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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狂奔在太原府论文参考文献：
杨逍
[ 作者简介] 杨逍,本名杨来江,1982 年生,甘肃张家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创作与评论》《文学界》《星火》《飞天》《山东文学》《福建文学》《鸭绿江》《西部》《阳光》《文学界》《青年作家》《草原》等刊物发表作品,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转载,入选《2013 青春文学》等选本；曾获得黄河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麦积山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出版小说集《天黑请回家》,长篇小说《那年的爱情输给了谁》,诗集《二十八季》等.
贾凡生哭了,场面反而不真实起来.就像在一片喜庆的嘈杂中朦朦胧胧睁开睡眼,却冷不丁被人扇了一个耳光,有点懵,有点惊讶,有点愤怒,又有点不知所措.那时候,他是呆在墙角抽烟,或者是把烟锅在坚硬的土墙上磕三下,又或者是极目远眺,烟锅在肮脏而饱满的烟袋里慢慢搅动.总之,并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关注他,他像大黄一样无足轻重.尽管大黄不断地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但还是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反而在穿过二娘裤裆的时候,被踢了一脚,然后委屈地跑到贾凡生身边咕咕低吼.要不是小侄女后来饶有兴趣地三番两次讲到这个细节,怕是别人谁都不会在意吧.太安静和太躁动的时候,有些东西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可贾凡生哭的时候,我看见了.算起来,我只见他哭过这一回.当时二娘正攥着我的手,大惊小怪地说：“哎哟,这就是秀才的手,细皮嫩肉的,哪像我家青云,手掌大得像芭蕉扇,皮焦肉燥的,又像松木椽.”二娘端详着我的手,一把一把地捏着,表情专注,像是二十年来头一次见我,“哈,怪不得青明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而青云就是个打牛的料.”
母亲在我身旁像永别一样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父亲不知道在院子里忙什么,他的身影进进出出,像烦躁的大黄.一群叫我叔叔的孩子像过节一样疯疯癫癫地玩得兴起,陆续有人围过来夸我,向我道别.巷子口乱哄哄的,我像是一团飘浮着的尘埃,被这些可爱的人吹来吹去.这种景象与我在县上银行存钱的感觉一模一样——大脑混沌,身处幻境.我渐渐也像大黄一样烦躁起来,浑身焦灼,目光困窘,感谢的话说了一巷子,再也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说辞了.我突然急切想走,想快点摆脱这种束缚,早点到县上去,尽管去往火车站的长途汽车距现在还有几个小时,但我真的受不了这种嘈杂悲情而又包含着嫉妒讽刺的场面.家和父母对我来说已经毫无吸引力,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年,参加两次高考好不容易考到了北京,那是我憧憬已久的地方,这半个月来,那个地方已经把我撕扯得神魂颠倒、寝食难安,我几乎想大声说,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我在这种繁乱中,想着北京.我的目光穿过人群游离的时候,我看到了贾凡生,他的神情因为紧张而有点狰狞的迹象,他准确无误地望着我,左手扶着烟斗,右手抬了抬,像是朝我挥手,又像是赶走眼前的蚊蝇.这个目的含糊的动作,他也许做了好多次.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闪烁的泪花.
“该死,你添什么乱啊.”大黄咬着我的裤腿,我一抬腿把它甩开了.
我觉得贾凡生是懂我的,他知道我已经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了,即使我并没有亲口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也会明白,毕竟我和他一起睡了十几年,我们亲如父子.
但我们终究不是父子,纵然从记事起,我就骑上他的脖子,爬上他的背,在村子里行走.他走路平稳,不急不躁,由他驮着,在村子的各个巷子窜来窜去,腾云驾雾一般,有时候,还会到山上去,他对那些陡峭奇绝的山路了如指掌,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对他说什么花儿开了、苹果长了多大、桃子快要熟了等等,他就边走边给我讲自己小时候偷老六家的杏子的事,被抓住了,他纵身一跃从一个三米高的土崖上跳下去,吓得老六瘫坐在田埂上,这件事一直让他得意了好多年.直到我上了小学,念了三年级,我仍然骑在他的脖子上漫山遍野地走,那些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就跟在我们后面取笑,“回家去让你爸驮你去高水潭玩.”贾凡生笑眯眯地安慰那些跟着起哄的孩子.我就喊：“高水潭,上南山,南山上,梅子黄.”气得那些不敢去高水潭的孩子哇哇鬼叫,有胆大的,拿土块打我们,我执意要下去教训他们,贾凡生却跑起来,险象环生的偏僻小径,他健步如飞,我兴奋得也跟着哇哇鬼叫,一霎时就把那些孩子丢远了.他跑累了,放缓了脚步,气喘吁吁,我就从他身上往下溜,他不肯.“坐稳了,唱花儿.”他就放开嗓子唱：
早晨的个起来你就伊哟,
闪上两担水来么伊哟；
吃上个早呀干粮扬燕麦青呀,
忙呀上工哩嘛伊哟；
日落的个西山你就伊哟,
忙呀忙回转来么伊哟；
打扫了前院呀扬燕麦青呀,
忙呀后院哩嘛伊哟.
