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铜方尊与相关问题,该文是关于问题研究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和方尊和时期铜方尊和问题研究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孙明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5）
【关键词】方尊；青铜器；商周时期
【摘 要】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随着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铜方尊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铜方尊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本文所言铜方尊指腹部和圈足均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铜尊,圆腹方圈足铜尊因学界对其分类定名尚存争议,如小子生尊、伯冬饮壶以及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收录的觯形器（器号：7）,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此类铜方尊由于数量较少且分散,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单提及,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目前所知商周时期铜方尊的型式与年代、起源与用途、时空分布特征及历史背景、使用者身份等级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型式与年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及传世*的商周时期铜方尊有34件.其中考古发掘品13件,非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可知的器物9件,出土地点不明的国内外博物馆藏品12件.根据口部形制不同,分为两型.
A型方口,方腹,腹部上大下小,方圈足.根据器形大小、肩部形制及器表纹饰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器形矮胖,大侈口,口径大于腹径,腹径大于圈足,折肩,器体四角及四面正中饰扉棱,圈足下端无折.殷墟小屯M5∶792,口部略呈方形,侈口,束颈窄肩,平底,高圈足,肩饰雷纹地对夔纹和浮雕小鸟、羊首,腹和圈足饰雷纹地卷角兽面纹,器高43厘米,重25.15千克（图一,1）[1].小屯M5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武丁晚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该器物与殷墟花园庄东M60出土的圆尊（M50∶57）器形相似,后者墓葬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早段[1-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晚段或第二期早段.
Ⅱ式8件.器体较Ⅰ式瘦高,口径大于腹径,腹部与圈足大小相近,其它形制及纹饰与Ⅰ式相似.典型器物有殷墟小屯M5∶806（图一,2）、868和花东M54∶84（图一,3）,河南新乡（图一,4）、湖南常宁出土的方尊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图一,5）[4]亦属此式.小屯M5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武丁晚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1-2].花东M54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或二、三期之交,大致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或可延至廪辛早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最晚阶段[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晚段.
Ⅲ式器形较Ⅰ式略小,大侈口,近口沿处略平,束颈,器体四角及四面正中饰扉棱,扉棱较Ⅰ式突出.典型器物为郭家庄M160∶128、152,刘家庄北M1046∶23、45,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亚丑”铜方尊（图一,6）.郭家庄M160∶128（图一,7）、152,颈饰正向三角纹和雷纹,肩饰雷纹地兽面纹和浮雕兽首,腹和圈足饰雷纹地对夔纹和分解兽面纹[5].刘家庄北M1046∶23（图一,8）、45,器体较薄,肩部无浮雕兽首,颈、肩、腹和圈足均饰无地兽面纹[6].郭家庄M160时代为殷墟三期,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三期晚段.刘家庄北M1046时代为殷墟四期晚段,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四期晚段[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
Ⅳ式器形较Ⅱ式略小,有肩,肩部不突出,器体四角饰扉棱,扉棱较Ⅰ式突出,圈足下端有折.河南鹿邑太清宫M1∶8、125（图一,9）,颈部饰正向三角纹,肩部饰浮雕兽首,腹部及圈足饰雷纹地兽面纹.该墓出土青铜器有些具有商代晚期风格,有些具有西周时期特征,所有青铜器中均未见西周成王以后的器形,发掘者据此判断该墓时代为西周初期,不晚于成王时期[7].综合分析,该式器物时代为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
A型演变规律：器体由大到小,由矮胖到瘦高,口部由大侈口到侈口束颈,圈足由外侈到下折,器表扉棱由低平到突出.
B型圆口,方腹,方圈足.根据器体两侧是否带,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器体两侧不带,根据形制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器形较大,有肩,肩部突出,颈部较高,圈足下端无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圆口方肩牺首尊,大侈口,近口沿处略平,颈部饰三道弦纹,肩部正中饰浮雕兽首,腹部饰雷纹地简化兽面纹,腹部四角饰浮雕鸟纹,圈足饰弦纹、雷纹地简化兽面纹和扉棱,扉棱不突出,器高44.9厘米,重8.805千克（图二,1）[8].其圆形口、颈部装饰弦纹的做法与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书中的Aa型铜尊（YM331∶R2066）、Ab型Ⅰ式铜尊（YM331∶R2071）相似.按岳先生说法,Aa型铜尊（YM331∶R2066）器表无扉棱,主要流行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偶见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Ab型Ⅰ式铜尊（YM331∶R2071）器表出现扉棱,主要流行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和第二期早段[9].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应为殷墟青铜器第一期.
