁员要辞职了,我想调过来补上.车间的活重,我越来越不行了.”说完,她低下头抠手,没笑.粗糙的指头上满是裂口.其实从她一开口我就在犹豫.事不大,但我没这个权.
“再说,办公楼这边钱也给的多,每月比车间能多拿二百”.可能见我没说话,她又补了一句.
看着眼前的落凤,想起了她以前让我看过的当质检员时的照片,我突然想起了一首由刘欢唱红了的老歌.
一周后,落凤到办公楼上班了,跟我在一个楼层.
这层楼上主要是领导们的办公室、还有接待室、培训室和会议室.剩下就是我们几个职能部门的地盘,外加一个更衣室,两个卫生间.
不得不承认,环境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车间待久了,原本还算精明的落凤一进办公楼就变成了晕鸡.到岗一个多礼拜,就连续受挫.先是开不了培训室的门.等我闻声出去,楼道上早已站满了人.落凤在人堆里拿着钥匙盘
用力对着钥匙孔乱晃,头发乱着,看不到她的脸.
接着她又惹了个事.
楼梯拐角有一圈接待沙发,沙发旁站着个仿制兵马俑.那天上午我正忙着,落凤叫我到杂物间,眉头里全是懊丧,“我把兵马俑的脚擦坏了,你说我咋这么笨呢.他的脚上有灰,我觉得不好看就去擦 ......”.
我过去一看就笑了.也不知是落凤太用力还是兵马俑不结实,总之,兵马俑脚尖上的黑涂料被擦掉了.粗犷神武的兵马俑吊着脸,露出了一只嫩白的脚尖.
后来又出了个事,对她来说就是大事了.
那天,行政部经理和我说起了落凤.我说,
人品没问题,有文化,也敬业.经理笑了,说,
太敬业了也会出错.我这才知道落凤又惹事了.三号会议室的地毯是块状拼装的,落凤不
言不语地拆下一些地毯,刷洗晒干后重新铺上. “你去看看吧,惨不忍睹.”行政部经理摇着头说.
我跑过去一看,也很吃惊.角落里的一大片地毯颜色斑驳,深浅各异,董事长见了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
落凤说,我觉得地毯颜色不清亮了,趁午休时候洗的,没想到干了以后成这样了.本来还想着分批把它们都洗了呢.经理很生气,你说我咋办才好.
我说,把洗过的地毯跟会议桌底下的地毯调个过儿,不行吗？
她愣了一下,突然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摇着我的肩膀说,你这脑子咋长的,怎么这么好用啊.
我瞪瞪她,“咸菜,咸菜,都是咸菜的功劳.”地毯事件过后,落凤的工作再没出过问题,
相反,越来越多的赞许声不断传到我耳朵里.她从楼层的垃圾里挑出有用的废物,定期
来回收.财务部的人说,她卖废品一个月交的钱抵得上她的前任们一年交的钱.
她在洗手间多次捡到手机,每次都在第一时间交给失主.
她从文员们丢弃的废文件上拆下装订夹和塑料封皮,放回去让大家接着用.
她下班前细心检查,忘关的空调和忘锁的门都会被她“质检”出来.
她爱护公物,卫生间快用完的卷纸被她一卷一卷及时换下来,一节一节地拼到一起继续使用.
我很高兴,在杂物间夸奖了落凤一次——她是临时工,单位的讲评和褒奖轮不到她.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很长一段时间,我上完洗手间总要到她的杂物间转转.她抽屉里有一根跳绳,没事了我就跳上两百下,也逼着她跳.有一
年工会组织大家在篮球场跳绳比赛,我俩
组合还拿了一个单项奖.临上场前,她说“我
还是算了吧,腿哆嗦”,我说,你再这样我就唱国际歌了.她又笑了起来.
后来,我和落凤前后脚的离开了单位,都是因为家事的拖累.我要回家照看外孙女,她要回去伺候临产的儿媳.她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已经成了一家外企的主管,挣的钱都给了落凤.
