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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秘密与人性的幽冥论文参考文献：
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转型,催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思想魅惑和历史合法,关于政治、国家、社会的现代“乌托邦”叙述,将“文学的想象能量”投射于它所能触及的所有领域.“民间”这个鲜活、巨大而深邃的空间存在,常常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乌托邦叙事的日常化微观佐证,或者呈现出与之吻合的政治想象和革命狂欢,或者呈现出与之相参照的启蒙解构和寓言叙事的“反乌托邦”即“恶托邦”面目.在这种“激进叙事”的裹挟和改造下,“民间”的“个体人”被悄然置换为“民间群体”的代名词,并在诸多的隐喻和象征的艺术抽象概括中,被赋予了民族性的整体内涵.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以其普遍性的煽情与悲恸的文学基调,祛除了虚幻的现代性幻象,让文学重新绽放其介入社会现实、转型剧痛和生存苦难的批判性锋芒,但它强烈的介入性和现实性,又在无意中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苦难叙事主流,所包蕴的对社会公平与道德正义的诉求,成为当下对机制现代化和资本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种具有大众认同基础的价值输出,但民间个体的精神多维同样有着被底层群体借用来表达集体怨恨或悲苦情绪的嫌疑,民间寓言与个体言说之前总是存在着话语的间性和疏离,作为民间个体的面目依然模糊.“70后”作家杨遥以节制和内敛的小说叙事节奏,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却专注于聆听蜷缩于民间阴暗角落的幽微之音；他消解了底层文学因物质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残缺而导致的整体的恣意呐喊和肤浅苦痛,重新注解着“底层暗角之众”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珂；他开掘着文明转型期被时代、历史、社会洪流乃至民间主流所遗弃的生命个体,探秘着他们无法挣脱但又普遍承受的“幽冥心理”和“飘零情绪”；他以现代主义的哲学视域审视着民间本土生活的多维内里,在对民间“异托邦”世界的持续探险中,实现了将城乡底层叙事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相贯融的艺术范式构建.
底层的压抑与幽微
民间不仅是一个与话语、与主流意识相对应的抽象文化概念,它有着清晰的生活纹理和可触摸的生活涌动；民间也不是一个平面化和同构化的理想世域,它有着自身内部的权力规约与等级秩序.杨遥的边缘个体叙事,寻找着在底层背光角落中的孤独者和飘零者,他对民间主流所冷落和遗弃的“边缘人”的热衷,是对人性质地在逼仄存在中的文学谜语和隐喻冷观.杨遥试图揭开与民间乌托邦并存的“异托邦”世界,勾勒他们的心灵、思想、活动和命运轨迹.因为与主流化的疏离,他们是主流的另类甚至是异类；但是他们的存在,也映照出弥漫于底层群体却普遍毫不自知的精神痼疾.于是,在异类与常态、飘零与主流、幽暗与光朗的对比当中,杨遥解构了文学所依持的道德性、正当性、合法性等启蒙话语关键词,甚至消解了底层叙事所享有的文学介入社会层面的批判性指向,而更加关注于人在多重压抑语境中,人性质地、理性混乱、精神流浪、宿命荒诞等人的现代性困境的遭遇与体验.也就是说,杨遥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学棱镜,抽空和剥离小人物身上的“小”所附着的阶级性、政治性、资本性之后,让纯粹的个体之人,与负载着社会、资本、政治、道德、理性的民间世界,进行厮杀、角逐、决斗,在灭亡、胜利、妥协的结局中,呈现精神、心灵、生存的种种残忍、极端、放纵或温暖的情愫,这是杨遥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思想追溯与本土转化.杨遥的小说深藏着对人类“压抑与解放”生存分裂境遇的深刻发现——阶级话语、资本话语、文化话语所构筑的权力格局,处处成为单元式的牢笼,人共存于多个空间的钳制,但是人性天然的反制,以及这种反制的实效或虚妄或荒诞,恰恰构成了杨遥小说的叙事演进动力.杨遥对现代化语境中人类命运充盈着悲悯情怀,其文学指向聚焦于群体压抑与个体解放的抗诘,而这种抗诘的实施,体现在社会资本权力等外在世俗层面,更体现在由之所引发的人与群体秩序、人与自我的精神信仰、理性逻辑、存在体验等内在领域的解放实践.