贾凡生的嗓子清脆丰盈,整个人看起来竟有些仙风道骨的感觉.山头上有干活的人就跟着喊：“贾凡生,好嗓子.”贾凡生就又唱,声音更大,把整个山坳吼得嗡嗡响.这时,我就神气了,整个箭子川道就只有贾凡生会唱花儿,别人也只能吼秦腔,但秦腔在箭子川道里连三岁小孩也能唱两句,不新鲜.贾凡生就像个天外来客.一辈子没出过箭子川道的贾凡生会唱花儿,就像他能在山路上上蹿下跳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幻境一样把他笼罩得神神秘秘.所以,有时候村里的大人摸着我的头不怀好意地说：“贾凡生的儿.”我并不反对,不骂他多事.
他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我,把别人给他的钱分文不剩地给我买零食,那些钱装在他贴身的内衣里,像被熨斗压过一样.而我在越来越大之后,竟然也开始嫌弃他,曾有几次吵着要和他分开睡,我一再给母亲说：“我受不了他的旱烟味和邋遢,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也瞧不起我.”
“可你是他的儿子.”母亲说.
我被母亲的话搞得莫名其妙,“我是他的亲儿子？”父亲常年不在家,以我那时候的智力,还不足以判断其中的是非,“亲生的吗？”
“你是我的儿子,仅仅是过继给叔叔而已.”
母亲以少有的温和给我解释,“叔叔没有儿子,你就做他的儿子.”
“他们说,我是你和他亲生的.”我弄不懂其中的复杂关系,“可我不要做他的儿子.”
我扭着母亲的胳膊撒娇.我是被母亲的态度迷惑了,误以为她在那一瞬间疼爱我了.
“啪！”一个清脆的耳光扇过来,我眼冒金星.母亲竟然恢复了气势汹汹的本来面目,她冲我吼,“狗日的,叫你嚼舌根.”
我悲恨交加,跑到后院冲着贾凡生吼：“你个脏瞎子.”他正在收拾一堆柴禾,整整齐齐地码了半人高.他却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一把花生递给我.我朝他的脏手吐了一口唾沫,大叫：“我不要你的脏花生.”
贾凡生仍然笑着,并不理会.
“你是全世界最脏的人.”我恶狠狠地补了一句.贾凡生丢下手里的活,准确地抓住我的胳膊,把花生塞进我的口袋里, “乖,吃花生吧.”然后用袖子给我擦眼泪.我每次都忍受不了这样的诱惑,气也就慢慢消了,最后把他的花生吃得颗粒不剩,晚上仍然和他一起睡.
“你得照顾他.”母亲总是这么劝我.
与其说照顾他,还不如说是他照顾了我十几年.我的父亲在北方一个小城市的煤矿上做合同工,我长到了二十岁只去过那个城市三次,两次是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看父亲,但仅仅是小住三两日,母亲说贾凡生一个人在家里,她不放心.她总是来去匆匆.我的父亲像村支书老高一样威严,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叼着烟,含混地点点头表示首肯,他与母亲之间总有一道厚厚的墙隔着,谁也走不过去,他们之间相互客客气气,像是远房的亲戚.在父亲看来,母亲照顾贾凡生是天经地义的事,算是一种责任、一种工作,就像她照顾我一样,就像他照顾我们一样.
但母亲每次回来,性情都会大变,干活的时候对着土地出气,对着锄头和铁锹撒泼,当然也对着我和贾凡生横眉竖眼,我们对此习以为常.“狗日的,在外面好吃好喝,有骚野狐伺弄着,舒坦得很,把这些苦命的人丢给我,我算什么,长工吗？保姆吗？”母亲一边做饭一边摔碟子,整个厨房叮叮哐哐的,像父亲的破自行车在村子的土路上疾驰.贾凡生每当这时候,一言不发,把我驮在身上,往山路上疾奔,到了山顶,就唱：日落的个西山你就伊哟,忙呀忙回转来么伊哟……唱着唱着就叹口气,但也只是短暂的不易觉察的叹气,像是唱花儿时的换气.等我慢慢长大了一点,就隐约明白了母亲的难处,我开始恨父亲,恨那个没见过面的骚野狐.
初三毕业那年,我一个人瞒着母亲去了父亲的城市,我发誓要找到那个骚野狐,替母亲出气.可我运气不好,我在那个煤矿呆了一周,也没等到父亲回来,矿上的人都说父亲出差了,但我始终怀疑父亲是躲起来了,或是和那个骚野狐去旅游了,因为往年的那个时候,他都会回家帮着收麦子,而那一年他却说忙,“忙着伺候骚野狐呢！”母亲在我回来后一直这样嚷着.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三岁,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那个城市上学,他们穿着城里孩子的衣服,吃着城里孩子才有的零食,看我的时候像看松树河的癞蛤蟆一样充满嘲讽和可怜,我讨厌他们,压根儿不喜欢和他们玩,他们也嫌弃我和贾凡生一样脏,没见过世面.母亲说：“如果不是要照顾叔叔,你也会在那个城市上学.”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对贾凡生也有恨意,我觉得是他连累了我和母亲,我甚至盼着贾凡生早点死去,那样我就能和母亲一起回到那个城市,回到父亲和哥哥的身边,像他们一样做城里的孩子.可贾凡生不死,反而活得越来越健壮,连一次普通的感冒都没有,那时候,他简直就像是一头雄伟的牛,能三个指头把父亲的破自行车掂起来,能一下子举起麦场里的石碾子,脸不红心不跳.他当时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
等我有了一个比我小很多的妹妹出生的时候,母亲黑着脸说：“狗日的,长本事了,还给生了孩子,终有一天,我要把她个撕成两半.”骂完了,一场农活干停歇了,我的母亲又说：“我死也不去那个地方,让他和那个骚野狐过一辈子去.”母亲说话的时候眼泪簌簌地往下滚,她像个真正的女人一样软弱可怜,她觉得她不去父亲的城市,就是对那一对最大的惩罚.这时候,贾凡生也把笑容收起来,露出悲哀而绝望的忧伤.
