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法政治批判：基于马克思学说,本文是宪法政治类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马克思学说和宪法政治批判和宪法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宪法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苏琦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国发展绕不过西方宪法政治,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已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不例外.在比较马克思学说与传统观念差别的基础上,文章批判了以西方宪法政治之体系化关系企图占有人的共同活动的致命错误,对西方宪法政治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合法的评价提出相反的论断,揭示了西方宪法政治必然走向终结.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特殊的社会主义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并简议如何消除西方宪法政治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西方宪法政治；马克思学说；传统观念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8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8）０1－０043－０5
收稿日期：2017-07-08
作者简介：苏琦（1974—）,男,广东湛江人,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传统观念宣称,标榜文明意义、富强意义、幸福意义的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除见诸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见诸中晚期之清廷[1],合法性不容置疑.这股论调未随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烟消云散,卷土重来之吟鸣仍不时沉渣泛起.然基于马克思学说可知,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非名不同则实不同的存在物,其不过是表里一致的西方宪法政治.鉴于讲清楚何为西方宪法政治,对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出更广阔的空间甚是紧要,本文以马克思学说为准绳,阐释西方宪法政治之伪谬,简议消除其危害,以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
一、西方宪法政治的本质
对于马克思学说与传统观念的差别,恩格斯论述道,“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的巨大进展”,局限于“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逐个、分别、固定、僵化、一成不变地“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识别“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与之背反,“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2].恩格斯提及的新的事实,由马克思学说所揭示,而不见或异化新的事实的“全部历史”,也就是共产主义与之作最彻底决裂的形形色色的传统观念.以马克思学说为遵循,对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有了人可自为的新的研究.按传统观念,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的原型分别是Constitutionali、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Constitutional politics,对其考察,意味着孤立、逐个地分析Constitutional、Government、Politics.语出拉丁文Constitutus,Constitutional含组成、设立之意,特指一国设立所依据的原则、先例的整体,法律、制度的合成,或在国家体系构成部分中树立权威、在构成部分间维持配对之关系.以上,牵涉对诠注Constitutional、Government、Politics的I（主义）、Principle（原则）、Belief（信仰）、Precedent（先例）、Country（国家）、Nation（国民）、Polity（政治单元）、Govern（规控）、Authority（权威）、Penalty（惩罚）、System（体系）、Complex（复杂）、Whole（整体）、Relationship（关系）等释义范畴,施行固定的体系化解读.范畴与范畴的叠加,如Constitutional与I的组合,派生出沿袭原初释义的“新”概念——Constitutionali、“新”解读——宪法主义或有相同历史、相同文化的国民共享的国家规控体系.至于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与Constitutional politics,前者之“新”突出了以宪法主义为权威的国家规控部门,后者之“新”在于侧重以权威为标杆、涵盖国家规控部门行为的国家规控行为.
马克思学说不因同语反复的“新”义多样性而对宪法主义、宪法政府或宪法政治作出误判,其透过表面看本质的世界观,迥异于传统观念以名为名、以实为实、以范畴、概念、术语为独立实体（Entity）的方法论.以宪法主义为宪法主义、以宪法政府为宪法政府、以宪法政治为宪法政治,俨然宪法主义非宪法政府,宪法政府非宪法政治,传统观念并不认同马克思学说之发现——宪法主义、国家规控部门、国家规控行为,均视国民为“人不同人”、此国民非彼国民的智人种（Species homo sapiens）；均以主义、原则、体系等释义范畴,作为你是你、我是我、相异又一成不变的实体；均以对立范畴,如主义—原则、体系—关系、整体—部分、复杂—简单、先例—后例,作为权威与信仰、信仰与国民、国民与政治单元（国民组成之整体）、政治单元与国家（政治单元组成之整体）、国家与规控、规控与惩罚、惩罚与自由等互为衔接的体系化关系的共同前提,谋划对国民、国家的主宰.如此企图以“全部历史”取缔新的事实、强制新的事实服膺“全部历史”即以假作真、以恶为善的本质,既是西方宪法政治的表,也是西方宪法政治的里,与人的活动或历史发展无关.