现代性的基本要义,是人的个体化的构建和独立,高度理性的个体,是当代人生存状态的理想目标.杨遥站在个体化的角度,审视着个体成长的难度和前景,同时,杨遥还将个体置于其一度欲蝉蜕的集体化当中,审视集体作为制掣性的反启蒙力量所蕴藏的普世人性.杨遥的小说对民间乌托邦进行祛魅,他执着于对边缘者与民间集体之间的对峙、逃避、改造、反击乃至回归企望中的“反乌托邦”的心灵图景的谱绘,呈现出人身处其中所面对“压抑”的无处可逃和残酷阴冷.《闪亮的铁轨》是一个村庄群体唤醒飘零者人性感知的“群体胜利”故事.在弧村/少年之间的彼此“看”与“被看”、“个体”与“群体”的对峙当中,展示出由情绪对抗走向现实扼杀的荒凉和悲剧.少年作为外来的、负载着仇恨情绪的民间异类的出现,改变了弧村生活的静谧与和谐,催生了弧村人整体的不安与恐惧；不安和恐惧加剧着弧村人对少年作为异类的疏离和压迫,彼此对抗中人性暗面集中爆发.少年幽灵般的暗角窥视,暴露出弧村人在乡土诗意表象掩盖下的怯懦、焦虑、不安和羸弱；弧村为少年营造着生存逼仄情境,也让少年生活于软弱、恐惧和妥协当中.小说展示了阴暗世界的个体与明朗世界的群体之间隔绝境遇的努力和努力的失败,呈现出作为个体与集体之间在心灵或精神存在领域宿命般的漫长孤绝.弧村的民间集体以隐忍善良、古道热肠的人性与博爱,试图救赎少年于孤独与偏执的深渊,却在个体的反击和侮辱中以残酷和冷漠终结；当少年感知到了恐惧、孤独与疲惫,试图走出自我的孤绝世界、回归民间主流——仇恨释去、压迫消解、心怀感恩之时,却早已被置于乡村主流之外.救赎者陷入沉沦,沉沦者步入弃绝,而少年漂泊者的人性复苏,证明了民间道义的胜利和个体偏执的屈从.而《二弟的碉堡》则是一个个体对抗村庄群体,并成功改造群体、赢得尊严、保持生命野性的“个体胜利”的故事.二弟生活于鸟镇人的歧视与羡慕的双重压抑当中,乡镇的复仇情绪和行动在滋长,并爆发了敌意、阴暗和狂躁,享受着报复的狂欢,而二弟偏执的抗争,是以人性的野性与集体心理的阴暗对抗,并最终赢得个体存在尊严的胜利.《黑色伞》将少女蔚仙儿的青春独语和微妙心理贯穿全篇,她以个体的微弱力量,成功改造了村人的生活习惯和观念狭隘,她坚守的心理溯源,是对那位修伞南方人的纪念,因为他身上凝结着蔚仙儿对父亲、对青春超脱的信仰与力量.
个体不仅可以与群体抗衡,作为异托邦的另类存在,它可以激发出集体所不自知的精神痼疾,激发群体所隐藏的压抑爆发.《白马记》当中传奇与诡异的情境氛围,掩盖不住安静祥和小镇所隐藏的灰暗生活和沉重生命的压抑.流浪汉的整容所,隐喻着村庄的平静、善良、慈善和隐忍,只是压抑内敛的虚幻表象,唯有通过整容,弱者的压抑才能得以释放,苍凉和无奈的生命才得以喘息.《山中客栈》当中乡村的破败与人性的颓废,是民间龌蹉景观的呈现,是一个失去了乡村精神和乡土*的日常生活嬗变的呈现.无论是双全、二狗,抑或是幽兰、李甲,都是游离于乡村生活主流之外的被抛弃者眼中的“生活真实”,这些或者被压抑折磨、被蹂躏、被本能驱使、被世俗击垮的个体,都是乡村生活的失意者.这些人物的悲剧,是在物质浪潮和感官放纵的恣意中,导致了*冲毁和道德溃败,人陷入了对世界与生活的绝望和非理性当中.杨遥热衷于审视这群底层人群在多重压抑中,人性的沦陷所致的生命的荒芜,这是他对民间底层阴暗的放大,在严密的心理逻辑和精神递进中,他的小说以典型人物为人性意象,揭去了生活秩序之下的黑暗与芜杂.