我们被父亲遗弃了,父亲再次回来的时候,母亲就失去了之前的温情和热烈,再也不会去村口等他,不会炒鸡蛋,也不会刻意梳妆打扮,她像个老母亲一样接纳了父亲,像是接纳了不争气的儿子一样,我不知道是原谅还是迁就,或者是麻木,总之母亲表现得很平静,像是对父亲在外的行径一无所知.他们再也不会并肩去庄稼地里,父亲在前,母亲在后,田间小道上青草逶迤,蒲公英和狗尾花恣肆蔓延,麦子的清香和玉米的腥膻在风中流荡,父亲意气风发,像个城里人一样谈吐文雅,微笑而亲切地和乡亲们打交道,而母亲则弓腰驼背,像父亲的母亲一样老成持重.阳光下,他们像两块同极排斥的磁铁,彼此屈抑而拘谨.
但贾凡生却比之前更加疼我,对母亲越发恭顺了,在家里唱花儿也越来越少了,因而在我对去城市生活的愿望渐渐破灭之后,我就原谅了贾凡生,接受了贾凡生,写作文的时候,写我的父亲,我写的就是贾凡生.我给贾凡生读 ：“我的父亲贾凡生,他是个瞎子……”贾凡生摸着我的头,翻了翻白眼,微笑着认真地听.
此后,母亲也就成了我和贾凡生两个人的母亲,我们像是两个长不大的孩子,或是像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一样,拖累着母亲,拖累着她去城里的梦想,拖累着她去和那个骚野狐一较高下的.贾凡生也像个真正的父亲那样,支撑着一个男人的形象,支撑着拥有一个父亲的梦想,支撑着我的孤独和绝望.我们的家在表面上一帆风顺.
我承认我这时有点忘恩负义,我想离开家、离开亲人,最可恨的是,我竟然没有在此刻想起贾凡生,我忘了和他道别,就像村里所有人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一样.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表情影像千篇一律：叼着烟斗,右嘴角微微翘起,堆满微笑,看起来无忧无虑.有时候,我真怀疑他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生病了微笑,委屈了微笑,别人骂了微笑,当我气得暴跳如雷的时候,他也微笑,我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骂他没心没肺,“瞎子就没有烦恼吗？”他仍然笑而不答,“做瞎子很幸福吗？”他最后竟然会被我这句无耻的质问逗得笑出声来.
“哎,糊涂的瞎子.”我总是这么说他.我口无遮拦惯了,总是叫他瞎子.母亲曾在背地里恶狠狠地训斥我不要在他面前喊瞎子,“不要戳他的疼处.”我却拧着脖子反驳：“他本来就是瞎子么！”
贾凡生不是个忌讳很重的人,他是个快乐的瞎子.我和他一起的时候,一直叫他瞎子.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眼睛,要不是太原府的人拿他说笑的时候,会叫他瞎子,不然大家根本不会注意他的眼睛.不管是走路还是干活,他们从来都是把他当做正常人对待,因为他做事的精准性,令人无法把他看做瞎子.尤其是他穿针引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眼睛清亮如灯.
我被他的眼泪打得腿脚发软.即使他仍然脸上挂着微笑,但真正的悲哀却在他的心里激荡,我恍然觉得他依旧在笑,头一次笑得难看至极.八月快要结束了,一场秋雨刚过,太阳明晃晃地洒下来,四下里充斥着一片氤氲之象,仿若雾气慢慢消散的酿酒作坊,微微香,醉醺醺地慢慢张扬着,与众人的喜悦交相辉映,而那隐隐的不安,也一点一点地膨胀起来.二娘又扶着母亲的胳膊,声音冷翠：“消声,消声,别把孩子哭得晦气了.”母亲竟也听话,哭声缓了下来.她心里还是高兴的.“若是青云有青明这样的本事,我就大笑三天三夜.”二娘总是把我和青云做比较,青云比我大一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打工,后来学着搞装修,这两年自己包工,挣了不少钱,家里的房子齐齐翻修过了,又嚷着要在县城买楼房.二娘其实是向众人炫耀青云的本事.而母亲并不理会,她用莫名的宽宏掩盖了二娘的轻佻.母亲还是觉得我光耀了门楣,她曾经给我说过：“青云终究是个打工的,要看人脸色.”母亲误以为我大学毕业了,就一定会是个的.
我觉得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电影,谁是主角并不重要,而他们都干得很卖力就已经足够了.我像个置身事外的闲人一般,撇开人群向贾凡生走过去.一阵微风吹来,一缕麦草滚了两滚,还想翻身,抬了抬身子,风却小了,没翻起来.这时,我心里酸酸的,冲动了一下,伸手把贾凡生抱了个满怀.
贾凡生的身子明显抖了两抖,像是暂时的晕厥,脚跟突然不稳了.这种成年男人之间的庄重仪式造成了贾凡生的迅速衰老：我比他高了不止一头,虽然他也不矮,他的皱纹堆积起来,像是刚刚犁过的麦地,一半以上的头发花白了,手背粗糙得像他那间小屋的门槛一样惨不忍睹,他就用这样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翻着白眼仁,又慢慢摸着我的头、肩膀、胸脯和后背,他突然像是不认识我了,陌生得像是初次见面.真的,我从未意识到他竟然如此衰败,整个身子单薄得像是一阵微风便能扫倒,也许是我变得强壮了,但我抱着他竟像是抱着青云五岁的儿子一样轻飘飘的.他的手在我脸上冰硬如砂,汹涌而出的眼泪打湿了我的白衬衫.