Ⅱ式器形较Ⅰ式小,有肩,鼓腹,颈部较Ⅰ式略矮,肩部较Ⅰ式略不突出,圈足下折.上海博物院*“古”方尊,颈部饰雷纹地三角纹,肩部四角饰浮雕兽首,腹部饰雷纹地大卷角兽面纹,圈足饰雷纹地对称凤鸟纹,器体四角饰扉棱,扉棱突出,器高21.8厘米,器身铸“古作旅”四字铭文（图二,2）[10].该器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Ⅲ式器形较Ⅰ式小,有肩,肩部不突出,肩部无浮雕兽首装饰,腹部略鼓,圈足下端有折.典型器物为荣子方尊、麦方尊.荣子方尊,大侈口,颈部饰雷纹地三角纹和凤鸟纹,腹部饰雷纹地卷角兽面纹,圈足饰雷纹地对称凤鸟纹,器体四角及四面正中饰扉棱,扉棱突出（图二,3）[10].麦方尊为传世器,亦称周邢侯尊,器今不知所在,仅存图像与铭文,因摹绘精细,可窥知其形制与荣子方尊一致.关于麦方尊的作器年代,学者们多有讨论,郭沫若定其为康王时期,唐兰定为昭王前期,陈梦家认为此类方尊的出现仅限于殷末周初成康之际,李学勤先生认为该器应定为成康之际,朱凤翰认为其形制近于成王时期的何尊,袁俊杰认为其为成王时期[11].综合分析,该式铜尊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
Ⅳ式器体较Ⅲ式矮胖.典型器物为陕西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的日己方尊,山西绛县横水国墓地出土的方尊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父乙方尊[12].日己方尊,大侈口,颈部饰对称凤鸟纹,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对称凤鸟纹,圈足有折,器体四角饰扉棱,扉棱突出（图二,4）[13].陈梦家先生认为,此类铜尊的出现“仅限于殷末与周初成、康之际”[14].国墓地M1006出土的方尊,与日己方尊形制基本一致,内底铸三行13字铭文,器高27.5厘米[15].综合分析,该式铜尊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昭王、穆王时期.
Ba型演变规律：器体由大到小,由瘦高到矮胖,腹部由折肩鼓腹到平腹,圈足由高而外侈到矮而下折,器表扉棱由低平到突出.
Bb型器体两侧带对称双,根据形制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器体瘦高,颈、腹部外鼓.上海博物馆*的鲁侯尊,器身两侧置对称兽首,器表素面,器身带4行22字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鲁侯又工,用作旅彝.”（图三,1）[16]该器时代应为西周成王时期.
Ⅱ式较Ⅰ式矮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服方尊,侈口,束颈,平腹,折肩不明显,颈部、圈足饰凤鸟纹,腹部饰兽面纹,双角下垂,器体中部及四角饰突出扉棱,两侧置对称象鼻形双,大垂珥（图三,2）[17、18].该式与Ba型Ⅲ式形制相似,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
Ⅲ式较Ⅱ式矮胖.陕西眉县东李村铜器窖藏出土的方尊,器体两侧置对称向上卷曲的象鼻形,长垂珥,腹部正中饰涡纹,两旁填以夔龙纹,圈足饰大冠凤鸟纹（图三,3）[19].关于方尊的年代,郭沫若认为属于懿王时期,陈梦家认为属于恭王时期[20],韩巍认为属于穆王晚期至恭王时期,吴镇烽认为其可能是恭王元年铸造的[17].综合分析,该式流行时代应为西周穆王晚期至恭王时期.
Ⅳ式较Ⅲ式矮胖.季姬方尊,据传1946年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侈口,折肩不明显,深腹下垂,腹面饰饕餮纹,双角上卷,两侧置鸟形双,器体四角饰扉棱（图三,4）[21、22].关于季姬方尊的年代,蔡运章、张应桥认为属于穆王前期[21],李学勤认为应属西周穆王晚期[22].
Bb型演变规律：器体由大到小,由瘦高到矮胖,腹部由略鼓到下垂.
二、起源与用途
关于铜方尊的起源,早有学者关注.殷之彝先生认为,方形青铜器很可能是从木器中摄取来的,但因木器不易保存,缺乏这方面的实例,同时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和方杯对于方形青铜器很可能有一定的影响[23].本文基本认同殷之彝先生的观点,并认为方尊作为尊的一种形式,与圆尊同源异流,对青铜方尊起源问题的探讨应从青铜圆尊及其他方形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入手.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最早的方形青铜容器是铜方鼎,此类方鼎在山西平陆、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均有发现,时代为二里岗文化上层或更早,而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发现的陶方鼎（二里头ⅣH43∶11）[24].早期的铜圆尊,均为束颈折肩,口径小于肩径,器形与、瓿相似,三者之间难以区分.口径大于肩径的青铜圆尊在河南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H1∶3、4）、郑州人民公园、辉县等地均有发现[25],形制相似,时代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河南偃师塔庄发现的铜圆尊（器号：37）同样为大敞口,束颈,折肩,但口径仅略微大于肩颈[26],形制与早期铜相似,时代可能略早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出土的铜尊（H1∶3、4）.