人到中年生活的庸常和压抑,既是时间洗礼生命的过程,也是记忆、理想和生命朝气逝去的生命无奈,这种灰色人生和压抑焦虑的日常生活化,是解构年代实现逃离政治、历史和传统牵制下的个体自由之后,人类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给飞机涂上颜色》当中张明清的生活如同身处于窒息的牢笼无法挣脱,他发泄着内心的燥绪,也在见义勇为中完成了最后生命的光芒绽放.《雁门关》当中雁门关这个承载着英雄豪情、历史想象、青春火热的精神之乡,却成为难以企及的生活彼岸,日常生活的艰辛、底层遭遇的屈辱、人到中年的困惑,都隐藏着生命光泽褪去的悲剧,短暂的虚妄解脱无法真正重构心灵的诗意家园.《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是“我”在庸常生活压抑下的一次精神释放,但在压抑释放和现实妥协的矛盾中,却败给了现实的人际误解,人性与现实的纠葛如此尖锐,真正的逃脱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虚妄.《孤岛》中的“我”在工作和生活对精神的窒息、对生命的消耗之后,最终选择了辞职,但他乡就一定是伊甸园吗？《留下卡卡,他走了》当中执着的诗人匪兵十一带着文学梦想却独闯世俗社会,经济的窘迫、繁琐的重复、理想的艰难、尊严的歧视,他选择了逃离,小说在感叹被遗落的人的身心辛酸的处境时,也指向了当下体制弊端的批判.《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当中的元明厌倦了生活的平庸,于是将自己沉溺于不停止的洗碗、转呼啦圈当中,看似荒诞的小说情节,是对当下人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的抽象概括,当执拗、狂妄、空虚、卑微同时涌向人之时,也是不可理喻的存在荒诞的发生之时.《小孟小孟,干什么》当中“我”所向往的身份越级兑现之后,是新的更深的失望,杨遥洞悉了幸福的可疑,审视着孤独和荒凉的虚无.《在旅途》当中情绪化的漂泊是“我”步入城市的体验,迷茫中的寻找,却处处是挤压、惶恐、不安、焦虑,灰暗的都市景观和人性景观,是“我”浸淫其中的存在真实和极力逃亡的处所.《双塔寺里的白孔雀》当中“我”和蓝恬两位电影人,对事业和人性的判断存在巨大的隔阂,青春与理想、梦想与的继续,因为人与人之间精神思想的隔膜,只能是记忆的家园,孤独才是人的普遍命运.《谁和我一起吃榴莲》当中“我”对舞女小顺的努力拯救,仍无法阻止她的被迫堕落,在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中,杨遥发现着底层人的人生诉求与现实处境的不可调和,这正是底层群体每天上演的人生悲剧.《黑暗的尽头》重新演绎着卡夫卡的人生历程,执着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追随,更深隐的则是来自于创作主体与之生命体验与精神共鸣的契合,于是在重新叙写先驱生命历练的过程中,杨遥从西方现代主义先驱的生活体验中探索其精神嬗变的律动,挖掘其思想生成的方式,以及这种生命体验所导引的哲学孕育、艺术构建和后世验证,文学显然是杨遥更直接的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对话的一种艺术媒介,他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却深谙人类共同面临的宿命与苦难,对苦难的拒绝和宿命的抗争,让思想脉搏和生命思考超越了狭隘的东方与西方、时代与空间、种族与地域的局限,呈现出在阐释和演绎中生命个体的彼此激发,以及对世界认知和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塑造.
杨遥不断从底层文学的叙事窠臼中,寻找新的叙事段位,他避开了对社会机制和政治形态造成的底层悲苦的“原因追溯式”的批判,而更注重对悲苦现状的“结果或状态段位”的精神描摹,因而更具人类对自我存在体反思的镜像效果.《偷鱼者》以鲜明的底层立场,传达着弱势群体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强权复仇的非理性和失败的必然性,村人的偷盗、隐忍乃至顺从,都与他们的社会性残缺有关,物质地位的卑微、法制权利的丧失、反抗方式的盲目,反映出当前基层社会机制运行和人性阴暗之恶在体制放纵下的恣意妄为和无可遏制.《唐强的仇人》同样以弱者非理性的“复仇”的荒诞为主题,却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兽性泛滥,虚妄的复仇只是弱者群体的精神,生存的无望、复仇的虚妄、弱者的卑诺,才是小人物所普遍面临的生命困境.在《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中,“我”从校园步入城市的初次人生体验,也是一次人生的成人礼仪式,其中的生活体验蕴藏着对生存磨砺的审视与触摸,坚定着对青春梦想的执着,在世俗的冲击和漂泊的旅程中,唯有超脱性的“生命浪漫”与“生活信仰”,是应对强大裹挟、夹击乃至毁灭的宙斯之盾.个体融入城市这个隐喻着集体内涵空间的难度,同样体现在《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当中的流浪者阿累,在一步步接近繁华的巴黎之时,他的行动所隐喻的生活单调和信仰偏执,让他迷失了生活的信心、生命的,他有着卑微中的倔强、厌恶中的坚持、晦暗中的努力,但无法逃脱来自生命底色的灰暗无望.
