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我国外语教育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是教育理念类函授毕业论文范文跟理念和外语教育和刍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教育理念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近代以来,外语教育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始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历史背景的外语教育定位,已难以满足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问题所在,强调指出,面对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我国外语教育亟需创新理念,调整改进自身定位和实现方式,以期在践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外语教育理念；创新；中国文化；文化自觉；国际视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80-04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学术界对‘中国英语’的认可度研究”（2015K015）；西北大学教师发展与教学团队建设计划项目（JX14071）.
作者简介：任海棠（1962-）,女,山西汾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英语语言与文化；邓秀梅（1965-）,女,江苏丰县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文化.
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并强调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2］
曾经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又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了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就如何“走出去”的途径,各界都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基于其学科属性,外语教育理应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近些年来,虽已受到学界关注多时、但依然屡屡重现的外语语境下“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表明,如果不从根源上分析其问题所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将难以服务于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需求.
鉴此,本文拟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分析我国外语教育多年以来的目标定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问题及其根源所在.并据以提出建设性对策,以期我们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外语教育理念,让外语教育在践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我国的外语教育理念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需求
一百多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对于国家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等方面,在中国发展壮大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浓.同时,出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我国政府也提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战略.但是,理应成为传播中国文化最有效平台之一的外语以及外语教育,对此却似乎有些措手不及.我国历来的外语教育中,目标定位主要是将外语作为引进和学习他人的科技和文化的桥梁,而忽略了、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重视强调用外语传播自己文化的功能.由此导致的严重问题就是外语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
林语堂先生曾经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习时说,这所学校过分偏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3］
如果说当时渴望了解中国文化是林语堂先生的自觉行为的话,那么现在向世界弘扬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则是时代的要求.
令人遗憾的是,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个年代已过去了约一百年,可我们的外语教育却还在重复着历史的故事.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从大学毕业的笔者,在与一位外教交谈时,外教问到有关Taoi（道教）的问题,面对不知所云的笔者,他重复了几遍Taoi,结果是他失望地转换了话题；20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在新加坡学习时,有一位德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时不时谈起孔子、老子等.对此知之甚少的笔者,即使在图书馆里穷尽为数不多的有关书籍,现学现卖,也难以满足这位德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渴求.这些难堪的经历令笔者羞愧至今.
如果要给自己在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严重欠缺找借口的话,那是因为笔者的中小学教育大多是在时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不被重视,甚至被摧毁的年代；英语专业大学四年中,虽读了一些英美文学名著,学习了有关英美历史、地理、宗教、饮食等文化知识,但却没有接触到多少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也无从得知Taoi就是道教的英译.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目的语文化输入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一门外语,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单向的目的语文化输入会造成师生对母语文化（中国文化）的疏忽.后来,笔者得知不少中国学者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当国外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Taoi（儒学/道教）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也有些英语水平较高,还有较高中国文化修养的博士生,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4］如此种种外语语境中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底蕴之苍白,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我国外语教育中单向地重视目的语文化教学的现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对于外语的需求.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上世纪后期,我国外语教育中缺少中国文化含量的问题,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学界对此深感关切,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5］但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外语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并没有多少改观.
近年,笔者作为评委之一,参加了全国“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大赛某省赛区的复赛,参赛选手均为省内各高校选拔出来的英语学习的佼佼者.大赛定题演讲题目是“Change the Unchangeable”（变不能为可能）.演讲者几乎都引用了励志故事或励志人物.但笔者深感忧虑地注意到,选手们引用的大多是外国文化背景中的人和事：乔布斯、海伦凯勒、曼德拉、霍金,贝多芬、马丁路德金等等.只听到一位学生引用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当学生们在台上如数家珍般的“炫耀”自己的西方文化知识时,应该没有察觉到台下评委老师对他们忽视自己国家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忧虑之情.也正是这件事情促使笔者写下此文,试图从根本上思考问题之所在,以探索切实有效的对策.
