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鉴定史工作坊纪要,本文是关于鉴定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工作坊和史工作坊纪要和鉴定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鉴定论文参考文献：
2017年9月9日,“中国*与鉴定史”工作坊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校友楼西溪厅举行.本次工作坊历时两天,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来自海内外的14位学者应邀发表了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彭莱教授、美术学院邵彦教授、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万康教授等主持了四场论文发表与讨论.浙江大学白谦慎教授、中国红星宣纸集团胡玉洁女士等也全程参与了讨论.
一、工作坊旨趣与进行方式
浙江大学去年曾举办“中国*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次工作坊延续了这一主题,力求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在致辞中说,*与鉴定活动,不仅涉及具体艺术品的甄别、传播与交易,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精英或士绅文化的趣味,也与艺术创作的风气紧密关联,向为艺术史学者所重视.而艺术品同时也是特殊的商品,其装潢、包装、买卖、交易、利润等环节,近年来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无论是一件作品的递藏,还是一部书画著录；无论是个体的藏家,还是一个时期的*全局,其脉络与意义都应置诸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探求与解读.鉴定研究除了为艺术史研究提供“真品”,这一此间发现的“伪作”,其产生的动机与知识结构,也是理解过往人心、经验与观念的有益材料.从学理上看,虽然学者们都希望能够抽绎出一套“科学”方法,但不论是文献、风格或材料,还是“望气”或科学检测手段,似都无法全盘解决鉴定中的问题,因而这也使当下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挑战.此外,*与鉴定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同样也发展出关于品位、价值观及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新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边际,而与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中的众多命题存在着对话乃至交锋、置辩的潜力.
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本次工作坊紧紧以学术研讨为依归,尽量简化不必要的程式.首先,此次邀约的学者以正在从事相关具体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其中既有供职于大学与博物馆的专业研究者,也有刚刚毕业或在读的博士生,更有不在学术机构供职的独立学者,他们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向十分多元,且都在各自领域中长期关注、深入钻研.其次,此次工作坊采取了闭门会议的方式,作者报告与学者讨论相结合,相关讨论既有针对具体文章的意见,也有由文章议题所生发的思考.每位作者的时间为45分钟,讨论充分热烈,所提出的问题也相当中肯.在会后充分修改的基础上,主办方将在明年底出版论文集.
工作坊期间,浙江大学教授白谦慎先生就近年来的研究做了题为《晚清官员的*活动：以吴大澂为中心》的报告.他解释了选择吴大澂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回顾了相关的研究经历,并围绕着近年刊发的论文《甲午战争后的吴大澂—兼论吴氏*的递传问题》《晚清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活动》《拓本的流通和晚清的艺术和学术》《信息、票号、运输：晚清官员*活动中的网络要素》《“玩物丧志”的焦虑：晚清官员们如何为自己的*活动开脱？》与正在写作的《吴大澂的收入》,系统论述了晚清官僚*家群体的类型、研究文物市场的困难、藏品的种类与、*与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活动的社会机制、*活动的心理情况、*行为与知识传统、*家的收入情况等一系列问题.
二、发言纪要
天一阁博物馆陈斐蓉女士的报告题为《丰坊碑帖*研究》.她认为,明代*家丰坊生前的鉴藏权威赖于其家族的*文化与声名,而其*理念建立在家族优越感之上.碑帖的文化符号恰符合了其家族理念,它是显示丰氏家学渊源重要的衡量物.在*的理念上,丰坊藏帖是在复古观念引导下的行为,主要围绕“二王”一系；藏碑则侧重于有小学、书史和史证方面价值的稀见碑版,托名蔡邕的汉碑更是首选.丰坊*碑帖时主动介入各地的买卖,亲密接触各种市场以熟知行情,还十分依赖德艺兼修的掮客,从而确保目标藏品的来源.此外,与同道好友互通有无,借助人脉以,也甚为平常.进行这些*行为,主要依赖其在俸禄,家产、田产,鬻书、鬻文与交易等方面的积累.丰坊的*行为与经历,也影响了范钦、范大澈叔侄的*行为.