解放的困厄与沦陷
杨遥不仅洞悉着人身处压抑情境中的无可挣脱,群体压抑、俗世压抑、宿命压抑的无处不在,他还以冷峻但不失的内在情感,审视着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如何在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在人的本质性的内在力量的激发之下,通过种种虚幻或短暂的自我救赎的方式,完成着压抑解放的行动实践和心灵蜕变.《在圆明园做渔夫》当中的白蒹为了躲避钟飞的讹诈和纠缠,在“历史”的虚妄中享受着古代帝王般的自由,这是弱者压抑的缓解和释放；他拒绝回归社会,是对人间“现世”和俗世“恶魔”蔓延无边的深度失望.白蒹的独处与自由,灼照出人间的纷繁与卑污,但他无法逃避人类群体和社会主流对他压抑的施虐——压抑通过记忆和现实同时侵袭于他,人作为思考和道德的本质未泯,注定了压抑的如影随形,这是人之为人永远走不出的围城.《结伴寻找幸福》表现的是城市角落的一群拾荒者,集体以充满血肉之躯和多情重义的男人的最宝贵的精神伴侣,去满足底层世界的小人物性别幻想,这是寻找性别自尊和性别完整的成人礼,是对男性生命缺憾的悲壮弥补,是一种殉道式的精神自救,尽管人性的代价是如此巨大.《在A城我能做什么》当中,一群生活失意者以各自的解脱方式,寻找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坚持,坚持就是生命的状态,它隐藏着生之无奈,也孕育着生之希望.《下龙湾女孩》当中面临着死亡的“我”,在短暂的与越南女孩的相处时光中,生命与情感得到了安详,但“我”清醒的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唯有现实的死亡梦魇、与女孩的世界区隔,才是必须直面的存在真实.《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当中孟良和“我”都对理性化生活进行反叛,并努力对真实生活质感触摸亲近,这是平庸时代对扼杀精神自由的集体逃离,孕育着孤独共鸣的契机.《腮帮子疼是治疗打呼噜的最好良方》以现实自嘲的方式,表达着社会阶层分化的焦虑与不安,折射出人所处的阶层固化的加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命运的差异,人唯有跳出生活的平面,才能观照到自我所处生存处境的本真和陋相.《风从南方来》以小孟对体制规约下生活压抑的反叛为主题,在他吃鸭头、买鸭头、卖鸭头、学做鸭头的荒诞中,深隐着以麻醉方式对庸常生活和黯淡生命的逃避.《猴儿子》当中的平安叔身处无以救赎的精神绝境,只能在将猴子作为儿子来养育的情感寄托中,重回生活和心灵的宁静.
自我的救赎既然无效,在解构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复活”,似乎是陷入上帝死了的后现代社会当中的一条复归式途径,在上帝祛魅的过程中,自由成为最高目标,但是自由疆域的漫游,某种意义上将人推到了流浪的弃儿境地.杨遥以神性宗教情怀的人性叙事,重构一度被解构的上帝,正是人类在寻找到自我的自由之后,持续寻找精神家园的后续精神动力.《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是被民间集体所遗弃的孤独者,但个体与群体却可以在人性温存与乡土人伦的层面,获得生命的净化和升华.肉和尚所信奉的佛世界,并不是他逃遁的空灵世界,相反他以自己的大慈与大爱,改变着自身与村人的疏离、歧视、冷漠的境遇,最终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温暖中得以消散,底层人群之间的相濡以沫和情感慰藉,剔除着灰暗生存世界的绝望,在信仰中觅得了对生命意义的憧憬.民间底层所恪守的回馈和报恩,是小说《都是送给他们的鱼》的主题.傻里傻气的孤儿命儿,在人们的怜悯中一天天长大,村人微弱的怜悯都在他的内心铭刻,他忍受着人们的不解而坚持垒坝抓鱼,只为报答那些给过他关心和爱的人们,个体与群体的情感报恩,让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暖色.《奔跑在世界之外》当中的孙金以佛教的大悲悯,救助着“最需要救助的人”；孙金心怀信仰和身体力行的坚持写作,灼照着“我”以及身边人组成的平庸世界的烦躁、灰暗和无趣.孙金以脱离平庸俗世的信仰和超越的异类性,诠释着何为大慈大悲.生活的弱者从佛教的沉浸中寻求现实压抑和无望的解脱,同样体现在《弟弟带刀出门》当中.柔弱的弟弟进城被骗的屈辱在内心如同魔兽,让他在复仇与软弱之间饱受折磨,沉浸于佛教当中解脱屈辱和仇恨,就成为弱者唯一的自救方式.在宗教超脱和爱情执着中,在人格卑微、弱者蝉蜕、信仰重建的双重失败中,弟弟走向了无望的守候.《树上的宫殿》中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畏惧,折射出人类生命深处的不安和孱弱,村人对奶奶命硬的判断,让奶奶住在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树上,奶奶与家庭的隔离,在李小猫看来是最神圣的受难和义举,与他对奶奶的赎罪和忏悔不同,奶奶则在大树上寻找到了自己孤独的位置,而这种孤独的坚守则是来自于她坚信十八年的受难可以获得解脱,于是在主动受难和主动赎罪当中,展示的是生存距离的遥远,他们构成了生活的两极,也构成了人性的两极.