拥抱来得太突然,连我自己都没有准备好,我没料到这样的一个拥抱会产生怎样的恶果,但悲壮的结果还是迸发出来,我哽咽出声,“瞎子.”我说.我把他抱得紧紧的,他的双脚差不多离开了地面.我又说：“瞎子.”我原本是想叫他叔叔或者父亲的——我过继给贾凡生,从族谱上严格来讲,他是我真正的父亲,但我从没喊过他父亲,甚至在最近的差不多十年里,也没叫过他一声叔叔,我叫他瞎子或者贾凡生.
我还是叫了他：“贾凡生.”
“豆根.”贾凡生叫了一声我的小名.这个小名是贾凡生起的,但母亲觉得太土,不让叫,贾凡生便偷着叫,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我就叫他瞎子,他叫我豆根.可现在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豆根,接着情绪激昂起来,突然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像唱花儿一样抑扬顿挫,所有人都被他的阵势吓住了,齐刷刷地看过来,他们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个躲在墙角抱成一团痛哭流涕的男人,他们一如我的恍惚一样,觉得这一切缥缈而遥不可及.
二娘仍然妖声怪道：“啧啧,看看,两个大男人抱着哭,羞不羞.”我的侄儿侄女跟着笑起来,他们误以为我们是喜极而泣,或者是被二娘的妖里妖气逗笑了,总之,他们跟着起哄,他们像大黄一样哇呜地吵嚷.“行了,行了,松开吧,丢人哩！”二娘说完也哈哈大笑.
母亲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也拍了拍贾凡生的后背.她说：“别哭了！”她又一次哽咽着,“还会回来的,会回来的.”我觉得母亲能理解我们的苦楚,她轻轻的两拍,就道出了一切：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村子里二十岁的男人都有了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瞎子也老大不小了,是个老人了,我们稚嫩的曾经过往已然随着松树河的急流舒缓地悄悄溜走了,母亲眼里,我们一个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小,隔着脏乎乎的风,那个陪着贾凡生“掐四马子”游戏的豆根长大了,而那个驮着豆根在山路上疾疾行走的瞎子越来越矮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母亲一再地说.
巷子里此时安宁温暖,静谧的梧桐摇曳着明亮的阳光,黏稠的风偶尔欢腾而去,一种喜悦的假象气息弥漫在粉嫩嫩的蒸气里,一巷子的妥帖,大黄过来咬咬我的裤脚,也咬咬贾凡生的裤脚,呜哇呜哇地低吼.
我的父亲终于忙完了,他被我们的哭声惊扰了.他仍然面容英俊,气质、神情、谈吐都和太原府的男人无法混为一谈.时至而今,他都不是我熟悉的那种父亲,尽管他的本事听起来大得惊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学业无成,父亲在他所在的那个小城帮他们找了体面的工作,还给大哥娶了漂亮的城里媳妇,娘家有权有势,还给他们买了楼房,据说他马上又要给二哥买楼房了,他担心楼房日后会涨成天价就买不起了.更令太原府的人觉得高深莫测的是他有两个女人,城里一个,乡下一个,却都相安无事,城里的那个年轻漂亮,也住着楼房,乡下的这个朴实勤劳,有前后两道院子,前院修得紧凑精致——这一切证明父亲在人生舞台上的成功,他比县长都厉害,他一个煤窑上的合同工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却觉得他失败至极——他最有能耐的小儿子豆根永远把他当作敌人——与贾凡生相比,他悲哀得连大黄都不如,尽管他和贾凡生是亲兄弟,尽管他已经成了煤矿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但他的这一切,与我要去北京而言,都显得渺小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在我眼里已然不是城市了,我把那里头真正当做了煤矿,因为,于北京而言,我才是胜利者.还有贾凡生.
“如果不是为了那个骚野狐,他怕是这一回也不来.”母亲在饭桌上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父亲那天刚打电话说要回家来送送我,我和贾凡生埋头吃饭,母亲像是要说给我们听,但我们谁也没吭声,母亲又说,“死就死去么,还不让我安宁.我照顾这个家一辈子也足够了,还要去伺候她,她是我什么人,对了,还有那个小呢,一个野种,完了一甩手扔给我,还那么小,难不成等她死了,还要我把她养大么.”母亲边吃边说,最后竟然问我,“豆根,你说她真的要死了吗？”我搞不懂母亲问话的意图,再加之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的事,我没理她,“你关心她干嘛,死不死的,与你何干？”贾凡生接了我的话,他头一回愤愤然的样子,语气生硬.而母亲却说：“她还那么年轻,现在死了倒真是太可惜了.”母亲悠悠地夹了一筷子芹菜,“孩子终究太小了.”她为那个骚野狐担心起来,她的善良或是无知惹怒了我,我扭身出来,我想母亲的一生真的太屈辱了,所有的尊严都消失殆尽,让人连同情的都没有了.