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励志故事和励志人物,为什么学生的引用却不成比例的少？ 笔者认为,学生的表现无可厚非.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外语教育理念没有跟上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的节奏.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曾一度被看作封建糟粕,几近湮灭,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曾受到严重挫伤.有学者指出,建国 60 多年来我们尚未建立相对独立、 完善的文化教育体系.民族文化的传承仍处于 “集体无意识”的自发状态, 远未形成普遍的文化自觉.国民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含量的不足, 也集中反映出了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困境和认同危机.［6］
在这种“大局”环境的影响下,由于外语教育一直以来的“西学东渐”之定位,我们外语教学中只有目的语文化的输入,而缺乏中国文化含量.外语教学中的“去中国化”不仅使学生没有机会学到中国文化的外文表达方式,也会使得学生忽视中国文化,并且形成外语只是用来表达外语文化的意识和习惯.久而久之,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语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而患有这种“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学生,是国家日后的各类栋梁之才,他们又怎么能很好地在国际交往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
那么,已有的外语教育理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外语语境下“中国文化失语症”如此难以“治愈”？
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外语教育的基本定位
我国的外语教育始于清末,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开端.可以说,我国的外语教育主要起因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背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惠及四方,值得骄傲.但发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事件动摇了国人相信自己文明的优越感.战争前,清政府闭关锁国,排斥外语.随着紧闭的国门不断被西方列强轰开,不断地被动挨打,国人开始探索强国救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开始投向科技发达的西方.由此看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感到必须学习洋人的“长技”,才能避免挨打.随之国内出现了向西方学习才能避免被动挨打的呼声,就此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进程.而外语就责无旁贷地成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工具和桥梁.李鸿章曾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7］
我们可以在近代中国寻求“西方文明”的时代背景中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外语教育的定位和目的.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寻找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式、救亡图存、谋求民族发展,外语成了“西学东渐”的重要工具.
如果说晚晴时开始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为了学习洋人“坚船利炮”之“长技”,那么,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开始利用外语转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外语也成了借以瞭望西方文明的窗口.可以说,外语教育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强国梦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外语教育主要服务于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不同的文化理念等.因为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当时,“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科技、经济等各方面几乎一直都处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状态.因此,各个时期的外语教育也都是以学习、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加入世贸至今,为了更好更快地与国际接轨,外语教育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我国外语教育这种“西学东渐”的主要功能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曾说,“苏联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8］为了更好地向苏联学习,专门成立了俄文专修学校.从当时国家领导人朱德对“俄文教学”期刊的题词,可以看出当时俄语教育的明确目的：“做好俄文教学工作,认真培养俄语人才,为忠实地介绍苏联先进的政治斗争经验、经济建设经验和军事建设经验准备力量,以适应我国当前各项建设工作的需要.”［9］1956年,我国提出要“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部署：“……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周总理还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规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10］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研究外语如何服务于新时期总任务工作的会议上,时任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呼吁要搞好外语教育,大力培养外语人才：“我们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引进外国技术,引进外国先进的设备,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大帮助.……这就需要将大量的外国资料翻译过来,……但是现在我国外语水平、能力不能适应这个需要,相差很远.”他还说“如果中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学A、B、C的话,那我们坐飞机也赶不上人家.”［11］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想要通过外语这个工具来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的愿望是何等的迫切.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脚步,缩短与世界强国之间的距离；为了与世界各国更好地沟通交流,使各行业尽快达到国际标准或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增强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语教育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外语教育是我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学习和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尽管时代在变,但始于一百多年前的外语教育定位几乎都是以“西学东渐”为主.
三、深刻认识创新我国外语教育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回顾表明,外语教育从来都不仅仅是一门普通的学校课程,它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兴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外语教育顺应了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国家各个时代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外语是国家重要软实力资源,对国家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面对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外语教育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实现方式.当今中国迅速提升的国力已经将我们推到了国际大舞台上,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外语绝不能再只是“西学东渐”的工具,同时也必须为“中学西渐”服务,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服务.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目的语文化输入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一门外语,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单向的目的语文化输入会造成师生对母语文化（中国文化）的疏忽,而且很不利于学生科学理性的文化观的形成.如果在外语教育中加入中国文化,能使学生具有贯通中西的跨文化视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辨能力,从而具有高水平的英语表达能力,更好地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用外语传递中国价值观,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的外语教育,自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主要是英语教育.英语是６０多个国家的或半语言.联合国、欧盟等８５％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世界通用语言.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ＬｉｎｇｕａＦｒａｎｃａ）,已然成为多元文化对话与理解的最主要交流语言.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英语（ＥＬＦ）,根据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定义,是“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之间选择用作交际媒介的任何英语应用”.［１２］基于这一定义,我们学习英语,不仅是为了与英语国家的人交流,而且还将与世界其他各国各地区的英语使用者交流.由此,可以看出,英语教育中单一性的目的语文化输入是不能满足其学习者的实际交际需求的.