去年春上的一天,我接到落凤的电话,让我到小区门卫取东西.“是新腌的咸菜”,她在电话里大声喊着,周围人声嘈杂.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她说她已经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我算了算,她跑我家这一来回,光倒车就得四次.
哦,大衣那时候没有富人.的穷,百姓更穷. 除了巴望着每月买粮和发工资的日子,人们
也尊敬着秋天.因为在这个萧条季节某个并不萧条的时点,各个厂子都会打开库房,给职工们一人发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就连我们那个作坊式的小厂,也认这个卯.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服大都是用更便宜的化纤布做的,不遮风、不
隔油,软塌塌的还闪着光,谁穿上都像贼.人们把这种类似于戏装的衣服叫“呼噜噜”.
一九七七年,地气东移,世道往正向回归.又过了一年,刚入秋,工友们就听说,好多个厂子都买了呢料,当工作服发给职工.我们厂也派大头王和李爱花去布庄看货了.
有天晚上,大概是礼拜天,妈把我和妹叫进了大屋.单人床上放着两块呢料,一块深蓝,有些稀薄.另一块是黑的,很瓷实.深蓝色的是我们厂发的,黑色的是母亲厂里发的.
妈指着黑色料子对我说,这块全毛的你拿去做了,到最好的裁缝店.别怕花钱.接着,她又拿起我发的料子对妹妹说,这截混纺的给你.
“你呢？”我们问妈.
“我有.咱仨一人一件.”
第二天晌午,妹进了街南头的小裁缝店.我则买了最好的衬里,到南大街的克利服装店量了尺寸,了一件斜插兜的短大衣.
在我和妹等着取衣的那些天,妈独自开始了她的大衣工程.
先是我发现单人床上铺了多年的人字呢薄毯不见了.第二天,我在后院的晾衣绳上看到了它.
“这东西做短大衣刚够.颜色浅,我把它染了.”一回头,只见妈站在我身后.
“做大衣？这啥呀,难看死了,不成！”我生气了.我不能容忍妈穿着用旧毯子做成的大衣去上班.妈那时在服装厂作质检.
“咋不成,做好了衣裳你再看,不比谁的差.”这个“谁”,一定是妈厂里那个尖嘴利舌的于组长.
清理阶级队伍那年,在父亲被戴上白袖章的第二个月,于组长不知怎么想的,突然当众说妈当过大学校长.在那个年代,这是要揪斗人的节奏.
只念过私塾的妈原本不爱说话,可那天说话很噎人.她说,你说我是校长,我说你是教授.咱俩一伙,你可要记好.
后来,于组长又嫌妈总不跟大家一起吃午饭,就偷看了妈的饭盒.那些年,家里缺钱少粮,妈的饭盒里不是被我们兄妹掰剩下的包谷面发糕,就是*、咸菜.于组长便说妈装穷.
炉子上烧着烙铁,桌上铺着熨得平展展的薄毯.毯子中间有一溜已经磨损,露着经纬,像谢了顶的头皮.而且,虽然经过染色,但原先的人字图案依旧清晰,只不过白、灰色交织的图案变成了灰、黑色交织,看上去更加老旧.
昏黄的灯光下,我在煤炉边闲翻书,母亲展开一件干净的“呼噜噜”工作服,在小床上颠来倒去地比划、裁剪.后来,我的这件“呼噜噜”工作服就成了母亲大衣的衬里.再后来,这个冬夜里暖暖的场景就长在了我的记忆里.
一九七八年的一个冬日,我和妈第一次穿着各自的大衣去上班.
门口,在一圈深蓝色大衣的围拢下,我的黑大衣引来一片夸赞.但我笑不出来.在城市的另一头,妈和她的大衣也许像我和我的大衣一样,作为个例、异类,正在接受着众人的说三道四.针对妈并不体面的大衣,于组长也许又在说她装穷.甚至,她会掀起妈的大衣,去检视衬里的质地……
后来我问过妈,那天有没有人难为她,她说没.
