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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文 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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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烛烬》在布达佩斯出版,作者马洛伊山多尔在书中写道：“人在孤独中能够洞悉一切,什么都不再害怕.”
1989年,他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家中举自杀,孤独的他确实什么都不再害怕,包括死亡.在他离世25年后,也就是2014年的一天,我在布达佩斯街头游走,走进每间偶遇的书店,只为印证这样一爪“传说”：如今布达佩斯每家书店都有马洛伊专架.
那时,马洛伊这个名字于我而言也只是个符号.我大致了解他的经历,但未曾读过其作品,因为直到2015年10月,他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才首次于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市民阶层的叛逆者
从政治概念而言,匈牙利一度被划归东欧世界.但在马洛伊出生的1900年,这种政治标签尚未出现,人们对欧洲版图的划分仍基于地缘,匈牙利理所当然属于中欧.
提及马洛伊的家乡,它当时确实属于匈牙利,可如今却已在其版图之外,被划人斯洛伐克疆域,即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Kasaa).即使是2013年的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的科希策仍不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见不到中国游客的小城里,并未留存马洛伊的痕迹.斯洛伐克最大的教堂圣伊丽莎白大教堂静静矗立在市内,这座建于14世纪的教堂有着特殊的意义一它是欧洲哥特式大教堂中最为靠东的一座.这似乎是一种隐喻——在哥特式建筑乃至其背后信仰大肆扩张的那个时代里,这里或许曾是一道分界线.这让我想起了距离科希策不远的匈牙利北部名城埃格尔,在那座以酿造公牛血葡萄酒著称的古城里,遍布巴洛克式建筑,但却有一座突兀的伊斯兰尖塔遗迹,笔直向上的它撑起了埃格尔的天际线,见证着埃格尔曾被鄂图曼占领的历史,土耳其人留下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建筑多已不存,唯有高耸的尖塔成为城市制高点.
东西文化的碰撞在马洛伊出生时便已成历史,但遗迹仍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思维乃至情绪.如果你认为空间的胶着尚不足以做到这些,那么时间轴的作用力会添砖加瓦一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时刻会比新旧世纪之交更具有象征意味？
曾有人说,《一个市民的自白》堪与《追忆似水年华》比肩,这过誉之词只能用作广告语,但二者风格相像确是事实.书名中的“市民”并非普通阶层,而是特指20世纪初那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里的匈牙利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中产阶层和没落贵族等.马洛伊家族背景显赫,祖上是贵族,父亲是律师,母亲也是知识女性,是毫无疑问的市民阶层.
但新旧时代的碰撞,往往对这种既拥有贵族传统、又恪守市民*的家庭影响更大.这种影响无法以精致生活和优雅品味抵消,因为它引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冲突令人内心煎熬.如今的科希策中心大街,历史建筑林立,包括优雅的巴洛克式市政厅,人们在此穿行,或坐在路边的叻0啡厅享受阳光.但在当年,这条大道曾被一分为二,一边供贵族散步,另一边则由仆人和平民行走.市民阶层中的新兴资产阶级,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他们一方面吸收自由平等的观念,希望菩待贫民,哪怕只是姿态：但另一方面又追求贵族式的生活水准,甚至被贵族式道德观所影响,不与贫民过多接触.
《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分便以家族史和童年生活为蓝本,讲述中欧市民阶层的生活.与《追忆似水年华》相似的是,它详细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种种生活,细致到了房间每件家具的雕花、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大街上人们的装扮……从国王到路人,各有刻画.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马洛伊,选择倾向自由与平等,这使他注定成为市民阶层的叛逆者,并最终成为流亡者.
有人曾这样写道：“（马洛伊）预见了自己的后60年,预见了包括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史沃克莱茨基、卡达莱、贡布罗维奇、马内阿、温茨洛瓦、埃里亚德、齐奥朗和赫塔米勒等在内的一大批东欧作家共同的命运,准确地说,是共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流亡.但马洛伊并不一样,因为他选择了主动流亡,他所要逃离的是所有束缚自由的体制与观念.
青春时代的流亡
在山脚下坐上通往布达皇宫的缆车,一路向上,多瑙河的美景亦呈现眼前.链子桥是多瑙河上最著名的一座桥,距离布达皇宫也最近,它在我眼前延伸,直至对岸的佩斯.
布达和佩斯原本就是两座城市,隔多瑙河相望,后来才成为今天的布达佩斯.1918年,18岁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因为身体赢弱未被录取.这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应征入伍者多半成了“一战”炮灰.他随之进入布达佩斯的帕兹玛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一年后转入文学系,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
也是在这期间,还不满20岁的马洛伊选择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逃离——与他书中所描写的童年离家出走完全不同的逃离.1919年10月,为了远离布达佩斯的革命风暴和他并不喜欢的家族阶级,他前往德国.这似乎预示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他不愿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厌恶革命,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偏偏未能生活在19世纪末的田园牧歌中,等待他的唯有流亡.他游历德国,长期停留的三个城市分别是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这是一条歌德之路.尤其是魏玛,这个德国曾经的文化中心曾孕育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灵感,而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则是柏林.
