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前史书纪时方式的演变史常力,该文是中国古代方面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史书纪和常力和史常力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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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间是历史事件基本的叙事元素,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成熟离不开时间观念以及纪时方式的不断演进.甲骨文的纪时方式尽管与后代差异较大,但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周代金文已经发展出与后代非常类似的基本定型的以“年、月、日”为顺序的纪时方式,这种纪时方式的演变和成熟对后代编年体史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纪时方式；编年体史书；甲骨文；金文
[作者简介]史常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东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
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时间”这个无声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自然现象被人们发现并认识,是一个飞跃.在时间观念产生之后,人们开始使用各种方式将“时间”固定、记录下来.由白天黑夜的转变产生“天”的概念,由月亮的圆缺变化产生“月”的概念,再由四季更迭循环产生“年”的概念,这些最早的时间观念基本上都来自于人们对以日月星辰运行为主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总结.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1]也就是说,早期社会中即使是普通人,对于天文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熟知, 而这些对于后代已显陌生的天象知识正是时间观念产生的基础.
时间这一自然现象在被人们发现以及使用诸如“年、月、日”这样的人工记时单位将其变为能够度量、把握后,很快就在人们的认知当中成为进一步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以及人们记录事件的天然标尺.侯外庐先生就因为“殷代世系称号”而断言“时间观念的发现,是人类最初的意识生产”[2].叙事特别是历史叙事的前提之一,就是对时间的认识和使用.时间自然地成为人们记录历史、对历史事件进行归纳分类最早的衡量体系.时间对于历史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最能体现时间对于历史叙事影响的则莫过于编年体史书,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史书真正诞生之前的文字记载———商周甲骨文及金文纪时方式的演变与编年体史书之间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尚书》和《春秋》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但在这之前,依时记事的方式即已存在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钟鼎铭文当中,这些文字产生在史书之前,又与史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即聚焦于这两种前史书形态,考察其中纪时方式的变化.
一、纪时体系的初步形成———甲骨文的纪时方式
作为华夏文明最初的文字叙事,甲骨文的诸多叙事特点对后代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叙事中初步确立依从时序叙事的方式即为其中之一.受载体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甲骨叙事非常简单,但在这种简单的叙事中,人们已经对时间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
傅修延先生谈到甲骨文对时间的运用时,认为这种记录还没有形成规范：“（甲骨文的） 时间的表述还未形成规范.殷墟甲骨一般纪日于文前,纪月、年于文后,与后世习用的从大到小纪时方法（年、月、日、辰）不符,到周代金文时期这种纪时方式才调整过来.”[3]甲骨文中标记时间采取的方法,大都是文前记日,而在记事之后再补充记月和年：
①癸未王卜……在四月,隹王二祀.（37836版）
②癸丑王卜,贞旬亡畎.王曰：大吉.在十月又一.（37969版）
③癸巳卜,贞王旬亡畎.在十月又二.（37970版）
④癸巳卜,黄,贞王旬亡畎.在十月又二,隹征人方.（36484版）
⑤癸巳卜,贞旬亡.八月.（34991版）
⑥……隹王十祀又九.（37861版）[4]
从上可以看出,甲骨文标示时间的主要方式确如傅修延先生所概括：段首纪日,如果在卜辞中除了“日”这个时间以外还有更大级别的时间单位,那么就会置于卜辞的文末,只有“月”则纪月,“月”和“年”都有则按照“月、年”的顺序进行标示.但是既然甲骨文中标示时间的方式都是这种“文首纪日,文末纪月、年”的形式,虽然与周始出现并为后代广泛继承的“年、月、日”纪时方式不同,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较为成熟稳定的规范呢？ 笔者认为,甲骨文对“时间”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在标记时间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规范并广泛运用,这种纪时方式可以归纳为：干支纪日+事件+（月+王祀纪年）.甲骨卜辞之所以对时间给予重点关注与这些卜辞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尽管以科学的观念看待甲骨占卜以及相伴产生的卜辞,会认为这些都是愚昧荒唐的举动.但在甲骨占卜盛行的那个年代,先民们却充满崇敬畏惧的心态在进行相关活动,这种心理带给甲骨占卜以严格、周密的程序和相当严谨、规范的记录.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来看,不少较为完整的甲骨除了有卜辞之外,还清楚地记录了该片甲骨的进贡者、加工者甚至保管者,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甲骨问事是一件有着严密组织的活动,在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确切记下某次占卜的日期,是可供日后查验的基本条件,而甲骨卜事的独立性又使得每一条卜辞都独立成篇,卜辞之间并不存在内在联系,这就使得卜辞的纪时系统满足内在的记时需求即可,无需兼顾与其他卜辞的联系,所以更大一级的时间单位就常被省略了.
