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7岁考入清华，还和梁启超唱对台戏,该文是清华方面有关论文范本和唱对台戏和梁启超和清华方面论文范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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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是广东东莞人,1923年,17岁的他考入清华学堂.当年,他就在《学衡》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的观点提出异议,梁启超不以为忤,还叹为“天才”.当时《学衡》杂志编辑还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殊不知,竟然是一个不到18岁的小青年.
之后,他还写信质疑梁启超演讲中的问题,梁启超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在后一次演讲中,梁启超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还称赞张荫麟有做学者的资格.
张荫麟以弱冠之龄,短短几年便在《学衡》《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在清华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陈寅恪有“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其揄扬备至.
张荫麟的才学使得他能跟同时代文史哲界的优秀学人交往,其知交遍及知识界,如钱钟书、陈寅恪、王芸生、吴晗、冯友兰、熊十力等人.这使得他属于学院,却做了学院难以产出的工作.自1934年起,张荫麟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浙大任教.1937年,他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托,撰成《中国史纲》,这本仅是为高中生编写的教材,叙史也仅至东汉,却以选材精审、结构谨严、文笔优美,备受学界赞誉.
不幸的是,因肾病缺医少药,张荫麟在37岁时英年早逝,这使他除了《中国史纲》外再无别的专著.张荫麟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经常对同学说,作文章要有“作家的尊严”,因此《中国史纲》没有累赘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
在科技史、宋史、清史、哲学诸领域,张荫麟也多有创见.有人说他是“一典型‘学院式文人’,专事考证及整理之工作,涉猎极广,不尽在文学”.在艺术学问上,他是极为严格的,没有丝毫假借.他看不上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所谓“中国女作家”,说以中学生作文为标准,她们至多70分左右.
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大批评家.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颉刚则撰有《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冯友兰在张荫麟死后,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
更为难得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翼争胜的年月里,张荫麟最早以他敏锐的目光,发现了鲁迅精神的价值.1934年,鲁迅的《南腔北调集》出版不久,张荫麟在其《读〈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写道：“我是有历史感的,特别注意它的史料价值.但这个史可不是上古、中古或近古的史,而是我们当前的时代的史.一个时代的性质可用其中感觉敏锐的青年的遭遇来量度.这话若正确,那么,我们在这小集子里可以发现极重要的史料,而后世的史家必将感谢我们的提醒.”
在现代史那段混乱、动荡的岁月里,那些饱学之人、中西贯通之士,殚精竭虑,立功立言,以回报我们的民族、文明和人民.即使那些“短命人物”,如军事家蒋百里、诗人徐志摩、作家梁遇春、萧红等等,都有传世的言行事功.在这些人中,历史学家张荫麟作为开山巨匠式的人物,也将为后世所铭记.
其著作《中国史纲》今天仍有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活跃在学界与大学课堂,成为我国历史写作里重要的收获.仅此一部通俗之作,至今无人超越,这既说明了张荫麟的天才之处,也说明了我国人才断层或匮乏的严重程度.张荫麟于地下,也许会把这种个人的荣誉当作知识人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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