二、与传统观念一脉相承的西方宪法政治之谬
为文明意义、富强意义或幸福意义其名所诱,旧中国“从名词术语到实际内容”[3]上替西方宪法政治的声张,不免引致与Constitutionali、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Constitutional politics依次衔接的释义范畴、对立范畴,以带有中文造型的符号出现在新中国.以中文字符为媒介的西方宪法政治表意,貌似纷纭杂沓,实则换汤不换药.譬如,“弥补人的缺陷”、“约束住政治家们扩展权力的”,宪法主义是“以宪法治国”的“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的灵魂”体现在“正当化的机制之中”,理应成为判别规控是否正当之根据等论说,续写的依旧是西方宪法政治运用权威与信仰、政治单元与国家、国家与规控的体系化关系裁量真相的乖诞.在此以自由理想即传统观念为先导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中,现代西方文明的意义、宪政建设的意义、机制、程序系统的意义在权威、机制或程序上先于（有“缺陷”的）国民,在合法性上高于个人、政治家们、大多数人的观念大行其道,人除了人的意义,需诉求文明、自由、规控等其他意义的认知荒谬显而易见.不难察识,固有“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算盘,仿行西方宪法政治而未虑及被等而下之的清廷或旧中国,在与西方宪法政治亦步亦趋中,本无以挽回败局.
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纵有中文笔画映衬,断不该以中文相待,更不该贯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义之宪（Constitution）非中文语义之宪,宪法政治之政（Politics）非中文语义之政,宪法政府之法（Law）非中文语义之法.中文语义之宪为“憲”的简化；“憲”,“心”、“目”齐备,会意为“敏”、“博闻多能”,引申为法[4],指向宪与法的贯通性.中文语义之法由“平之如水”[5]显现,非对人不对己、无真正平等可言的权威所能模仿.中文语义之政以“正”[6]为立身之道,意同“平心持正”（《汉书·李广苏建传》）、“正身以黜恶”（《谏太宗十思疏》）之正.《国语·晋语》载“赏善罚奸,国之宪法”,道出中文语义之宪法——“博文多能”、“平之如水”的状态,非范畴、概念、术语所能僵化地概括.《汉书·萧望之传》述及“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含“博文多能”、“平之如水”,中文语义之宪法可臻于恒久之韵.受对立范畴支配,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随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沉浮,谈不上经久不衰.宪法主义之宪,渲染权威与大多数人迥然有异,否认“最高智慧的人”、“最高道德的人”与有“缺陷”的国民可共享美德[7]；宪法政府之法,执意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法”[8]约束有“缺陷”的国民；宪法政治之政,以“人统治人”[9]的国家规控体系为理想.既以人性“缺陷”为耻[10],西方宪法政治不能与人为善,不会假设集“博文多能”、“平心持正”与“缺陷”于一身的国民的存在,其只接受对“博文多能”的国民必须是“博文多能”的国民、有“缺陷”的国民必须是有“缺陷”的国民的分门别类.其排除大多数人的同质化,理由是异质契合于贪恋个人私利的“人性本质”[11],同质会造成同质化的多数人对异质化的少数人的压制；不允许细分角色（如“博文多能”的国民与有“缺陷”的国民的区分）发生概念、等级置换,担心其以假作真、以恶为善的体系因此垮台.但历史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改写,西方宪法政治垮台与否并不随其意志而转移.
“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12] 、传统观念将西方宪法政治当成了以宪为宪、以法为法、以政为政的自以为各有“新”义的综合,看不到范畴演绎概念、概念演绎“新”概念如何以讹传讹.其实,与宪法主义有概念演绎即体系化关系的预防,在此国民非彼国民的意志上强化异质性原则；与宪法政治有概念演绎关系的美德,不外乎复述了权威先于宪法政府之法[13],更先于有“缺陷”的国民的等级秩序观；与宪法政府有概念演绎关系的“人统治人”,以贪恋私利为少数人或多数人之要义,对少数人与多数人上下有别做出了美化；与宪法主义、宪法政府、宪法政治有概念演绎关系的宪政运动,无非一厢靠美德,一厢靠预防,谋求自由理想同化国民、国家的得寸进尺的情形.对这无视人的活动尤其是共同活动的“全部历史”,实不可在背离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下进行考察.