如上例②③④⑤所示, 甲骨文纪时常使用“旬”.“旬”指十天,这个时间量词虽然也为后代所沿用,但在甲骨文中却异乎寻常地频繁出现.另外,殷代晚期乙辛时代,殷人纪时系统中开始加入“祀季”这个与商代重祭祀习俗关系密切的时间单位,这个时间单位就“以整齐的旬为单位”[5],由此可见殷人对于“旬”这个时间单位的重视.至于殷人何以重视“旬”这个时间单位,可从“旬”字的字形进行推断.甲骨文中“旬”写作：以周匝循环的形状来表示周遍、循环之意,所以《说文解字》中说：“旬,遍也,十日为旬.”[6]有的日本学者进而推断这是因为“殷民族似乎相信天上相当于十干而有十个太阳,十天轮换一次”[7].另外,在甲骨文中商朝祖先都以十干命名.尽管学界对于殷人使用这种命名方式的原因还有争议,但殷人循环使用十干作为其祖先的庙号说明殷人对十干、“十”极为重视[5].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殷人对于十天、十干、十个太阳等有关“十”的崇拜,很可能源于殷人对“十”这个数字的崇拜.殷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位制的民族之一,在甲骨文中发现有“五百七十四天”的实例,这种计数方式比欧洲人早了差不多两千年[8].殷人在具体计数过程中又创造并使用了“百”“千”“万”这些基于十进位制的数字,陈梦家先生指出：“殷代的数字是十进制的, 所以殷尺分十寸,十日为一旬……一年为十二个月或十三个月,但卜辞称‘十月又一’‘十月又二’,仍以十月为基础.”[5]上边所举例②③④⑥中的“在十月又一”“隹王十祀又九”都是这种表达法.而且,类似的用法在商代金文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唯十月又一月”[9].可见,商人已经较为熟练地使用十进位制进行计数.在这套计数方法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个“十”.殷人对于“十”以及“旬”的崇拜,与其对于十进位制的发明密切相关.
另外,卜辞中已经有了比较复杂多样的时间指示系统,比如使用“昔日”“之日”等表示“过去”,使用“今月”“兹夕”等表示“现在”,使用“羽日”“来岁”“生月”等表示“未来”[5].可见,在卜辞时代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已经成熟,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相当成熟的线性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对于史书叙事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这种对于时间先后的区分,才有可能将较为复杂的事件按照发展先后顺序进行记录.
尽管频繁使用了后代较为少见的“旬”,尽管纪时形式与后代相比较为独特,但甲骨文作为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字,已经将时间作为记事的重要标示,而且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纪时模式,这都为纪时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现存的商代青铜器较之后起的周代青铜器不仅总体数量上少得多,而且刻铸有文字的更少.以单体器皿的铭文字数衡量,商代青铜器更无法与周代相比,商代青铜器字数最多的四祀邲其卣共有铭文42字,周代的毛公鼎则有499字的铭文,差距很大.商代铭文虽然简短,在纪时方式上则表现出与甲骨文基本相同的特点.
小臣艅犀尊被认为铸造于商代末年帝乙、帝辛时期,铭文如下：“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俞夔贝.唯王来征人（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9]这篇铭文整体行文风格与甲骨文非常类似.从纪时方式来看,篇首以“丁巳”记日,篇末以“唯王十祀又五”补充记年,就更是甲骨文所习用的模式了.下边再看几例：
二祀邲其卣：丙辰……唯王二祀.
六祀邲其卣： 乙亥……在六月唯王六祀.
我方鼎：唯十月又一月丁亥……[9]
从以上例子能够看出,商代铭文中纪时的方式与甲骨文如出一辙：以甲子纪日于篇首,如果有更大的时间单位,则置于篇尾.但是商代晚期的我方鼎铭文出现了变化,按照先月后日的顺序纪时,这已经开始向周代纪时方式转变了.殷人对于纪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范,这套规范无论是在甲骨文中还是在金文中都有较为一致的表现,那就是篇前纪日,如果纪月、年,则会依次置于篇尾.
铸造于商纣王四年的四祀邲其卣,是现存商代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叙事较甲骨文和其他商代铭文复杂,已经初步显现出向复杂叙事文发展的特征.铭文如下：
乙巳,王曰：“尊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厅”,遘乙翌日丙午, ；丁未,(煑)；己酉,王在梌,(邲)其赐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9]
这篇铭文不仅篇幅增长,最重要的是开始较为详细地记录事件发生的过程.如引文中所标示,这篇铭文的时间提示词较多,几乎每进行一项祭祀活动都会使用确切的时间进行标示.正是在这些时间标示词的不断提示之下, 整个事件才被记录得条理清楚.而且还可以看到,这篇铭文总体纪时方式虽然是甲骨文的纪时模式,即开头用“乙巳”纪日,结尾一句“唯王四祀”纪年,但已经多有变通,结尾一句是以“月、年、日”为序进行叙事.
关于甲骨文以及商代铭文的纪时方式,王国维先生曾指出：“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间文辞通例矣.”[10]正指出了殷商时代纪时方式的普遍特点.陈梦家也指出：“约当乙辛时代,卜辞、兽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有了共同的较整齐的纪时法.”[5]在商代最主要的两种文字书写方式———甲骨文和钟鼎铭文中,都使用了同一种纪时方式,这充分说明殷人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稳定的纪时模式.
