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会模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现,本文是乡村治理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乡村和价值和治理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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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治理是中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党、国务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治理更是成为学界倍加关注的问题.文章从“善治”的角度考察“两代会”的治理实践,预见了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当价值,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治理和建设展开了思考.
关键词：“两代会”；善治；乡村治理；价值
一、“善治”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善治”是近年来在政治学、管理学文献中出现、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善治”的概念,综观有三个来源：第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里面的“善治”和“善政”并无本质区别,二者相等同.第二是西方新的治理理论和对英文good governance的翻译,这里面包含着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和观点.第三是俞可平教授的总结和发展,他的关注点在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善治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概括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
中国乡村建设从管理走向治理,是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体现,在走向治理的过程中,“善治”成为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显然,善治的前提是法治,而且是现代化的法治,追求“善治”、实现“善治”其根本就是“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因此,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就是以人为本,在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乡村要实现越来越好、更高水平的治理,要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农村社会更和谐地发展.
二、新的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中的现实可能
1.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1）主体的颠覆.这里的主体是指在乡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管理（治理）人.从传统中国乡村秩序的构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管理,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自治力量回归,乡村管理人几经更迭.主体的颠覆主要是相对当前而言,乡村走向治理,传统的乡村精英阶层等主体将被颠覆,取而代之的将是自治力量的代表.
（2）传统秩序的破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中国农村由传统的全农耕社会向半农耕社会演进,人们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从“男耕女织”转向了“半农半工”,农村逐渐成为妇女、儿童、老人的留守地.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遭到破坏,农村的社会关系、居住关系、人际关系,甚至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发生了改变,维系传统农村村落关系的精神、场所、血脉等逐渐淡化甚至消失,管理首先失去了它应有的稳固对象,变得毫无生机.
（3）制度模式的解体.农村工作常常被比喻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官本”“精英权威”的思路和实践总是在过去的乡村管理过程中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基于传统秩序遭到破坏并且有可能不复存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模式和乡村管理制度同样面临着解体,从“三提五统”的消失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由此可见,相当部分的制度模式将在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进程中被摒弃.
2.乡村治理理念与民众政治热情
（1）传统治理方式的新活力.前面讲过,在市场经济浪潮、城镇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乡村精英（乡村能人）、年富力强的农民流向城市,逐渐感受并接受城市带来的全面的物质、精神层面的涤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未来给传统乡村治理理念注入新活力的将是三部分人：一是留守农村坚守农业的种养能人；二是见多识广的返乡青年人；三是落叶归根的老一辈乡村精英.这些人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者,他们代表着乡村治理力量的回归,将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2）提升民众政治热情.自我实现是激发、提升民众政治热情、政治参与的最有效的办法.人民在法定范围内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途径.藉此,民众便能真切感受到直接参与政治,确实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利益给生活带来好的变化.
3“. 两代会”的实践探索
（1）“两代会”的实践内涵.在对广西崇左某县的调研中,笔者注意到这是乡村治理的新事物.“两代会”即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其机构及运行如下：第一步,村“两委”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党员大会,在村民和党员中分别推选出代表,这些代表必须是本村常住居民,不担任公职也并非村“两委”成员；第二步,推选出的代表组成“两代会”,设“两代会”主席；第三步,“两代会”行使职权（主要是公益事务、志愿服务、普通纠纷等）,与村“两委”职权不相冲突.涉及重大事务,“两代会”成员预先征集村民意见,村“两委”动议与“两代会”召开联席会议,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商定由其中一方负责执行.
（2）从协商到决策.“要想使社区建设贴近人们的实际需求,有些事务就要由居民自己商量决定,居民自己清楚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不同居民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有差别,就可以进行协商和协调,这就自然导出了各种合作,找到合情合理的优化方案,这种大家互相协调的过程,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在这里,我们很清晰地理解费孝通先生所表达的意思,即协商是减少差别、一致意愿,最终得到优化的决策方案的过程.这个过程给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提供了合作交流、对话沟通的机会,减少冲突、缩小差异、增进共识、扩大参与、凝聚合力,最终使决策的结果更接近于人们的真实愿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协商的载体,沟通的有效渠道.基于以上“两代会”对协商的积极探索,我们可以认定,在实践过程中,独立于村“两委”之外的“两代会”及其成员是村民们表达愿望和诉求,开展合作交流,进行对话沟通的体制外载体和有效渠道.相对村“两委”而言,村民更信任“两代会”,更愿意将事务托付于“两代会”,更信服“两代会”的决策和执行,调研案例显示,个别村屯甚至完全不存在通过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的现象.
三、“两代会”在未来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现
1.与时代同行的精英治理
（1）未来乡村居住主体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将出现兴旺局面,乡村居住主体将随着乡村功能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也将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思想追求,经受过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涤荡、有政治诉求,得到过很好的能力训练、有社会责任感.而这就是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有社会责任感,有政治热情,有家国情怀的中国新时代新型农民.