就这样,在我和妹妹的愧疚中,母亲穿着她那件让儿女们汗颜的大衣,在清贫中艰难地走完了她生命里最后的七个冬季,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让人不解的是,妈临走时,服装厂来吊唁的同事中,哭得最痛的竟是于组长.
二○一二年的寒衣节和母亲的忌日错在了同一天.我请了假,兄妹五个到少陵塬给母亲上坟.祭拜结束前,妹妹头抵着坟地长跪不起.我没有去扶她.我知道,她在和母亲说话.
灿烂的阳光透过睫毛上的泪,在眼前拉扯着无数条长长短短的线.色彩变幻中,我好像看见妈站在坟头.我不禁脱口说道,妈,大衣.
记忆里的保护色
小时候,母亲管得严.尤其是热天,她不但不准我去游泳,还不准我像玩伴们那样,穿着裤头去上学.
拐过家门口不远是自来水站,俗称“水管子”.水管子边上有个僻静的院子,门道阴沉着脸,落地很深.母亲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好几个夏季里,那里都曾是我的更衣室.上学路上,我常借着门道的黑影,脱下母亲刚刚为我穿上
的背带裙,把它揉成或红或蓝的一疙瘩,塞进书包.等我再出来,就成了浑身短打扮的毛猴子了.放学后,我照例会翻过门槛钻进门道,换上皱成卫生纸一般的裙子,然后装得跟没事人似地,去拍响自家的门环.
那时候的季节很对立,不像如今这样不伦不
类.冬天特别冷,但教室里没有炉子.课间防止冻伤的唯一办法是全体起立,跺脚取暖.
有一天趁着天好,班主任变了花样,利用跺
脚的时间,带着我们到操场做游戏.在老师的指挥下,
我们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围成个大圈,后面人的双臂搭着前边人的肩,唱着歌往前走.那首歌只有一句歌词：
“请你看我的新鞋,请你看我的新鞋”.每到“鞋”字出口,大家就整齐的伸出朝着圈子中心的那只脚,后跟着地,脚尖翘起.一圈人如此往复,像拉磨的驴.刚开始游戏,圈子就笑成了东倒西歪的一片.我
们笑,老师也笑.原来,一只只伸出来“请你看”的“新鞋”全是破的、旧的,有几只棉鞋上的补丁开了豁,露着脏兮兮的铺衬.
游戏继续进行,只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改了歌词,“请你看我的旧鞋,请你看我的旧鞋”.
好像没有人发现,在游戏的队列里,有一只始终不敢朝外伸的穿着褐色皮鞋的脚.那只脚属于我.那双让我无地自容的鞋我回家就脱了,而且再没有穿着它上过学.
现在想来,当初的所有举动所表达的除了个性中的淳朴,还有一丝追求共性的意识,那是个体对自身在群体中所处位置的初始选择.由此我想,人的趋同性及从众心理是天生的.在推崇共性的年代,人格尚未完全脱胎于社会的孩
子尤其渴望在外观上和众人一样.花裤衩和烂鞋子是保护色,如同青蛙的绿和北极熊的白.
我们的民族天性顺从、圆滑.一事当前,大家本能的动作是隐蔽个性,套上花裤头,靸上烂鞋子,跟着众人跑.如此,一个个外圆内方的个性累加后,就形成了我们在世人眼里的共性特征.
共性能给人带来被动的安全.奶奶的小脚,母亲成亲时的盖头,我们儿时的花裤衩、烂鞋子以及长大以后戴在补丁衣裳上的红袖章、还有我们抽屉里的独生子女证和下岗证等,无不具备共性色彩.使自己平凡以获得保护,求得更
多的共性以逃避被识别、被排挤、被打击,几十年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活过来的吗？
可叹的是,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机遇,往往只留给
了那些保持着独立人格和个性特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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