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该文是关于改革开放本科毕业论文范文跟缘起和回望和改革方面论文范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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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随着“”的结束,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一连串变化,高层也开始酝酿结束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并为此寻找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思想解放推动拨乱反正
曾多次谈到“”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内部的权力结构.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这一时期,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年和1978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中国经济困局
“”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据估计,“”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中国严重的经济困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同年11月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刚结束后的1976年12月,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有些多年来的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调进粮食20亿斤,棉花产量徘徊了11年,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
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回忆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但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
从国外“借钱搞建设”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1975年夏,主持整顿期间曾制定过一份“十年规划发展纲要草案”.1977年9月,“十年规划纲要”重新修订,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
当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
1977年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国家计委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要“在5年到8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
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
1978年,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走向强大,愿意支持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1978年中国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当时,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这些发达国家急需解决资金过剩问题.
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启示
对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
其实,出国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7年初,一机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此外,还有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团.起初,出国考察主要为了落实引进项目.1978年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
197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如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回国后,向递交了考察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
根据代表团的报告,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报告认为：日本高速增长主要在60年代,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在这之后,共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据《党史研究》)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9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所有这些,为11月至12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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