南京艺术学院张义勇先生的报告题为《吴其贞书画*考—兼及明清之际书画*的格局之变》.他认为,吴其贞历四十余年所撰《书画记》是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此历史区间内,为藏家做*是其一项重要内容,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休宁吴闻诗、闻礼昆仲,扬州王廷宾,杭州姚友眉.吴氏昆仲是吴其贞的侄孙,也是其徽州时期重要的交易对象.明清易代,吴闻礼投身抗清,吴闻诗遁入空门,此后吴其贞也因徽州萧条而投身到从徽州到苏浙书画*变迁的洪流之中.王廷宾是清廷扬州的官员,本不谙*,但与其交往后而得大名.而在《书画记》所记的最后一年,吴其贞仍在为姚友眉.研究其为姚氏所购书画,可知姚友眉即姚际恒.徽州艺术*在经历晚明的繁华之后,随着徽商资本逐渐向侨寓地的转移与明清易代而式微,扬州、杭州则成为徽州*外流的主要城市.
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刘鹏先生的报告题为《清初武进庄氏父子的*》.他认为,武进庄冋生、庄虎孙父子是清初重要的*家,所藏书画多而精.吴其贞在《书画记》中多次记录了至庄冋生家中观画的经历,且特别提到庄冋生的*“大都得于旧内者”.今天可根据吴其贞的记录与“天水郡*书画印记”“庄虎孙印”等*印判定董源《溪岸图》、陈容《六龙图》都是庄氏父子旧藏.二人相较,庄冋生喜好*绘画,而庄虎孙在其父*基础上,更具研究色彩.庄冋生意外离世后,庄虎孙继承了他的*,并加以扩充丰富.借助书画上的题跋印鉴,则可以知道庄虎孙的很多重要藏品最终归宋荦所有.此外,依赖庄冋生的《霍邸日记》与其他相关记载,可以窥探庄氏兄弟在遗产分配与阋墙争产的许多细节,遗产很可能是其*的重要支柱.
独立学者章晖女士的报告题为《〈湖庄清夏图〉在晚明与清初：*背后的艺术史与社会史》.她认为,学界公认的赵令穰唯一真迹《湖庄清夏图》从董其昌在16世纪90年入到康熙中后期此卷入宫的约一百二十年里,画卷随着政治情势和文化氛围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意义,这种意义的变化与董其昌、王时敏直接相关.董其昌在追随王维风格的努力中,即通过包含此图在内的传世画作寻找王维作品的若干线索.而在王时敏的时代,此卷多幅摹本、仿作的出现和传播,则一方面反映了以王时敏为首的文人画家群体的一种集体情绪.随着入清后此图由南向北的迁移,此画的若干元素被越来越多的画家运用在各种不同主题的绘画中.《湖庄清夏图》在晚明和清初的意义转换,构成了它自身的一部社会史.
独立学者励俊先生的报告题为《书画著录的人情世故—以〈江村销夏录〉为中心》.他认为,早于《江村销夏录》的书画著录,或为汇集经眼或传抄而成的著录,或为一家之藏的汇编,且大多在作者身后由门生、子弟完成,所以如此书这般在*家身前刊印者十分罕见.此书共收录书画作品210件,高士奇自藏120至150件,其体例较完善,信息也较详备.在缺乏影像复制技术的古代,可按图索骥的《江村销夏录》为书画实物建立了完整档案.而根据高士奇在著此书前被弹劾的经历,可推测此书即有着“财产公示”的性质,以此向康熙表达忠心,并把其设定为目标读者.考虑到其仓促刊印的情况与其中的许多疏失,也都可以说明此书是官场应变之作,而非高士奇的个人鉴藏总结.