我的父亲搓着手,他的头发染过之后坚硬而浓密,和虚弱苍白的母亲站在一起,真的犹如母子.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茫然地望着我们,望着四周,尴尬而谦虚地冲大家微笑.我觉得有必要报复一下这个伪君子.我把贾凡生带进屋里去,强迫他换了一身新衣服——他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缝洗洗的,与我的衣服一样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贾凡生擦干眼泪,用空洞的眼睛无助地望着我.“全部换成新的,换上你最好的衣服跟我走.”我边说边翻找他的衣服,“跟我去城里见见世面.”我是伴随着母亲的脾气长大的,而贾凡生是看着我的脾气变老的,只是母亲的脾气像太原府的寒冬,能冻死喝醉了的酒鬼,直接而显然,怨气堆积的时候,能让马路变宽,松树河回头.而我的脾气则像摇晃过的啤酒,打开瓶盖才能一泻而出,可这瓶盖也只有贾凡生会开、敢开,至于别人,包括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我有那么大的脾气,就像他们压根不知道我会对父亲有那么巨大的敌意一样.
“你简直是在胡闹.”母亲的脾气长出了翅膀,她见我拉着贾凡生的胳膊往外走时,拦在我们面前,声音很大,“他一辈子没出过太原府,怎么能跟着你去县城呢,他会走丢的,丢了就回不来了.”母亲的怒气一浪接着一浪,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头一回做出一副有点讨好我的命令的样子.
“没事的,他能回来.”我尽量心平气和,我不想在我远去北京的时候和母亲搞得很僵,我不忍心她此时伤心,“他心里亮清得很.”
“他再亮清,也是个瞎子.”母亲头一回叫了贾凡生瞎子,她似乎觉得不妥,“出了门,就是真正的瞎子,像你父亲这么有能耐的人,也有迷糊的时候.”
“别说他.”母亲把贾凡生和父亲做比较,我真的不能容忍.
“别拦我.”我脾气的啤酒盖这一回被母亲打开了,或者是被父亲打开了,总之,我怒气冲冲地推开他们,拉着贾凡生扬长而去.母亲的惊愕、父亲的无奈击打着我的后脑勺,我觉得他们可笑极了.我隐隐听见父亲说：“他怎么如此粗鲁？”我不管母亲如何苍白无力地向他解释,但我的目的达到了,他——我的父亲,能意识到我的粗鲁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坐着面包车先到了镇上,镇子太小,两句话就说完了,随后又坐着大巴到了县城.我在县城读过两年高三,对它的熟悉不亚于太原府.
“好了,别紧张了,这和太原府没什么两样.”我发现贾凡生一路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手上的汗湿透了我的白衬衫.
贾凡生的微笑又挂在了他的脸上,只是由于小心翼翼的敏感而使得整个面部有了苦恼的形态,令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瞎子,他走路的时候也不敢踏大步,说话的声音变得细若蚊蝇,看起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意志消沉的老人,有了病入膏肓的茫然无助,脚下踏过一堆垃圾,他都吓得噤若寒蝉,“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停地说着这句话,好像全世界的罪过都是因他一人而起,我们像是身处万恶之源,而活着就是为了赎罪.
“挺起胸,端起腰,把头微微抬起.”我停下来纠正了他一次,他很听话,温顺地照着做了,可没走几步,却又回到了之前的谦卑下贱中,我有些生气,“别太在乎自己,在太原府怎样,现在还怎样！”我的声音大得连我都吃惊.
可县城终究不是太原府,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瞎子而言,它可能要比北京更大,更让他摸不着北,因而我原谅了他,“跟着我,我给你讲,这就是缩小了的北京.”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北京无非就是比县城大几圈而已,别的没什么两样,你好好记着,等我去了北京,你就知道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好不好？”他的白眼仁翻了翻,表情有了欣喜的色彩.那一刻,他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等我在北京工作了,结婚的时候,就接你去北京,到时候,你就会觉得跟走在太原府一样熟悉,只是街道更宽、车更多、人更多.”他站直了,微微抬头,咧嘴一笑,伸手摸索着烟袋,我打了打他的手,“这儿是北京,北京是不能在大街上抽旱烟的.”他又咧嘴一笑,像是给我丢脸了一样,然后把烟锅藏在第二道衣服的口袋里,小心地把衣服掸了掸.
世界如此之小,北京如此之近,县城如此繁华,北京也不过尔尔……我彻彻底底地骗了他,骗了与我亲如父子的瞎子贾凡生.他在我的讲解里,一点儿也不吃惊,“哦,我以为和太原府不一样呢.”他一遍一遍地这样感慨.“一样的,只是大了一点.”我一遍一遍地这样骗他.
他跟着我在广场走了一圈,我说这就是东方红广场,与天安门广场一样,像也与北京的一模一样.我指着县政府的大门说是故宫,皇上呆的地方,在新修的县敬老院前,我说这就是中南海,他问我中南海是干什么的,我才发现我是胡乱搭配了,这样乱讲他也记不住.只好说：“这就是安顿那些没儿没女的老人的地方,等他们都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有人伺候,供吃供喝,安享晚年.”贾凡生认真地听着,像青云的女儿听我讲故事.他停住脚步,要我在敬老院门前来回走一遭,然后说：“长八步,三个台阶.”他已经把这门口的环境熟悉了,下次来,如果提到敬老院,他一定能准确无误地走进去.
“你记这个干什么？又挨不上住.”我说着就拽他走.