我的游历路线则与马洛伊相反,选择从柏林前往魏玛.高速路旁时时出现大片油菜花田,美不胜收.与柏林的喧嚣相比,魏玛的宁静与秀美着实堪称天堂.马洛伊曾写道：“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他还写道：“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100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马洛伊身处的时代,魏玛地位高于柏林.就在马洛伊离开匈牙利之前不久,也就是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这天成为魏玛共和国国庆日,亦被称作“德国诞生之日”.而那时的柏林,正在德国的战败阴影中风雨飘摇,“一战”带来的创痛使得这座城市处于失序中.阴冷破败、传染病横行与及时行乐式的狂欢交织,让马洛伊也一度随之放浪形骸.但他也在德国寻找到了理想,成为一名记者,并与托马斯曼等大家一道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
1921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同年还翻译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牙利语译者和评论者.也是在德国,他结识了妻子罗拉,从此厮守63年.
婚后第一年,他们习惯的贵族化生活方式与德国已告崩溃的经济显然无法兼容,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潦倒不堪,无暇写作.于是他们移居巴黎.但在巴黎的6年间,马洛伊始终未能融人.在自传体的《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他记录自己的巴黎生活,曾在索邦大学读书,曾为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稿,生活清贫充实但始终与这个城市疏离.也是在此期间,他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之后,他游历佛罗伦萨、威尼斯、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和伦敦,直至1928年,去国十年、已从青春少年步人中年的他决定重返祖国.只是,祖国到底在哪里呢？奥匈帝国已经瓦解,根据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他的故乡科希策也被划人捷克斯洛伐克.于是,他选择了布达佩斯.
下决心之前,他写道：“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
这十年的漂泊也构成了《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二部分.这是“一战”后与“二战”前的欧洲,动荡复杂,马洛伊则在辗转中成长.
喜欢布达,抗拒佩斯
1935年,马洛伊和在德国的旧识、文坛巨匠托马斯曼在布达皇宫见面.此时,他们曾栖身的德国已被阴云笼罩.早在1930年10月17日,托马斯曼就在柏林发表演说,即著名的《德意志致辞》,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故遭希特勒迫害,被迫流亡.马洛伊也早在纳粹尚未得势时便撰文示警,而当时匈牙利还是德国盟友,他自然遭到了许多匈牙利激进分子的仇视.这两位故友在布达皇宫的碰面,无异于自由主义者的反法西斯宣示.
布达皇宫居高临下,可以一览对岸的佩斯风光.城堡式的皇宫并不秀美,而是古朴沧桑.站在空旷的广场上,四周显得静寂.走出皇宫,便是如今的总统府,外形朴素的两层建筑,白色外墙,门口有两名卫兵.如果沿着大路向前走,便是雄伟的马提尼教堂和游人如织的渔夫堡.布达的精华—-皇宫、总统府、大教堂和渔夫堡——都在这座山上.沿着蜿蜒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多瑙河畔,入眼都是古朴建筑,若是内街,还带着些许破败.相比之下,对岸的佩斯要精致繁华得多.可是,马洛伊显然更喜欢布达.
1928年至1948年,马洛伊告别了青春时代的漂泊生活,一直生活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期间,他始终居住在布达的一个偏僻街区.在他看来,佩斯的精英阶层实质上粗鄙市侩,与自己格格不入；反倒是布达,那阴暗破旧的公寓,配上他从巴黎搬回的旧家具,还有满室藏书,就构成了他满意的生活.在公寓对面的小咖啡馆里,他写出了自己的一部部名作——《宝贝,我的初恋》(1928)、《反叛者》(1930)、《 一个市民的自白》(1935)、《烛烬》(1942)……他以文字对抗世俗,他还说：“我写书,是给命运纳税.”
在那个政治侵袭生活、战争阴云愈发靠近的年代里,如马洛伊这样的知名作家,必是各种政治力量拉拢的对象,但马洛伊的贵族气质、不羁个性和自由主义思想,使得他无法与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靠近,因此他成为左右翼共同的敌人.
1939年是个悲伤的年份,他的儿子出生几周后就因病夭折,同年“二战”爆发.马洛伊在《佩斯新闻报》上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1944年3月19日,匈牙利沦陷,视之为耻辱的马洛伊于三日后同妻子前往附近小村避难.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所居住的那栋公寓大楼被炸成废墟,留在那里的6万册藏书付诸一炬.他喜欢的布达与他不喜欢的佩斯,都在轰炸中千疮百孔.
“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二战”后,苏联掌控了匈牙利乃至整个政治概念的东欧,马洛伊再次成为拉拢对象,当局希望他出任匈牙利一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1947年,他被授予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头衔——当局并不情愿这样做,只是马洛伊名气太大,不给头衔实在说不过去.伴随着院士头衔的,是种种令他无法容忍的压制.次年8月,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永远离开匈牙利.