不讲以宪为宪、以法为法、以政为政,以马克思学说为支柱的中国人民[14],不是立基于西方宪法政治的少数人、多数人、有“缺陷”的国民、贪恋私利的个人.中国人民讲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15],“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7],与少数人、多数人、有“缺陷”的国民、贪恋私利的个人可加可减、少一个不少多一个不多的群体幸福全然相反.鼓噪中华人民共和国步清廷乃至资产阶级社会后尘的“以宪法治国”、“正当化的机制”、“法律程序系统”,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作为取缔中文语义之宪、中文语义之政、中文语义之法的普世价值,除了东施效颦,又何来新意？
三、西方宪法政治走向终结
西方宪法政治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恩格斯质疑教会,“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8]言下之意,世界非神或权威所创造.没有离开西方宪法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发展这么一回事.将西方宪法政治视作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调,对“神为本源”论径直是生搬硬套.
“神为本源”论崇尚权威正当、设准人的原罪、散布人的恶意、与人性本善[19]的真相格格不入.无怪乎把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以人为耻的西方宪法政治叫作“吃人政治”[20],把“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者[21]不谙“吃人政治”、嘶声力竭兜售西方宪法政治的行为叫作“挂宪政的羊头,卖的狗肉”[22].这再次表明,西方宪法政治纵有伦敦、巴黎、华盛顿的“新”义,却怎也掩盖不住效仿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古希腊,依赖强制性之主义、规控、惩罚进行暴力征服的野心,与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封建主对农奴的束缚、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无区别.换言之,在“吃人政治”的问题上,奴隶主的奴役事业、封建主的采邑事业、资产阶级的立法事业无区别；奴隶主的元老院、封建主的缙绅会议、资产阶级的议会无区别；奴隶主的、封建主的专制、资产阶级的无区别.“吃人政治”倡导者西塞罗为暴力征服所做辩护——“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他就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23],掀开了西方宪法政治的面纱.
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封建主对农奴的束缚、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其异化人、强迫人向“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24]妥协的恶何去何从？恩格斯讲得很明白,“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25],奉无立足之地的恶为善的西方宪法政治,不可能不随奴隶主的奴役事业、封建主的采邑事业走向终结.
受马克思学说启发,孙中山观察到,“大皇帝*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无道”[26],对“只知要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27]的臆想提出了批评,直陈“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28].只是,孙中山始终拘囿在传统观念的边界内寻求资产阶级社会的改良之策,没能摆脱依靠军阀之势力创新军阀之势力即依靠概念创“新”概念的思想禁锢,无法做到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从所在的阶级（资产阶级）范畴向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作彻底转化,不能揭开资产阶级社会本不能根绝“大皇帝”生出“无数小皇帝”、此军阀之势力演化出彼军阀之势力的特殊运动规律.
人的活动,洞察了改良西方宪法政治的空想,不受满盘皆输的“全部历史”的钳制.人对新的事实或真理的需要,决定了人不受此国民与彼国民、此政治家与彼政治家、此个人与彼个人、多数人与少数人等两两对立的概念主宰,超越了与此衔接得以凌驾于人的关系之上的概念关系.人的关系表现为真正共同体的共同活动,与传统观念虚构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其力以对外”的虚假共同体的综合活动大相径庭.人在共同活动中发展生产力,或中国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发展生产力,与人的解放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相维系,和西方宪法政治的范畴、概念或体系化关系无共通之处.在破除西方宪法政治羁绊的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持续得到激发,是历史发展规律,传统观念的“宪政-富强”论实异想天开.
四、对待西方宪法政治的应有态度
西方宪法政治没有前途,不管在名存实亡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沿循历史发展规律前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学说为立场,中国人民选择了对西方宪法政治说“不”的共产主义,开辟了人自主消灭“纯粹的理性的运动”[29]的康庄大道.共产主义对自主消灭“纯粹的理性的运动”的现实需要,既不是与智人种有着体系化关系的现实需求,也不是与人的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有着体系化关系的现实需求,而是解放人、发展人、反映人的本质的现实的人的共同活动.有言,“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0]、“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31],道理就在于,马克思学说是真理,不是“外国的东西”；中国人民的活动顺应了自主消灭“纯粹的理性的运动”的现实需要,与改变旧中国、振兴新中国的历史同向同行；社会主义新中国决非错上加错的“外国”翻版；以“宪政”即西方宪法政治为然,对“宪政的灵魂”被扫地出门记恨在心,既为害得了旧中国,也当能加害于新中国.
