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明拓本）,该文是博物馆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跟《史晨碑》和博物馆藏和明拓本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博物馆论文参考文献：
文 _ 杨扬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联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中华宝典 —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凡10册,含宋拓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明拓《曹全碑》《孔宙碑》等经典法帖.这些馆藏法帖均为首次面世,或为宋拓,或为明拓,或为原作墨迹本.其中《孔宙碑》明拓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拓本,《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是北宋早期拓本,《史晨碑》是明代早期拓本,《九成宫醴泉铭》是南宋拓本,并有历代递藏者的注释、题跋、笺注、*印等丰富的文物信息,原碑原帖,弥足珍贵.本套法帖由国博专家精选并撰写导 读文字,既是入门临习的必备范本,亦是可赏可鉴的书法经典.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本刊陆续刊登部分法帖内容,一期介绍一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汉《史晨碑》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是孔庙著名汉碑之一,碑阴、碑阳皆刻字,又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共计千字有余,可谓皇皇巨制.通篇书写流畅舒展、一丝不苟、丰满宏丽,法度严谨之外多有变化,端正和雅之余情趣丰富.现碑石仍在山东曲阜,碑通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于1996年由孔庙移至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保存.
目前所知两面皆有刻字的汉碑仅存《史晨碑》一例.向东的碑阳一面称为《史晨前碑》,又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汉史晨奏铭》《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碑文共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而碑阴称为《史晨后碑》,又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或《史晨谒孔庙后碑》,隶书,碑文正文共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正文后刻有唐武则天大周天授二年（691）马元贞等人题跋四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汉史晨前后碑拓本》前碑拓共十开,起首缺“上尚书”的“上”字,“有益于民”后文字皆缺失.前碑之后有谭泽闿手录何绍基题跋及谭氏本人题记半开.后碑正文十四开半,附天授二年跋文.
《史晨前碑》录写了建宁二年鲁国丞相史晨与长史李谦联名上奏尚书的奏铭,首先报告史晨到任后礼谒孔宅、祭祀孔庙的事迹,继而奏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提议由国家出资进行每年的祭孔活动,最后一段为赞颂孔子德行的韵文.《史晨后碑》则陈述了史晨如何以个人俸钱拜谒孔子,并率众九百零七人飨礼孔庙、祭祀孔子的盛况.文章后段记述了祭祀之后史晨主持修饰庙宅、修通大沟、立市种梓等一系列活动.
西汉武帝以来,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国家宗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统治话语权得以确立.东汉自光武帝始,更有几代君主亲赴曲阜祭孔,对孔子的一系列祭祀礼仪逐渐规范化、日常化；地方重要官员更是争先立碑纪事,宣扬祭孔、尊孔事迹,是以庙碑层出不穷.庙碑既要表现出立碑者的威权,切合庙堂祭祀场合庄严肃穆的气象,更须呈现儒家所追崇的中和之审美理想,在众多汉碑中往往规格最高、花费最夥.庙碑所选用磐石皆极精良,多延请当时著名书家书丹,再以良工名手完成石碑的镌刻.《史晨碑》立于儒家圣地曲阜孔庙,与《乙瑛碑》《礼器碑》并称“孔庙三碑”,是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庙碑代表之一.
《史晨碑》最早的著录可见于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并在宋赵明诚《金石录》、宋洪适《隶释》、明都穆《金燕琳琅》等重要金石著录中均有提及.作为汉隶成熟期的典范之作,风格古雅的《史晨碑》向来受到推重.万经《分隶偶存》中评《史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敕》（《礼器》）之右.” ①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称：“史鲁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 ② 对于书家而言,研习摹写《史晨碑》等汉碑更是追摹古人的不二法门.方朔在《史晨碑跋》中曾谈及此现象：“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元郑汝器（郑簠）,同邑邓顽伯（邓石如）.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沉着而飞舞.” ③ 邓石如曾大量临写《史晨》,自称：“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 ④ 翁方纲自述：“予箧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 ⑤
《史晨碑》虽有宋代著录,但并无可靠的宋拓本可见,文献中提到的宋拓本有些现已证实为明拓,有些则已佚失而难以考证.吴湖帆认为,宋代“盛行集帖,不尚碑刻,凡世传宋拓古帖,不论整残,所见犹夥；至于碑碣,凡初唐诸刻,宋拓尚可见,汉魏则绝无也,盖亦风尚使然” ⑥ .在汉《景君铭》跋文中,他更明确提出“汉碑世无宋拓,其号称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的论点.虽言辞之间有失绝对,但仍可视作对《史晨碑》无宋拓的合理解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拓本为明初所拓,碑文第二行“阐弘德政”中“阐”字右边竖笔完好,而现存其他版本中此笔均有残损.另外,碑文第九行“有益于民”的“益”字最后一笔横未连石花.从这两处显著特征可推断,此本当为目前所见最早本.谭泽闿在前碑拓片之后抄录了何绍基为其旧藏本所作跋文,何氏跋文原迹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题于一册《史晨后碑》拓本后.何氏先是指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将前、后碑颠倒之误,接下来抄录了翁方纲在《金石记》中对乾隆丁酉年（1777）抬碑出趺事件始末的描述.