故宫博物院秦明先生的报告题为《从记载历史到被历史记载—黄易〈得碑十二图〉册读记》.他认为,《得碑十二图》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黄易重要代表作之一,系其为纪念自己五十寿辰的精心之作,被誉为“五百年来金石书画家第一杰作”.该图册凡十二帧,主要记录了黄易在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八年间重要的金石访碑活动,堪称编年体访碑大事记.这一时期也正是金石学发展成为乾嘉显学、碑学初兴的重要阶段.《得碑十二图》册成形后即备受关注与推重,至晚清民国,该图册仍旧热度不减,典籍文献也多有记述.这与金石学、碑学于彼时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何碧琪女士的报告题为《吴荣光鉴藏相关的群体及其雅集的意涵刍议：思想史角度的观察》.她认为,吴荣光是上承18世纪全国性知识界,下接19世纪广东、福建及湖南等地区经世致用士人的重要学者官员.其受到翁方纲、阮元在经义方面的启发,而在与全国性知识界密切接触后,他不但成为引领广东书画碑帖鉴藏风气的代表,更能参与翁方纲所发起具有经世致用意味的“祀东坡生日”具仪式性的聚会,并且继承苏斋*《宋椠苏诗施顾注》本和主持“祀东坡生日”.吴荣光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除了《辛丑销夏记》《筠清馆法帖》之外,恭述《大清会典通礼》、著述《吾学录初编》《历代名人年谱》等,都在广东开风气之先.其切合于实用的经世思想,为广东知识界确立了自身在国家及政治上的地位及文化上的身份认同.
近墨堂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林霄先生的报告题为《发现邵珪—明成化书家邵珪丛考》.他认为,明代中期吴门书派诸家的崛起是对明初以来“台阁体”的反叛,邵珪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林霄先生由风格分析而判断近墨堂藏祝允明款草书《赤壁赋》卷与日本某拍卖公司所谓的王阳明草书《堕马诗》卷为同一人所书,两件皆为被改款的作伪案例.又据后者的正文、款识而将作者锁定为邵珪,并在邵珪诗集中得以确证.根据各类传世文献,可知邵珪同李东阳交谊甚笃,且与吴宽、王鏊、秦夔、程敏政、马中锡等人有着频繁的诗文酬唱,这都反映出长于诗文的邵珪与以李东阳为核心的“茶陵派”诸子的密切往来.而关于其书法,文献多记载其下笔迅疾,尤善作草,颇得时人称赏.但由于早逝等原因,邵珪在后世的书名不显.
上海博物馆黄朋女士的报告题为《关于两本沈周〈九段锦〉的讨论》.她认为,今见有两种沈周《九段锦》册,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者仅存六开.而近墨堂所藏者,九开具存,册中且有王世懋、高士奇等人的鉴藏印.这两套图,前者见于方濬园、缪荃孙、端方的著录,后者则为詹景凤、高士奇、卞永誉所记载.根据著录中体现的相关信息,以及比较两册的画法、尺寸、烧痕、印章、材质等多方面的情况,可以判定近墨堂所藏者符合古代著录的可信记载,且与传世沈周真迹的情况一致,因而是真迹.此册画风则体现了沈周如何学习宋元诸家,且能够自出机杼.其清新雅致的细笔小景和后来的“粗沈”不同,是其中早年阶段的重要作品.
浙江大学蔡春旭先生的报告题为《文徵明小楷鉴定研究》.他认为,明中叶吴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书画家文徵明生前即享有盛名,故成为作伪者的目标.讨论文徵明的小楷创作,应从四个部分展开：首先通过旁证的重新检讨,确认可靠的小楷真迹作品；其次,结合小楷真迹和同时人的文献记载,梳理其小楷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和书写特征；再次,结合不同作品的书写情况讨论鉴定中的干扰因素—书写功能的不同（信札和手稿）、创作动机的差异、书写载体的变化以及作品的呈现方式,以此反思对书家风格变化单线演进的描述模式,呈现鉴定研究的复杂性；最后,以风格和书写特征为依据,整理出常见的文徵明小楷伪作风格四种以及部分伪作.鉴定活动中主观判断无可避免,对旁证可靠性的判断、书写情境的考量都需要借助鉴定者的经验,鉴定者的学识、标准的宽严等也会左右鉴定结果.