共产主义事业被传统观念注记为“偶然的东西”[32]——共产主义、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后者异化为宪法主义、有相同历史、文化的国民、发达国家的对立面——以至于仿行西方宪法政治与否,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被前者范畴化、概念化、术语化,进而被一成不变地固定在不对资产阶级社会构成挑战的等级秩序里.在等级秩序中,中国人民充其量是一个既可保留又可灭失的符号.不把中国人民当真正的人、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社会主义新中国,西方宪法政治嘉许的五花八门的意义,成了监守或加害于中国人民的“铁镣”.令西方宪法政治出乎意料的是,征服中国的“吃人”梦不可能得逞.拥护马克思学说或与之相结合,正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揭示,中国人民没有成为概念的奴隶,未被传统观念所奴役,断不会追随前者一而再地骑驴找马,寻君士坦丁堡的梦,吃现代西方文明的亏.以中国人民为阻障,“坚决地反对人民”的“死硬派”[33]、“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中国人”[34],在旧中国本不能义不容辞地反抗专制,在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安危冷暖无动于衷便不足为奇.对“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35]的示警,西方宪法政治绝不接受：其在旧中国颠倒黑白、假作真来真亦假的恣意妄为,在新中国不会有休止的自觉.
西方宪法政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全局性危害,见诸对中国人民参与的政治、科学、教育、艺术、经济、宗教活动的涂污诋毁.其包括,把比作秦始皇,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归类为“不自由”的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挖苦贬损成为时尚；以“学术无界限”为幌子,照搬发达国家的评价标准,在科学探索中建构“主流”为“主流”、“冷门”为“冷门”的理论丛林,对科学发现施以表面平等、本质不平等的审查,达成对被当成“一家之言”的马克思学说的边缘化；以传统观念为规范的教科书,大举宣扬教育理念多元化、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教学手段的“好处”,肆意压制社会主义教育的自主性、纯粹性；无视中国人民的审美需要,旨在通过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音乐,将中国人民改造成崇洋媚外、追名逐利的国民；鼓吹人性本恶,极力败坏人的活动,如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力、有计划的组织篡改为歪曲真相的经济人（economic person）、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无人身的）生产力（productivity）、盈利组织（for-profit organization）,图谋温水煮青蛙式地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旗易帜；配合“神为本源”论,妄想以与马克思学说背道而驰的歪理谬论麻痹中国人民,煽动其放弃共产主义信念.西方宪法政治卑劣肮脏使坏的伎俩,乃不懂得宪法主义之宪、宪法政治之政、宪法政府之法代表末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昭示正途的自然败露.其自以为合法、理性、正当,到头来不能在妄图重构历史发展中收获永恒利益.如何待人,便如何待己；人所共知的终结,独“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者不知.
五、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这里的“过去”与“现在”无概念上的排斥,都是对人的活动的记录.人的本质是人[36],无“人不同人”、“人统治人”之谓,其“过去”是人,“现在”亦是人[37].人在“过去”不完全懂得自己是谁,“现在”则认清自己的本质而真正成其为人.中国人民从受传统观念滋扰,对西方宪法政治以人为恶的文明、自由、发达讲不清、道不明的“过去”跨入正确认知什么是人、什么是共产主义、解放什么样的生产力的“现在”,走出了人自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注定不是范畴化、概念化、术语化的其他什么主义——西方宪法政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合法、理性、正当的判断可谓全盘失真.
应看到,传统观念藉西方宪法政治多样化、全球化而欲宰制中国人民的野心极其险恶——不在乎失真不失真的“强权即真理”的立场,在新中国尚未灭失殆尽.对此,马克思毕生为人的解放而斗争的学说、总结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经验,是中国人民履险如夷、无往不胜的宝贵财富.显然,和世界人民汇成一道、结成真正共同体,与危及社会主义政治、科学、教育、艺术、经济、宗教活动的西方宪法政治针锋相对,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整治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的以假为真的事态；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活动,抵制为宪政运动服务、实质要虚无共产主义的（学术）自由；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批判吹捧自由理想、贩卖资产阶级社会普世价值的主义、原则、体系,培育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接班人；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活动,弘扬人性本善的共产主义观、传播中国人民恒善、恒美、恒真的面貌,反对丑化人、奴化人、扭曲人的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音乐展示；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杜绝“权威即资本”[38]裁断的“劳资关系”占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即人的共同活动的行为；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活动,消除不能反映人的本质的邪说教化带来的影响；需要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南,鼓励中文的世界传播,扭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理说不出的局面.共产主义事业无止境,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同舟共济的前路无止境.迄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纵使传统观念故态迭起,西方宪法政治再难效行支配,其殊异于历史发展的运动终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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