（2）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推力.“互联网+”正在改变着包括乡村民众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在信息时代,在乡村居住的人们将会越来越关注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学习、模仿、咨询等活动,获取包括种养、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参与、文化传承等相应的资讯、对策和办法,这将使得乡村居民对乡村治理的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增强、参与领域扩大,整体提升乡村民众的素质.
（3）“人”贯穿治理的全部.这里指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即“是谁？依靠谁？为了谁？”正如总书记所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民本”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新型的乡村精英（能人）参与治理,多元利益主体表达意愿,“两代会”成员与村“两委”展开协商,绝大多数村民利益得到最大体现.这一过程,减少了摩擦、消除了分歧、达成了共识,最终是遂了民愿.
（4）现实的成果和影响.首先,乡村治理切实做到了“人民满意、人民高兴、人民答应”,这直接产生的积极效果就是乡镇政府及村“两委”公信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一度成为农村工作绕不过去的问题,“两代会”的治理效果直接解决了这一问题.其次,毗邻效应效果明显.“两代会”模式下,包括村“两委”、乡村同乡会、基金会、合作社等在内的一切乡村组织呈良性运行.不得不承认,代表全体村民表达意愿和体现意志的“两代会”在乡村治理当中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精英治理回归乡村.调研案例显示,在乡村经济能人、社交能人、种养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实力直接决定他们在乡村治理当中的威望,这也传递出一个信号：乡村精英治理实现了真正的回归.
2“. 两代会”的治理价值
（1）乡村治理理念得到更新.精英治理回归是最直接的更新.传统的治理主体、秩序、模式遭受破坏甚至颠覆,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官本”模式成为主导,并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当中长期发挥着作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城镇化和工业化吸引了绝大部分乡村精英流入城市；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精英,回归成为必然.因此带有时代特征的精英治理理念重返乡村,是“两代会”最直接的治理价值体现.
（2）乡村功能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为实现工业化,为实现“让一部分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农村被定位为城市的补给站和供氧区,发展步伐因此放缓.在乡村振兴战略里,农村实现现代化是重要目标,基于此,乡村功能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突出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功能；二是体现了文化传承和游憩发展功能；三是体现了农村居民健康居住和发展功能；四是体现了绿色农产品生产和供应功能.这些功能从根基上保障了国家安全和总体发展要求.调研案例中,“两代会”主要围绕这四大功能履行职责,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活动.
（3）乡村“善治”的直接体现.“两代会”的实践过程和效果充分体现了善治的特征,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和法治.“两代会”是合法的乡村自治组织,通过与村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去表达村民的意愿和诉求,通过决策后依法实施.尤其是其实践效果,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完整表达了村民的意愿和诉求.
四、让“两代会”成为协商的重要体现
1.完善“两代会”主体建设
完善“两代会”的主体建设,应当有三方面的自觉.第一,让乡村发展与历史同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明确指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新时代乡村功能的新变化体现着历史和时代对乡村发展的新要求,体现着乡村和城市的新型关系,更体现着乡村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第二,让乡村精英与时代同向.乡村精英几经更替,其实质并未发展改变,只是历史赋予他们新的时代特征,对他们提出新的要求.作为乡村治理最关键的主体,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他们参与协商的能力.第三,让乡村自治与体制同心.“两代会”根本上是村民自发的自治组织,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与村“两委”相比,它更“草根”,而基层治理的目的就是要让“草根”有“红心”.
2.全面构建互信机制
互信机制的建立要理清几方面关系：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自治组织、乡村自治组织与乡村居民、乡村居民与村“两委”；而要建立互信机制,必须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尊重和服从法律权威,法治是任何组织良性运行的根本前提.作为政权管理的末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治理不乏村霸、黑恶势力、宗族势力等的介入或管控.全面开展法治建设,尊重和服从法律权威是建立互信的根本前提.二是培育和规范多元主体的发展.乡村治理当中存在多元主体的共生和博弈,培育和规范多元主体的法治精神,整体出现和谐共生、凝聚共识、协商共治的局面.
3.通过培育基层实现国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民,是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的；二是协商,是与社会各界广泛协商基础上的.要让协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实现：
首先,必须消除原有制度缺陷.原有制度在这里指的是限制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原有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妨碍了公民参与决策,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了利益冲突,激化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阻隔了公民践行的道路.其次,充分发挥“两代会”的协商功能.概括来说,“两代会”要立足于乡村治理的现实,努力实践对话、讨论、商议,切实满足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发挥职责和功能.最后,让基层成为国家的起点.“两代会”作为乡村治理实践当中的一个新事物,它的产生、发展和持续发挥作用必须有适合的土壤和载体,通过复制、推广以及自我更新,让它在体制内有发展的空间,在不断的实践和修正过程中,逐渐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通过体制内的改造,成为真正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治理范式.
总之,对“两代会”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实现其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本文的研究作了一个粗浅的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必然要求乡村治理体现“善治”,要实践社会主义,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让公民参与实践,而“两代会”的协商模式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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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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