标志着杨遥走出了救赎无望或救赎情绪的叙事模式和思想认知,开始转型为从日常生活和俗世温存中,寻找生存困境拯救的自我超越的作品,是其新近之作《流年》.小说当中“我”与妻子聂小倩、红颜知己王小倩,都在孤独裹挟、信仰坍塌的人生境遇中,渴望着对自我沉沦的救赎.“我”和聂小倩维系婚姻的只是人的心灵之外的世俗期望和,与“我”精心经营世俗化的目标相反,聂小倩开始了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省,无爱的婚姻、庸常的生活、苍白的精神,她选择了佛教来解脱这种孤独和残败.孤独和隔绝是曾经最亲近的情侣的现存婚姻实质,也是褪去浪漫光环和信仰共同体之后的人性裸露.当“我”从堕落上浮到了热火朝天的世俗生活,妻子也从超脱世俗的佛教世界的执迷降格到俗世生活,小说揭示爱情和婚姻的实体存在巨大分野的同时,揭示出当青春期和浪漫期的信仰终结之后,之间的隔阂通过心性实现救赎,是延续爱的生命的有效方式.
杨遥的小说深刻地洞察到在压抑与解放的冲决中,生活弱者的精神主体,在无望、无奈和悲剧性的境遇中,人性所滋生的扭曲、癫狂和分裂,这种对压抑的反抗和解放的无果,正是人类的生存荒谬和生命灰暗的寓言化象征.《硬起来的刀子》以饱满的情绪细节,正视着生存压抑中,人性复仇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脱的难度.街边小贩王四“机智”的复仇、专心致志享受着报复快感的同时,孩子却掉进公园的鱼池,悲伤、愤怒、仇恨刺激下的王四疯狂的杀死了仇人.小说一方面展示了民间基层运行秩序的被放逐,内隐着鲜明的社会机制批判指向,另一方面,在直面民间底层群体生存倾轧惨烈的同时,也揭示出民间长期以来所隐藏的权力失语、资本卑微、人格屈辱等来自现实和精神的多重压抑,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恶性膨胀,而王四的同情与宽容,让世俗和心灵的压抑又叠加了无法抗拒的宿命捉弄感.《谯楼下》当中城市夜灯下的小商贩成七,在生存、性、尊严的屈辱和压抑中,滋生着心灵自由和精神寄托的浪漫幻想,当幻想破灭后,他陷入了无望的深渊.底层世界的艰辛、淳朴、执着、道义,联系起了女子与成七的命运共鸣,世俗的生存压力、夫妻关系的不伦、人性高贵的被践踏,让他逃避着现实的一切,并在对风尘女子的期待与想象中获得疗救,这是成七作为底层人对生存窘境的挣脱方式,而这唯一的幻想泡沫的刺破,也彻底摧毁了成七所寄寓的人生浪漫,他的非理性报复也将自我推向毁灭的尽头,这是生之逃避的最高界别,也是对无爱世界的最后诀别.《当我的诅咒应验的时候》是一位弱者仇恨的扭曲发泄.“我”对教委主任莫飞隐忍的诅咒和愤恨,在对他的女儿莫雅、情妇李小丽的占有中,获得了复仇的宣泄,底层群体对权力官员的愤恨,只能通过“曲径通幽”或“仇恨转移”的方式来兑现,这是弱者的胜利,也是弱者走不出弱者窠臼的悲哀.