明末清初间,《史晨碑》重立时因趺座过深,最末一字落入趺座中不能拓出,所得拓本便为每行三十五字,是为翁方纲所说“百年前本”为三十五字本的缘由.尔后在翁氏授意下,由孔孟组织了一次抬碑.然而,尽管此次抬碑出趺后可以看到最末一行字,但文字下端仍与石座相连、难以捶拓,最多只能拓得三十五字半,拓工或为省事,仍旧只拓三十五字.具体论断可参考方若《校碑随笔》：“明季至国初拓本每行末一字皆未拓,只三十五字,埋入土中故也.乾隆年间升碑后乃拓全,然末一字皆余半而已.若行旧拓本每行三十六字,则宋元或明初拓本矣.” ⑦
谭泽闿在抄录后附一段自书跋文,称：“右蝯叟自跋所藏卅六字本《史晨》在诗孙梅庵处,余屡见之,今归南京蒋苏龛,生平所见殆为第一.今穀孙吾兄示此残册,亦卅六字,纸墨沉古,与何本正同.”谭氏以纸墨及拓功来推断此前碑与何子贞所藏后碑为同一本.而王壮弘、仲威等历代碑帖鉴定专家据此误将国博藏《前碑》称作“何绍基旧藏本”.然而,从何氏本人文集、题跋等材料中,并无其曾藏有此本的佐证.谭泽闿跋文中所提到的梅庵即李瑞清,蒋苏龛实则为蒋苏庵（盦）,应为谭氏笔误,蒋苏庵即蒋国榜,是民国时著名富商、西湖蒋庄主人,曾师从李瑞清.此本中有孙祖同（字伯绳,1894—？）、蒋祖诒（字穀孙,1902—1973）两人钤印.未见更早的题跋或鉴藏印.
虽然国博本《史晨碑》前碑“有益于民”以下内容均缺失,为“残本”,但拓工、用纸、用墨皆为一流,诚如谭泽闿在跋文中说：“大美忌完,固不以阙佚为憾也.”
此本前后碑拓本为后人拼配本.与前碑相比,后碑拓片字口不够清晰,略显疲弱,用纸、用墨也无前碑精良.《史晨碑》向来常有只拓前碑而不拓后碑的情况,故后碑拓片较之前碑稀少,前、后碑拓本分作两件拆开售卖也屡见不鲜,因而不同版本的前后碑拓片拼配现象十分常见.国博藏本的后碑拓本也是三十六字本,应同样是重修入趺前所拓,有沈梧（字旭庭,道光年间举人,江苏无锡人.善书画,精*,斋号古华山馆）鉴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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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乙瑛碑》（十三）
三十二、犬字旁图52“状”字的犬字旁,用笔酣畅,撇画因避让之故不能向左伸展,因而顿笔后向上挑起,非常沉稳 最后一笔点画与第一笔平画相接,融为一体 三十三、示字旁图531&ldq.
怎样写《乙瑛碑》（十六）
第六章 乙瑛碑的章法一幅书法作品,要集画成字,集字成行,集行成幅,通篇一气呵成,方能成为整体完美的艺术之作 章法,就是整幅作品中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上下左右承接和呼应的方法 与章法相比而言,结体属.
怎样写《乙瑛碑》（十四）
滕西奇第五章 乙瑛碑的结体结体,也称结构、间架、间架结构,系指一字之中笔画之间的联结、搭配和组合 书写汉字,历来都重视结体,古人曾有“一字之法,贵在结构”的论述 结字因字、因体.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古代瓷器》出版如是观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陶器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一万年前已有陶器生产,三千多年前就开始烧制原始青瓷 从7世纪开始的唐宋时期,中国制瓷业突飞猛进,形成以汝、官、哥、定、钧为代表的五大名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