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本文是万历十五年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万历十五年》和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万历十五年论文参考文献：
编者按：《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部明史研究专著.不仅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明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即为黄仁宇先生为《万历十五年》此书所做序言,可窥知明史一二.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时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qo.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l%~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 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 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稍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万历十五年》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摘自《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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