殷墟时期方形铜鼎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同时开始出现其他种类的方形铜器和陶容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中、尊、觚、爵、卣、、壶、均有方形,但以小屯M331出土的铜方爵和方卣时代最早,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殷墟二期墓葬（妇好墓、小屯M238、司空M663）中开始出现方尊、方、方、方壶、方彝、方缶、方形圈足器等[27].殷墟地区出土的方形陶质容器至少有方形圈足器（YH171∶279K）和方尊形器（YH285∶293F）两件,两者时代均为殷墟一期晚段,其中方形圈足器（YH171∶279K）口呈长方形,平沿,腹略鼓,近底部呈抹角,圈足直矮,饰弦纹,两短边口下有竖鼻,器形轮廓与妇好墓所出偶方彝的器体近似[28].目前所知器形及时代最早的铜方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牺首方尊（Ba型Ⅰ式）,圆形大敞口、束颈的形制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出土的圆尊相似,而折肩、方腹、方圈足的形制与殷墟一期晚段的陶方尊形器相似.
综合分析,方尊最早出现于殷墟地区,是殷墟文化圆形铜尊与方鼎等相融合的产物,其中圆口方尊（Ba型Ⅰ式）出现时间略早于方口方尊（A型Ⅰ式）,方口方尊可能由圆口方尊演变而来,是圆口方尊与陶方形圈足器、陶方尊形器等相融合的产物,其最早出现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
尊的用途,自宋代以来即定为盛酒器,用于祭祀和宴饮,学者无异议.前人之所以将其定为盛酒器,是因为尊字在商周铜器铭文中作“”或“”,象双手捧酉,而“酉”字字形与商代陶质大口尊及铜折肩尊相似,酉是酒器,古文字中“酒”初皆作“酉”,与尊之用途相合[25].目前,中原及关中地区考古发现的铜尊多与觚、爵、卣、、斗等器物伴出,如河南鹿邑太清宫出土的铜方尊M1∶125出土时器内置铜方斗[7],说明铜尊为盛酒器无疑.
三、时空分布特征及历史背景
上述34件铜方尊中,13件为正式考古发掘品,9件虽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明确,这些器物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目前所知,A型方尊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晚段,主要流行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至西周初期,B型方尊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早、中期.其中,A型Ⅰ式仅见于殷墟地区,Ⅱ式分布范围较广,包括河南殷墟、新乡,湖南宁乡、常宁,Ⅰ、Ⅱ式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一、二期；A型Ⅲ式见于河南殷墟、山东青州苏埠屯,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A型Ⅳ式见于河南鹿邑太清宫,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Ba型Ⅰ、Ⅱ、Ⅲ式出土地点不详,Ⅰ式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Ⅱ式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Ⅲ式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Ⅳ式见于山西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国墓地,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昭王、穆王时期.Bb型Ⅰ、Ⅱ式出土地点不详,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Ⅲ式见于陕西眉县东李村,Ⅳ式见于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流行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表一）.
河南安阳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所在地,青铜铸造业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目前已经确定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至少有四处,即：苗圃北地、孝民屯西地、薛家庄南地及小屯东北地.商代晚期商人向东扩张,帝乙、帝辛数次征伐东夷,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的形制、规模和殷墟王陵区大墓不相上下,其主人可能为商代晚期商人在东方的重要盟友——薄姑氏,台北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亚丑”方尊应属苏埠屯被盗掘遗物,其出现应与帝乙、帝辛时期的东征有关.商末周初,社会动荡,武王克商及随之而来的武庚之乱、周公东征,使得大批殷商贵族或被监视居住,或逃亡他乡避难,河南鹿邑太清宫与湖南宁乡、常宁出土的方尊,应该与此次王朝更替及种族迁徙有关.
西周初期,周人在继承商人礼器制度的同时,也继承并发展着殷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陕西周原、河南洛阳北窑等地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存,说明克商之后的周人将殷墟地区的青铜铸造作坊及工匠迁徙至关中及洛阳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青铜铸造工业体系,陕西扶风齐家村、眉县东李村,河南洛阳北窑出土的铜方尊,以及鲁侯尊、令方尊、麦方尊、服方尊、荣子方尊、季姬方尊等,很可能是西周早、中期在周人自己控制的铸铜作坊中设计铸造的,尽管这些铸铜作坊中不乏商人工匠.
四、使用者身份等级
关于铜方尊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以往虽有学者简单提及,但未进行深入探讨.目前已知的商周时期铜方尊34件,但由于经正规考古发掘的并不多,同时也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因此只能依靠有限的墓葬资料及铜器铭文进行初步推测.