其实,近年来,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输入也不是完全被忽略的.现行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和“大学英语教学课程要求”都有适当加入中国文化教学的要求.［１３］［１４］但问题是,这些有关要求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一项研究,在被调查的我国１０所高校中,仅有一所高校在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开设了中国文化选修课（英文教材,英文授课）.而大多数有关院系则没有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要求开设任何形式的中国文化选修课.［１５］再看现行的一般英语教材中,几乎跟二十年前一样,还是很难找到中国文化内容.即使有中国文化方面的英文教材,实际使用情况也不乐观.目前,外语教育中,中国文化缺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一直以来我们的外语教育理念缺乏创新.
在庆祝第３０个教师节时,主席曾说到,学校课本中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１６］主席的这句话用在我们目前的外语教育上,也是适用的.外语教育中的“去中国化”之“悲哀”在于,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如果在我们的外语教育中只是一味强调目的语文化的学习,而不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入,那么,很有可能“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尴尬将会不断重现.我们的学生日后在国际交往中又怎能显示出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如此这般,我们何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外语教育又怎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现？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战略的需求以及外语教育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作用.从根本上创新我们的外语教育理念并切实贯彻于外语教育实践中.
首先,国家相关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文化自觉意识,重视中国文化元素介入,改进外语教材的编写.教材是教师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课内外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以教材内容为中心展开的.对于学生而言,教材提供的内容,就是他们的主要学习材料和重要知识来源.鉴于教材在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语教材中的内容选编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科学务实,不论在哪个教学水平层面,也不论是外语专业还是非外语专业,教材的语言背景不应只局限于目的语国家,而是要适当加入中国文化内容；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也可以考虑适当加入其沿线国家的文化内容.对于外语专业学生,则还应开设用相应外语讲授的中国文化概要课程.
其次,要大力提升外语教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素养.教师对于文化自觉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外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以及其他有关文化内容的处理方式,这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塑造.教师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思想观念要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认清新时期国家战略对于外语教育的要求,意识到自己肩上教书育人的责任.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理性的文化价值观,要明白“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１７］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教师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甚了解,甚至对中国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外语教师要自觉地提升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素养,各个学校也要创造条件对外语教师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培训.只有教师素质提高了,才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在教学中更好地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价值观,使学生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和批判性思辨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中国文化自信.
再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方面,可以借鉴“内容依托教学法（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外语教学理念.该教学理念强调要把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学习完全结合起来,通过把教学的重点从教授语言本身转变到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获得目的语的能力.这一外语教学理念２０世纪中期始于加拿大,实验的成功经验被引入大学二语或外语教学.英美等国纷纷试验推广,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范例.现在这种理念已在世界各地的外语教学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内容依托式”教学理念在２０世纪末被引入我国.该理念符合并顺应了我国新时期国家及社会对外语教学提出的培养学习者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和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要求.国内相关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探索都证明“内容依托式”外语教学受到学习者欢迎,教学效果比常规的外语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外语运用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个理念,用外语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借鉴“内容依托教学法”,既注意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同时又培养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汉语专业人才的,其中就有依托汉语类专业的课程传递本国（英国）主导价值观的成功案例.［１８］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最后,本文作者要特别强调：我们外语教育的文化教学部分不能厚此薄彼.加入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目的语文化仍然是必须重视的.基于语言与文化的紧密联系,基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果不懂他人文化,不能以对方可接受的方式交流,不能激起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思想共鸣,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出现交际失误,就更谈不上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了.换言之,只有具备了宽阔的国际视野,融通中外,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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