“我怎么就不能住了？”他问得理直气壮.我被他问住了,才发现,他是那么符合敬老院的标准.在我高考结束的那几天里,我在敬老院门前的柱子上细读了“县第一敬老院”的公告,他们对第一批进敬老院的老人有明确而严格的条件,我当时就想,贾凡生应该是合适的.我忘了当时是什么原因去看的这个公告,但那个清晰的第一反应却是：贾凡生够条件.后来,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极为恶劣,我无疑是在潜意识里想着要把他像甩包袱一样甩出去,尽管我为自己做了很多弥补性的辩护,但我最终还是觉得贾凡生真的是够条件的老人之一.也许,我还是觉得我和贾凡生拖累了母亲,不然,她不会和父亲分开,也就不会苦若黄连了.
我终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你有我这样的儿子,怎么能去敬老院呢？”我更加理直气壮地质问他.贾凡生坚硬地和我对峙了一阵,最终还是沮丧地疲软下来——他一个刚过六十岁的瞎子,还正值壮年,又有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未来那么好,为什么要想着去敬老院呢！
“没道理！”我说,“你还没老到去敬老院的资格.”我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让他信服,又补充说,“我不会让你来这儿的.”我的语气是那么肯定,“别想离开我.”
“嘿嘿,嘿嘿.”他冲我笑.
天太热了.和贾凡生的这一番较量中,我身体内那些诡诞的、欢腾的、尖叫的秘密差一点就喷薄而出了——倘若最初没有贾凡生,说不定我和母亲都会跟着父亲在那个飘满黑色灰尘的小城市里安静地生活,我们谁都不受委屈,我恍然觉得,这也许不是父亲的错,也许……也许……是贾凡生的错！我被自己这个糟糕的意识吓坏了.呸呸呸,我向地上吐了一串唾沫,可这个想法却真切地存在了,跟着我对自己的诅咒翻滚而来,令人战栗、慌乱.
一声汽车的尖叫从闷热里挤出来,尘土覆过我们的身子,贾凡生站得直直的,迎着阳光,却深吸了一口气.天太热,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倒出一堆垃圾,初秋的蚊蝇一下子乱成一片.
我猛然意识到,贾凡生的表情竟像是灌了水的玉米地,突突突地冒着希望的泡泡,而我这样引导他,其实是把他推向了一个未知的空洞里.“哦,我差点忘了,去往市上的班车快到点了.”我觉得唯有这个理由才能让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看了看手表,“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我坚决地拽着他走,城市乱糟糟的色彩,在平直宽阔的街面两旁尽情地铺展开来,一直铺展到西边太原府的尽头,那些晃荡着的啤酒摊子、烤肉串的烟火、吆喝的羊皮贩子、田鼠一般乱窜的奔奔车,它们挤在窄瘪的小城深处,兀自一个个膨胀着,厌烦地、慌乱地忙碌着.贾凡生像是要与自己过意不去,忽而放开脚步疾走起来,像是行走在太原府的山路上,充满了悲壮的豪情.他扬了扬脸,似乎要唱一段花儿,可终究只是张了张嘴,喉结咕噜咕噜地跳跃了几下,收住了.我领他在车站附近的面馆里吃了柏氏炒面,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堂堂正正地坐在这样的地方生疏而又体面地吃饭.他满头大汗,吃完饭没征得我的同意,兀自装上一锅旱烟,端正地坐着,叭嗒叭嗒地抽,这时候,疲惫、颓顿、邋遢全面覆盖了他,他迅速老去——像是这一趟,专为渐渐老去而来.
“瞎子.”我低低叫了一声,嗓子里涌满了无以言说的酸楚.
“唔.”
“贾凡生.”我又想过去拥抱他,但试了试,还是忍住了.
“唔.”他不说话,这两声答应顺着铜质烟嘴漏出来,带着黏稠的潮湿,带着冷凉.天太热,汗洗了他的脸颊.恍然间,一晃像是过去了好多年.
“走吧,早点回去.”我憋着劲,生怕一松气,又流出悲伤.
“走吧,赶车去.”他的语气与我一样,只是略微沙哑,“别管我了,我自己能回去.”
我还是执意把他送上了一辆熟人的面包车,再三嘱咐把他送回太原府.“去吧,到北京去.”
他伸出干瘦的头,“好好学习.”对面玻璃橱窗上反射过来的光在他脸上扫了一下,他斜着眼睛看我,那白眼仁混沌暗黄.
后来的事大部分来自于母亲的讲述,其中掺杂着我至情至理的猜测——我觉得我最能理解他,他每走一步,都包含了我的影子,很多时候,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在北京替他上大学,而他在太原府替我继续拖累母亲.
大约两周后,县上的敬老院举行了壮观的揭牌仪式,场面比支书老高娶儿媳妇还要宏大,我在北京的一个网吧里看了本地新闻：县长讲了话,红地毯铺满了半条街道,巨大的拱门和悬在半天上的大气球把敬老院笼罩得满眼辉煌,几个着了新装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满脸红光地蹒跚而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都是在城市里住了一辈子的人,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比刚过六十的贾凡生显得更加年轻、更有气度和精神,他们眼波流转,面色红润.令人惊愕的是,我在众多的相片中,却发现了贾凡生——那个头发灰扑扑的瞎子,踮起脚尖,睁圆了眼睛,盯着读稿子讲话的县长,他的眼睛深处蕴满了失望和颓败.他在想什么呢？他夹杂在拥挤的看热闹的人群中干什么呢？我有种被电流掠过的战栗：“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他闹着要去敬老院.”母亲不无悲伤地回忆,“我拦不住,他突然不听我的话了,扬言要和我断了关系,他说要把自己这个累赘甩给政府.可你知道,县上的敬老院岂是我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他简直就像个任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听我的话.”母亲一下子温柔了许多,她一再地抱怨自己这几十年对贾凡生照顾不周,“我该对他好一点的,再好一点,他可能就不会闹着要去敬老院了.”母亲说着抬手把垂下来的头发向耳后一揽, “几十年都过来了,也不差这后来的日子,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母亲说着,叹着气,眼眶湿润了.