截至目前,出土铜方尊的墓葬6座,即：河南的殷墟小屯M5（妇好墓）、花东M54、郭家庄M160、刘家庄北M1046,鹿邑太清宫M1,及山西绛县横水M1006①.小屯M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22.4平方米,棺椁齐备,殉人16名,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礼器210件,包括53件铜觚、40件铜爵,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之一[1].花东M54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26.5平方米,棺椁齐备,殉人15名,随葬器物577件,其中青铜礼器47件,包括9套觚、爵,墓主人为“长”氏男性高级武将[2].郭家庄M160,为未经盗掘、保存完整的中型墓,墓室面积8.85平方米,棺椁齐备,殉人4名,随葬器物353件,其中青铜礼器41件,包括10套觚、爵,墓主人身份为“址”族首领或高级武将[5].刘家庄北M104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9.2平方米,棺椁齐备,殉人6名,随葬器物302件,其中青铜礼器33件,包括3件铜觚、5件铜爵、2件铜角,相当于5套觚、爵组合,墓主人身份为男性高级武将[6].鹿邑太清宫M1为“中”字形大墓,南墓道长21.5米,北墓道长16.5米,墓室长9米,宽6.63米,墓室面积59.67平方米,葬具为一椁重棺,殉人15名,殉马5匹,随葬青铜礼器79件,其中觚、爵组合8套,墓葬时代为西周初期,墓主可能为商王后裔的西周早期宋国开国国君微子启或其弟微仲衍[29].
除墓葬资料外,传世青铜器器身所铸铭文也为我们探讨方尊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提供了重要线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带“亚丑”铭文的铜方尊很可能出自山东青州苏埠屯墓葬,这些墓葬自清代早期始即由于村民挖土等原因而被破坏,出土有大批青铜器,其铭文中多有称为“亚丑”的氏族铭文,1965年发掘的“亚”字形大墓（M1）以及1986年发掘的“中”字形大墓（M7）中均出土有带“亚丑”铭文的铜器[30、31],因此传世的带“亚丑”铭文的青铜器大部分很有可能是苏埠屯出土的,有的或许就出自被盗的苏埠屯M1及附近别的被盗掘过的墓葬.殷之彝先生认为,“亚丑”族应是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晚期商人在东方的重要盟友——薄姑氏[23].上海博物馆*的鲁侯尊器身铭文所涉鲁侯,乃西周初年周公长子鲁国始就封君主伯禽,明公乃伯禽之弟、周公次子君陈,食邑于明[32].日本白鹤美术馆*的荣子方尊器身带“荣子作宝尊彝”6字铭文.荣子为西周时期姬姓畿内诸侯,《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又“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以荣公为卿士,用事”[33].方尊铭文中提到“文祖益公”及同出的驹尊铭文提到的“王弗望（忘）厥旧宗小子”,说明是益公之后,是西周时期的世家大族,其宗子益公在西周中后期铭文中经常出现,是地位很高的王朝卿士,而的职务是“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及“六师八师（艺）”,也是地位很高的军政长官[34].麦方尊铭文记述了第一代邢侯朝见周天子并接受封赏之事,作册麦作为邢侯臣属参加朝见,因表现良好受到邢侯赏赐,由此可知作册麦虽非周天子卿臣和诸侯国君,但亦身份尊贵[11].
据此可知,商代与西周时期青铜方尊是贵族阶层中象征身份等级的一种重要的青铜礼器,其使用者身份显赫,或为王室成员,或为高级将领,或为氏族部族首领,或为诸侯国君.
其实,不止铜方尊,其它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亦是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如小屯M331、妇好墓、郭家庄M160、刘家庄北M1046、鹿邑太清宫M1等,墓葬规模越大,出土青铜礼器越多,方形铜礼器种类和数量就越多,质量越精美,方形青铜礼器在商代晚期已然成为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五、结语
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方形的设计风格与商代早期的铜方鼎,殷墟一期的铜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是多种器物融合的产物,包括方尊在内的方形铜礼器是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铜方尊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其使用和流通仅限于数量有限的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铜方尊继续流行,并随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而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铜方尊继续流行,并开始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铜方尊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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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时代的檀君朝鲜事实上并不存在,商纣王叔父开创的箕子朝鲜才应是朝鲜有史记载的开端,李朝时期的朝鲜人便是以“箕圣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 箕子朝鲜延续千年之后,在西汉初年被燕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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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省委老副局长保安华一行四人,到遵义调研“干部休养连”的情况,实地查看了红军长征时期“干部休养连”旧址,召开了“离退休干部工作雏形在.
延安时期的群众工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延安时期,我们党对这一原理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在各项工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在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的认识上,党提出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