成长的迷狂与忧伤
“70后”的代际优势和深微的城镇生活体验,让杨遥的青春婚恋小说系列,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乡土*、家族专制等扼杀威胁中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可以在脱离了外在历史重负和文化绵久的境遇中,较为纯粹的从男与女的性别相遇和心理对峙中,反思青春期的成长迷狂,体味人到中年的生命困境.某种意义上,这是杨遥对饮食男女、俗世繁华、忧伤灵魂所构成的世界暗面的发现,他触摸着当下人的精神残缺,悲悯着幽灵般游荡于时空维度的心灵浪者,同时,他也发掘着那些在绝望和无所依傍中,并未丧失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自觉的单面人,他们的种种以超越性的信仰、爱、自由实现自我蝉蜕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附带的不可预知性的深邃与秘密.
爱的与冲动,在释放人性能量的同时,也隐藏人性释放所可能引发的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和破坏,于是,爱的压抑和爱的宣泄,就成为永远难解的人生难题.《张晓薇,我爱你》是昏暗世界中仅存的浪漫纯真爱情的执着和缅怀,是人生成长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苍凉审视.张晓薇从青春时期天使般的天堂坠落到了底层的凡尘,就伴随着人生压抑的旅程,直到孤独的忍受压抑的长久折磨,赵小海则同时经受着“青春期的爱而不能”与“后成长期的生活折磨”的双重压抑,对教育界的失望和对绝望人生的洞穿,让赵小海在张晓薇底层生活自由的欣赏中,寻找到了曾经遗落的精神浪漫和情感诗意,并在与张晓薇底层庸常生活的平等中,勇敢地说出“张晓薇,我爱你”.《太阳悬浮》并行讲述的是两个为爱而伤害了心爱女人的故事.一切都是为了爱,但无论是的爱还是保守的爱,都在无意中改变了双方的人生轨迹,在法律和道德的追捕谴责中无法自拔,小说揭示出世界的荒诞不羁与人为了爱而努力的效果之间的背离,这种背离同样是生活的残酷真实.《铅色云城》是一部违反惯常道德观念、饱含底层心酸的阐释“真爱”的故事.“我”纠结于佳佳和蒲两个女人之间,徘徊于性和精神之间,但真相是佳佳在被胁迫中出体,她与“我”的分手,是精心导演的一场为了心爱的男人而放弃的爱情大戏,肉体的堕落,却呵护着爱情的神圣和圣洁的灵魂,相比之下,“我”的“爱情”则显得自私、狭隘而猥琐,“我现在需要一把好刀子,要是能弄到更好”.《江湖谣》这是一个由对异性的渴望,而生发出的英雄救美的男性气概的故事,也是一个游子归乡的故事,更是一个身处于底层物质和尊严压抑中的勇士自我救赎的江湖传奇.小说当中的钟飞,社会地位卑微、经济地位窘境,但是他却始终保有着与其世俗地位并不相称的江湖豪情,庸常的生活与传奇的经历的奇异共存,是钟飞身处底层却得以超脱的情怀之由,是他回归安稳生活巨大转变的合理逻辑.《我们迅速老去》当中“我”的爱超越了世俗偏见、道德谴责,“我”用了最大的包容、屈辱、善意去爱,为了内心最渴望、最呵护、最神圣的“爱”而去爱.小说呈现出在浪漫爱情溃败时代“我”对爱的坚守执着,也对爱情在世俗夹击中走向惨败的痛心,深隐的表达出都市人随波逐流、精神浪迹的苦难,既来自于自身,也受难于自身,展示生存对人性的强大的变异和力量.《丢失了的,永远丢失》当中一位在机关谨小慎微的大明,在压抑境遇下对女上司的性的冲动,是他对平庸生活的一次精神超越,也代表着爱情白日梦的遥不可及和无情破灭,小说深刻的反映出生活弱者所蕴结的反抗力量,以及他们对自我在生命黯淡中的逃避渴望,现实行为的胜利却隐藏着失败者的挫败感.《刺青蝴蝶》反映的是一群懵懂少年对城市女孩段雯丽的集体爱恋的冲动与幻灭.“我们”在对青春美好爱情由憧憬到破灭的清醒中,也初次尝试了世事变迁的残酷,而刘满意执着的纹刺青,在看似笨拙和执拗中,难得的显示出青春时期爱情的超越和本真.