南京工业大学钱松先生的报告题为《何绍基书法鉴定札记》.他认为,书法鉴定固然离不开技法层面的研判,但是如能从文献、图像乃至一些书写常识入手,可以让鉴定更多一些契入点.他在对何绍基的传世书作进行研究时,多元运用了避讳、文字字法、印章形态、书写风格、文本内容出处、款识乃至何绍基生平、交游中的大量信息,对传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铭》《金陵杂述三十二绝句》残册、《历下亭联》《跋黄道周手札册》《致李概札》《李次青见示所辑〈国朝先正事略〉感叹有作》诗稿、《致谢杨海琴寄赠乡物》诗稿、临《礼器碑》隶书册、《金陵杂述》卷等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辨伪工作.而这种综合运用各类信息的研究,是对鉴定方法多样化的尝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陈霄女士的报告题为《一个被遗忘的晚清大*家—关于景其濬的初步研究》.她认为,晚清之际,一批具有官宦背景的文人在金石书画的*领域十分活跃,尤以顾文彬等最负盛名.然而,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却将一个已被遗忘的名字“景其濬”和顾文彬相提并论.在景其濬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与之交往密切的多是工书画、精鉴藏的文人官员,如翁同龢、莫友芝、沈树镛、王懿荣等.其*广而精,包括董源《夏山图》、米芾《三帖卷》《宋拓皇甫诞碑》等.光绪二年景其濬去世后,景氏家道中落,*流散,他的名字逐渐湮没.景其濬没有诗文集和*著录传世,作者借助了清人的相关著作,尤其晚清官员的日记、尺牍、著录等,以及公私*中钤有其鉴藏印的作品,对景其濬生平、交游和*活动做了初步的梳理和研究.
浙江省社科院陆蓓蓉女士的报告题为《*世界里的小人物—鲁燮光与〈家藏书画立轴杂录〉》.她认为,国家图书馆藏同治间萧山人鲁燮光所作《家藏书画立轴杂录》的内容驳杂而丰富.一方面,据其藏品可窥知其家祖上情况,这又反过来帮助理解目录中的藏品.但这些藏品多不见于其他任何著录,仅能从一些地方书画家人名录中找到其作者,这展现出“地方”和“下层”的书画*生态.另一方面,鲁氏本人在*活动中的姿态也很耐人寻味.一些材料表明,其眼光、财力和生活方式,都与殷富的藏家不同.但在公开场合,却与较为“上层”的士人们发生种种联系.这些联系既展现出各种人如何从事*,也反映出*一事的丰富内涵.
香港中文大学童宇先生的报告题为《叶恭绰与吴湖帆：鉴藏家的交往》.他认为,叶恭绰在民国时期官至“交通系”二把手,退出政坛后,则开启了北京、上海两段*生涯.尤其在上海期间,其与吴湖帆从词学开始交往.在*上,二人交流深入,涉及观赏、聚会、市场信息、交易等方面.叶依靠吴的书画鉴定知识和一些文化服务的人脉和资源,而吴则仰仗叶在政治文化上的名望与地位.从题跋看,吴显然认为其鉴赏（非鉴定）有其可取处,而叶恭绰也没有把吴仅看作一个鉴定师,而是一位通史的文人,或许这构成了两人友谊的基础.在书画品评上,他们的矛盾可能根植于两人的不同背景（南、北）.但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其在关于实证鉴定、中国绘画核心价值等方面的观点上又能达成一致.
结语
本次工作坊于9月10日结束,与会学者在坦诚的氛围、简洁的程式中,报告得全面而深入,讨论得直率而充分.主办方和与会学者不但希望能够在近两年举办的相关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将“*与鉴定”这一方向的研究推向深入,还能够引发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广大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研究命题所具备意义和潜力的重视,并切实推动艺术史研究乃至相关人文学科的共同进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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