他的第一站是瑞士,匈牙利使馆的工作人员问他：“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您想要的已经得到了95%,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的回答是：“为了那5%.”其实,这5%就是全部吧,也就是马洛伊一生所追求的自由.
此后,他辗转瑞士、意大利和美国,其间完成了《土地,土地……！》,它也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四部分.至于第三部分,原本只在马洛伊的日记里提到,后来才发现其手稿,2013年以<我想保持沉默》之名于匈牙利出版.在《土地,土地……！》中,马洛伊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沿着英雄广场旁的内街行走,穿过一条条破败冷清、与旅游区大不相同的老街,直至走到又一座跨越多瑙河、连接布达与佩斯的大桥.行至桥,可以拾阶而下,进入多瑙河中的一座小岛——玛格丽特岛.这个有草地和树林,还有两家酒店的小岛,是布达佩斯人的乐园.草地上和小岛堤坝上坐满了人,聊天或嬉戏.很多年前,马洛伊曾坐在纽约公园的长椅上怀念玛格丽特岛,于是他在公园里写下了一首名为《我这是在哪儿？》的小诗：“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是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选择死亡的自由
在马洛伊选择流亡的1948年后,其作品就已在匈牙利国内被禁.从此,他流亡41年,即使1973年与妻子前往维也纳度假,纪念二人结婚50周年时,也未重返距离维也纳仅100多公里的布达佩斯.马洛伊的理由是：只要祖国还不自由,他就不回去.
但他始终未曾放弃母语写作.年轻时代的他既不肯迎合资产阶级,也不肯迎合革命,中年时的他将左右翼一起得罪,流亡后的他也绝不肯讨好西方市场.他始终坚持匈牙利语写作,即使市场极小.如果没有出版社肯出版,他就选择自费.
对自由的渴望与隐忍坚持,贯穿马洛伊的一生.他甚至是许多人眼中罕有的完人—一与大多数生活混乱的流亡者不同,坚守贵族气质的他始终从容,他的私生活也不似其他才华横溢的同行那般复杂,与妻子相伴63年,以一场异常完美的婚姻应对他所遭遇的一切波折.
只是,一切都敌不过时间.1986年1月4日,他的妻子罗拉去世.同年,他的弟弟去世.1987年春,他的养子去世.孑然一身的他只能忍受孤独.
1988年,匈牙利科学院和作协先后联系他,希望这位匈牙利最富盛名的作家能够回国.但马洛伊的态度仍然如前.
1989年2月21日,他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家中举自尽,一生追求自由的他,在生命的尽头仍坚持这一姿态.就女口他日记中所写道的那样：“所有一切都将失去,语言、家园、工作、青年……最后,我自由了.”
几个月后,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军从匈牙利撤离.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匈牙利政府将国家最高奖“科舒特”奖追授给马洛伊,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死者.
1998年,马洛伊的<烛烬》登上意大利畅销书榜,在德国更是卖出70万册硬皮本.德国《时代》杂志认为“未来我们必将把他（马洛伊）和约瑟夫罗特、施特凡·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以及我们其他暗淡了的半神并列,甚或与托马斯曼和弗朗茨卡夫卡比肩”.
同《-个市民的自白》一样,《烛烬》也如挽歌.两位41年未曾见面的古稀老人重逢,彻夜长谈往事.亨利克将军是奥匈帝国遗老,“一战”后隐居庄园,坚守当年的生活与道德观；故友康拉德在“二战”期间前来探望他,这场对话直至烛烬.最让我动心的细节是他们的年轻时代——那时,他们在维也纳就读军校.一个午后,他们在美泉宫里散步,见到一个打着白色蕾丝花边太阳伞的孤独美貌妇人,那是著名的茜茜公主.当我在维也纳寻觅茜茜公主的纪念馆时,尚未读过马洛伊,《烛烬》则提醒了我,茜茜公主的生命中,最荣耀和惬意的时光都在布达佩斯而非维也纳度过.
这种大时代的符号式记忆,有时会为小说添色,有时则会束缚作者,使之被宏大叙事绑架.马洛伊属于前者,因为他沉迷于各种细节描写,不为大时代所局限.他曾这样写道：“我以自己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革命,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痕迹地从我身上滤过,黯然消逝.”与这段话可相对照的另一句话则是,“世界历史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这种“自己的方式”与“自己的历史”,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同样展现.1941年,马洛伊写下《真爱》,讲述一对已经分开的夫妇站在各自立场,以独白形式讲述失败的婚姻.1980年,马洛伊续写这一故事,再度以一对情人独白的方式铺陈《尤迪特……和尾声》,讲述逝去的时代.书中可以见到马洛伊自己的影子,比如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上,看着几万卷书籍被炸成纸浆,便是当年他在布达的经历.这两个故事合一,便是《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四段独白中,那个逝去的时代时隐时现,只是续写部分更加老辣甚至讽刺.比如马洛伊对平等的理解,他坚信没有自由的平等是虚假的,忽视人类自身差别的极端平等必然导致道德沦丧和专制.嘲弄背后,马洛伊对旧日传统的尊重始终未变,正如他所说：“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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