杨遥的青春成长叙事,是后青春时代对精神家园的集体怀恋,是对不被社会规约的人性本真的反观,也是生命沧桑、人性诡异、宿命妥协的反叛,因此,他的小说当中的青春混乱、狂想和荒诞,是人的心灵蜕变的真实体验,也是对社会化经验的个体超越.《黑蚂蚁》以柴奶奶的“暂时失忆”的假设性叙事,完成了一个人的现实角色与童年角色的并置,呈现出个体如何改变和塑造着群体的集体思维和情感距离,并在少年和老年相差异的成长阶段的对比中,考验出普遍人性的质地.《裁缝铺的小子们》在、暴力、烦躁、复仇的网织当中,讲述着年轻人发泄着多余的生命活力,村镇也在活力的刺激下,平添着生活的乏味,但是这一切都无法走出宿命的捉弄,一切在无法洞悉其理性逻辑当中,展露着生活的凌厉和心灵的焦躁,诠释着民间底层生存的自然性法则.《从滹沱河畔出发》记录了一段青春迷茫期的成长和蜕变,懵懂而不失理想的几位青年,各自追随着自己的梦想,小说虽有物质的窘迫、理想的遥远、爱情的曲折,但他们仍然是努力的一群,而那种未被岁月洗涤的纯真友情,更是精神低谷时的最美好的浪漫回忆.《跳舞的人是你》是成长足迹的见证,岁月已逝,青春不老,曾经的三毛录像馆、租碟女主人,见证着“我们”的羞涩、懵懂与成熟,因为有着对青春记忆的集体怀恋,生活充满了希望的无限可能.《同学王胜利》解构了对人性的批判,却直指当下社会资本运行和阶层分化机制的弊端,在社会学层面上,发现着民间底层人所共同的生活期望和生之艰辛.《在六里铺》演绎着压抑的“跨时间性”.高伟欺凌徐强的记忆旅程,是徐强成长岁月中挥之不去的心灵软肋,小说反映了弱者的隐忍无法改变人性之恶的嚣张,童年的创伤决定着一个人精神的裂变,这些跨时间性的压抑总是会在蕴藉的边缘迸发,并且是毁灭性的.《膝盖上的硬币》充满着青春的狂想,但在一次“救人反被讹诈”事件之后,瑰丽的生活和天真的烂漫,却遭遇了现实风暴的摧残,“我”领略了生活的无趣,也体验到了人性的卑污,青春的狂想褪去了光环,只剩破碎的残局泡沫.《原锋利》当中的原锋利是一位不求上进的无业游民,乡村美好的*荡然无存,他沉溺于民间乡村和都市文化的糟粕当中,并在生活磨砺下的妥协和沉沦过程中,坚守着个体生命的坚韧.《,壳》以少年的为线索,引申出青春期的破坏性冲动和成人世界的性的恣意和凌辱,唐小强、父亲、母亲的软弱,遭遇着王毛眼和儿子王二虎两代人的摧残,但弱者反抗的非理性的快意恩仇,又让唐小强陷入绝境,小说蕴藏着民间群体之间的精神压抑和人格压抑的家庭悲剧的深刻观照.
历史的没落与余晖
“70后”作家群体的成长,几乎经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几个历史节点,作为特定时代的个体,他们与时代之间,既可能是直接的、参与性的,也可能是远景的、冷观式的.生态乡村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成为当下城市人对田园浪漫时代的一种集体怀恋和追忆,但是,乡村—城镇—城市的社会转型轨迹,毫无疑问是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践显现,与之相伴随的人的现代性,已经陷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式轮回,一切在现代性的感召之下,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感,革命、再造、涅槃……但文学不仅是时代强者的证明者,它更是文明遗落物的捡拾者,对弱者尊严的人道主义捍卫者.杨遥的“没落职业系列”,是对一些逝去的职业、一些隐去的群体的记录,它对个体信仰与时代变迁在对抗中的挣扎、无奈、妥协、坚守的精神书写,他们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中所经历的惊喜、曲折或失落,不吝是一副鲜活生命和生活信仰者的陨落图.但深隐其中的,仍然是杨遥一以贯之的对人类生存境遇、心灵丰富、精神质地的触摸、悲悯与思考,并在这些已经成为“志史”的历史余晖中,发掘着历史更迭和时代转型中的人性伟大和永恒.