鉴于敬老院的规模,县上对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做了周全考虑,他们根据各乡镇上报的材料,对孤寡老人较多的村子分配了相应的名额,太原府老无所依的老人包括贾凡生在内共有三个,冯老太太寡居了一辈子,快八十岁了,却眼明手快,能自理,她死活都不去敬老院.她说：“死就死在自己家里,去那个地方有什么好,临了还入不了土,烧成一堆灰,倒入不了祖坟.”而七大爷却在三个月前,睡到半夜三更,被一场无名的大火带走了.支书老高思前想后,觉得贾凡生终究还健壮,还能自理,再说他有家、有人照顾,他的弟弟——我的父亲又在城里当着官,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儿子,虽说不是亲生的,可毕竟是写在族谱上的儿子.瞎子的生活看起来那样好,就不能把他早早送进敬老院去,敬老院也不是养闲汉的地方,瞎子一去住上个二三十年,岂不是要把政府拖垮.当然,敬老院终究比不上自己的薄家,条件再好,也比不上太原府的山山水水亲切热闹.“你能在高水潭上狂走,能迎着风唱闷头闷脑的花儿,可去了县城,你能唱不？”老高把自己的顾虑说给我的母亲,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
母亲也觉得瞎子不能去敬老院,“村里人会说我的闲话,骂我撵他走呢.”母亲的顾虑不无道理,“不过,豆根上了大学,我就要到城里去,谁来管他？”母亲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那个骚野狐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了,父亲三番两次求着母亲去,“来看看吧,帮帮我,我实在挺不过去了.”父亲厚颜无耻地说,“她一个将死的人,你何必与她计较呢？”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挺过自己心里那道坎的——她也许恨着自己的男人,也许是委曲求全,也许是想着那个女人死了,她便有了希望,总之,母亲以少有的宁静若无其事地答应了父亲.“终归是自己的男人,我不帮他谁帮,夫妻没有隔夜的仇.”那些古人说的大道理被母亲一套一套搬出来为自己辩解,“后半辈子,我还得靠他,不靠他靠谁？难不成也进敬老院？”母亲觉得,那些最苦的苦她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她为那个男人付出了那么多,也该是修成正果的时候了,“是啊,那个骚野狐就要死了,再也不能与我相争了,我终究还是赢了她.”母亲的得意中带着苦涩、怜惜、惊诧,“如今,他们再好,都不算什么了！”
母亲正是在留守和蜕变的忐忑中忽略了贾凡生,也许,她原本就是希望瞎子去敬老院的,因而她对贾凡生的行为并没有坚定而明确的阻拦,她沉浸在去往城市生活的种种喜悦中,就像我当初对北京的憧憬一样难以掩饰.
贾凡生对支书老高的“善意”充满了愤怒,他接二连三地找老高的麻烦,守在他的家里逼着老高给他上报材料,可瞎子的身份决定了他在老高面前的分量,老高是见过县长的人,是不断和乡长打交道的人,岂是一个小小的贾凡生能唬住的人,多少人提着好烟好酒求他办事,他也未必正眼相待.老高坐了二十三年的支书交椅,什么样的事没经历过？他觉得瞎子可怜而可笑,“你越是逼我,我偏不成全你.”老高在村子里放了狠话.可老高的狠话对贾凡生而言,也显得幼稚可笑,他像一张纸一样单薄,全然不知道人世的种种厉害,他执拗着,恣意、愤怒、无奈.
我一直认为是有人觊觎老高的支书位置,而把贾凡生当作棋子来使,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给瞎子出了主意,瞎子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搬进了乡长的办公室,他扬言：“去不了敬老院就住在乡政府.”乡长好话说尽,劝他回去,并答应一定替他想办法.贾凡生被骗回了太原府等消息,可过了一月,仍然没有动静,他甚至在敬老院的揭牌仪式之后亲自问过敬老院的领导,领导说：“只有乡上报了材料,我们才能接纳你.”
贾凡生是个快乐的瞎子,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执拗连我也觉得惊讶.他继续找老高,老高不理,又找乡长,如此再三,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乡上的干部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看,的瞎子又来了.”瞎子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说他是的瞎子,可他不想,他只想到敬老院去,回到那里,不再拖累别人,而是个什么意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他毫无概念.仔细想想,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总是活在自己编织的幸福中,在无边的孤独、无望、冷眼相加中,他从没想过反抗,从没想过争取,比别人更大的忍受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不明白那些躲着他的人,为何要怕他？他又做错了什么？
乡上配了一个专管的副乡长来和瞎子周旋,而老高又是如此坚决地瞧不起他,他们像踢皮球一样把瞎子踢来踢去,“好玩,真好玩,哈……瞎子.”那个高个子副乡长再一次把瞎子哄走之后,端着茶杯给他的同事们炫耀,“简直笨得跟牛一样,也不想想,敬老院岂是你随便进的.”他弹弹烟灰,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斗牛士.
“那他到底够不够条件呢？”那个对瞎子之事比较含糊的人问.
“去是能去,”副乡长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可他得罪了老高,老高不让他去.”