《铁砧子》在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史中,*着修自行车这个传统行业逐渐隐匿于时代深处的没落,以及传统民间*、民间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下,正在经历的消逝与变异.孟胜利是镇上的老自行车修理户,却与新来的修车户郝仁紧邻,因为郝仁老婆的弟弟是当地官员,于是当地的官活和私活都开始从孟胜利转移到郝仁处,对权力的自觉屈从和盲从,悄然改变着孟胜利通过传统生意人恪守的热忱、慷慨、技艺经营起来的人脉资源,民间的道义在权力面前一击即破.生意的萧条所带来的职业尊严的压抑,让孟胜利展开了与郝仁的隐性对峙,他变革了传统职业观念中“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信条,同时不惜一切代价为子女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子女成为孟胜利寄托改变生存屈辱的唯一希望,他的生活夙愿如愿以偿,唯有留守的徒弟辈们坚守着他的职业精神.一方面,作者礼赞着底层角落当中,卑微的职业却有着一群高贵的职业守护者,时代的风云变幻,并没有让他们放弃对认真生活的执着；另一方面,作者也为民间价值体系在权力和资本指挥棒的进取中悄然改变的现实传达着隐痛,民间道义被的现实势利所取代,民间只有对世俗成功者的臣服,却不再有对人情*的留恋,孟胜利看似通过努力改变了屈辱的境遇,但某种意义上,他和郝仁都是通过世俗话语的争夺来定义成功的内涵.小说在为没落的一群人和一段史定格,深隐着对这群渺小人群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嬗变的探秘热情,他们是社会卑微者在市场浪潮中的缩影,更是人在的世俗生活海洋中人性的质地呈现,也是生存价值理念残酷无情的展示.《养鹰的塌鼻子》反映了训鹰这个早已没落行业继承者的当代处境.训鹰曾经是贵族阶层和纨绔子弟的身份荣耀,恪守着本职行业的后继者,却在时代变迁中失去了自我价值的体现领域,塌鼻子成为行业没落却又无法自食其力的“时代弃儿”.他是令人怜悯的职业恪守者,也是让人景仰的传统行业坚守者,小说在呈现塌鼻子人性之善和生存窘境的同时,书写出这群即将走入历史暗处行业继承者艰难的时代觉醒和自我更新,这是人生希望的开端,一段历史遗痕的埋葬和祭奠.《逃跑的父亲》小说隐痛的表达了裱匠这个古老行业习焉不察的衰败,*着个人遭遇的变故所引起的集体意识和集体心理的微妙变迁.村人是出于“关爱”才不愿将活交给木生,但是木生却不需要这种“关心”,他需要的是劳作还债,个人的生存夙愿和集体的*关怀,在“无事”当中,让人物承受着生活的悲剧和荒凉,小说并未批判木生的个人奋斗主义的狭隘,却更多的寄寓着对底层群体挣扎于生存基本线而不能的人文悲悯.
结语
杨遥的小说,执着于刻摹喧嚣时代中,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为底层书写这一较为抽象的概念,作更具质感和肌理的注解.他窥视着当代人所普遍蕴藏的“压抑与解放”这一永恒的文学命题,并通过小说的演绎,将这一命题推向了人的存在困境的现代主义高度.人的压抑,来自于文化、道德、政治、权力,人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对人自身之外的强大客体的宣战.但是,当这些压抑的力量在虚假的颠覆中被迫消散时,来自于生活的平庸、自由的扼杀、思想的困顿,等等,却构成了来自于人自身的最大的压抑的无物之阵.杨遥的小说有着沁入人心的彻骨的悲凉甚至是残酷和绝望,那是人在当下这个扭曲而非理性的世界,所普遍面对的生存困境,是直涉人的生命状态的,并与抽象性的一系列词语关联,诸如疼痛、懦弱、逃避、反抗、沉沦、绝望、空虚、不安、迷茫、孤独、震惊、恐惧、仇恨......而那些寻求自我解放的人,同样是陷入了迷狂、轮回、宿命、荒诞......彼此的胶着、矛盾、对立、撕裂,不仅是杨遥对其小说当中边缘人群体的一种介入态度,也深刻的揭示出潜藏于每个有着主体性、自觉性的个体背后,心灵的普遍状态,生命的灰色基调,而这样生命体验和精神洞察,正是边缘群体身上所展示出的典型性——他们所保有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文明发展阶段的遗痕,那些*的、心灵的、观念的顽强存在或被迫妥协,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整体的存在之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杨遥如此的艺术野心与探索深度,完成了将边缘与人类、底层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跨界的先锋创造.
金春平,山西阳曲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与文学重构》《文学地图的批评谱绘》.曾获江苏省第二届紫金文艺评论奖三等奖、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山西省百篇工程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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