“老高本事可真大！”问话的年轻人疑惑丛生,“比乡上还牛逼！”
“哈,那贼老头,已经把名额让给了别人,做了交易,敬老院已经人满为患,根本插不进去了.”副乡长说,“老高是破釜沉舟,村上告他黑状的人太多了,他这是要乡上的将呢！”
贾凡生最后一次找老高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被失意、困窘、茫然等种种复杂的情绪裹挟着,他心里郁了一个死结,他打不开、褪不尽.我总是想,要是我不离开他,或者母亲没有忽略他,他都不可能把自己赶进死胡同.“那一晚,吃了晚饭,他就惶惑不定,一锅子接一锅子地抽烟,在屋里走来走去,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后来似乎还在巷子口站过一会儿.”母亲的描述有些含糊,也许她是为了避开自己内心的不安,“也许,是我和他商量了要去你父亲那儿的话,他才有些焦虑吧！”母亲半低着头,整理着贾凡生的旧毛衣,“可我只是说,去帮一阵忙,少则十天,多则一月就会回来的,我也只是想去看看那个骚野狐,看看她到底病得怎么样了.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她的模样呢！”母亲盯着毛衣袖子上被烟火星子烧出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丢三落四地说.那件毛衣大概是七八年前母亲织给贾凡生的,后来又给我织过一件同样毛色的,我的毛衣早已不知去向了,而贾凡生的这件他一直穿着,毛衣的边子已经散乱开线了,脖子的地方脏兮兮的,直到这时候,还散发着贾凡生的旱烟味.那个洞空荡荡的,像眼睛,瞪圆了,细细盯着她.“我只是说说而已,还没决定到底去不去.”母亲为难地解释,“我知道,我顾了那边,他一个人我还是不放心,你说,一个瞎子,没人照管,饭都吃不到嘴里.”
贾凡生终于按捺不住,晚上十点的样子,愤恨地推开了老高的大门,当时老高正和一群人喝酒,醉醺醺地给大家吹牛,“我偏不信邪,乡长能拿掉我？”他的眼睛瞪得像牛眼,长长的眉毛盖着上眼皮,看起来就像是狰狞的罗汉,“告诉你们,我的背景比乡长都大,嘿嘿,想扳倒我,想都别想！”可这时候,贾凡生黑着脸进去了,他翻着白眼仁,鼓着牛劲,把自己的愤怒完全暴露出来.老高觉得瞎子扫了他的兴,他又和那些想扳倒他的人是一伙的,老高就发了威,“滚,滚出去,你个瞎子.”
瞎子想都没想,一把掀翻了老高的炕桌,酒菜洒了一炕,老高熟睡的孙子被吵醒了,哇哇大哭.我不知道瞎子哪儿来的勇气——竟敢掀翻老高的桌子,这在太原府的人看来无异于石破天惊逗秋雨,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脾气那么好的瞎子,怎么就生了那么大的气？谁给他的胆量？
“*.”两声清脆的耳光落在了瞎子的脸上,五指红印立刻像出洞的蚯蚓一样爬上去,老高抖着酸麻的手咆哮道：“狗日的,就是给我磕一百个响头,我也不会成全你,永远不会,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进敬老院……”
老高后面的话贾凡生一句都没听进去,他的整个身子似乎飘浮了起来,他感到了虚空、困厄、绝望、崩溃.他什么话都没说,看起来无悲无喜,似乎这种出其不意的击打发生在一面坚硬的土墙上,除了簌簌落下的尘土,并无任何琐碎的后果.那些喝酒的人,腆着脸,充满恶意地笑起来,他们觉得老高的威武不减当年,他们为老高干杯,为老高的未来干杯.贾凡生是什么时候出了老高的家门,那些在场的人谁都想不起来,包括老高,他说他完全喝多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包括动手打人.“这些都不重要了.”母亲努力地回忆那些由别人散布出来的真实,“他是跟自己过不去呢,他想撇开我们,也许他一辈子都是这么想的.”母亲表情庄重,充满疑惑,她觉得这一切都太唐突了.
那个晚上,瞎子狂奔在太原府的山路上,他像夜游神一样无拘无束地疾疾行走,对于一个瞎子而言,白天和黑夜毫无两样,他熟悉那些走了六十多年的沟沟岔岔,他对那些崎岖山道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相知相持,他比太原府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那些山路.蜿蜒,陡峭,错综复杂的山路上,有他的花儿,有他的汗水,有他的挣扎和艰难,他如此认真地对待过它们,每一次行走他都毫不敷衍,可山路——我宁愿相信是山路出卖了他,他竟然走空了,一脚踩在了高水潭最平坦、最陡峭的虚处,像被射杀的苍鹰一样,一头栽了下去,从山顶翻滚到沟底,血肉模糊,霎时,与世界失去了联系,他把远在北京的我甩了出去,把急于去城市的母亲甩了出去,也把那个看护第二个妻子的男人——我的父亲——他的亲弟弟甩了出去……
二娘说：“他是走进了阵,出不来了.”我宁愿相信二娘的话是真的,尽管我憎恨这个牵强的解释.
我躺在和瞎子一起睡过的炕上,听着母亲断断续续的描述,把自己憋得满脸通红,母亲后来摸着我的头说,“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虽然我知道这是哭的时候,纵然嚎啕大哭也无可厚非.可我哭不出来,我的胸脯隆隆作响,我像要爆炸了一般,而我知道,瞎子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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