二、周代金文的纪时方式
周代铭文特别是一些长篇铭文,整体叙事水平较之甲骨文以及商代铭文有很大进步.周代钟鼎铭文纪时方式与商代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经历过一个逐渐演化阶段之后,形成从大到小排列时间标示词的纪时模式,这种方式沿用至今.
铸造于周初武王时的天亡簋铭文中纪时“乙亥,王（有）大（礼）”,这是仅纪日.周成王时的何尊铭文“在四月丙戌”,这是纪月、日,但与甲骨文在顺序上已经完全不同, 开始由大到小排列时间单位.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篇首纪时“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这是在篇首纪月,但篇尾则又有“唯王廿又三祀”, 这种篇尾纪年的方式又与甲骨文类似.同为周宣王时期的几篇铭文在纪时方式上就不一致.兮甲盘铭文篇首纪时“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这里不仅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纪时,而且还在月与日中间插入了“既死霸”这个表示月相的词；不期簋铭文篇首纪时“唯九月初吉戊申”,这是按照“年、月相、日”纪时；著名的虢季子白盘铭文同为篇首纪时“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这又是按照“年、月、月相、日”来纪时[9].
从以上所举实例可以看出,周代铭文纪时方式总的演进趋势比较明显,那就是绝大部分铭文都已经能够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时间标示词,后代常见的“年、月、日”纪时方式已经开始形成,所以有学者即认为：“周孝王时,铭文中的时间链已大致形成,与后世编年史的时间链相比已十分接近.”[11]
殷人好用“旬”,而周代铭文纪时常常会使用表示月相的词,上举兮甲盘使用了“既死霸”,虢季子白盘使用了“初吉”.类似的例子很多：
小臣守簋：唯五月既死霸辛未
庚儿鼎：唯正月初吉丁亥
事族簋：唯三月既望乙亥
己白鼎：唯十又五年既霸丁亥[9]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余览古器物铭, 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将一个月分为四段,每段对应七八天,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四分一月”[10].这种较为频繁使用月相标示词纪时的情况,说明当时人们的时间观念主要来自对于自然天象特别是对于日、月运行规律的观察和总结.而且从前引铭文可以看出,常见月相后又附有干支纪日的情况,比如“惟六月既生霸乙卯”,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因为一个月内不可能出现两个“乙卯”,后来这种以月相纪时的方式使用渐少.周代纪时有时出现月相,这实际是物候历的遗留.与天干纪日相比,物候历更为古老,这说明周代的历法还保留有较为明显的原始成份.
由此能够看出,尽管还处于初朴阶段,周代铭文在纪时方式上已经具备一种演进的大致趋势,所以有的学者能够总结出周代铭文的基本纪时方式：一是“王年（或无）+月+日干支+叙事式”；二是“王年+月+月相+干支（或无）+叙事式”[12].
但是,钟鼎铭文的纪时方式还处于一种初朴的阶段,正如顾炎武所说：“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1]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周代铭文通篇都没有任何时间标示词出现.比如周代中期共王时的史墙盘铭文,这篇铭文以宏大开阔的视野颂扬了周代前期七位君王的重要史迹,另外还自述了家世以及与周王朝的心腹关系,全篇共计284字,却没有一个时间标示词.商周青铜铭文中字数最多的毛公鼎铭文,全篇将近500字,同样也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标示,全为静态地记录周宣王对毛公的训诫,此篇铭文号称“抵得一篇《尚书》”,这种忽略时间的叙事方式,倒真的与后来的《尚书》非常接近.另外,商周时期还存在着一种“以事纪年”的情况,即以某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时间标志,记事时常带追叙口吻： 这件事就发生在某个重大事件那一年.比如前引甲骨文例④“隹征人方”、小臣艅犀尊中“隹王来征人方”等,就都是以“征人方”这场重要战争来进行时间标示.另外在铭文中有一个常见用语“立事岁”,意思是在某年开始担当某种政事,比如春秋中晚期的国差垆铭文,篇首“国差立事岁咸丁亥”[9],就是说国差在这一年开始担任某种职位.王国维先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古人“以事纪年”的例子[10].其实直到《尚书·金滕》篇中“既克商二年”[13],就是以“克商”这一重大事件来纪时.在对时间的感知上,初民通常会把对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上举例子都是战争）作为一个基础、作为时间上的一个起点来看待,后来发生的事件即以这一重大事件作为坐标来确定时间.这种纪时方式较为广泛地存在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以及钟鼎铭文之中,但是这种纪时方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顾炎武指出：“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却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1]任何一个事件,无论影响多大,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有多深刻,都只能起到标记某一个时间点的作用,无法承担对线性时间特征明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标记的功能,特别是当《春秋》这样涵盖时间长达200多年、叙事也越来越复杂的史书出现以后,这个缺陷越发突出,这种“以事纪年”的纪时方式就被淘汰了.其实后代史书中仍有一些“以事纪年”的残留,比如《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14],这里就以郑国子产在昭公六年主持的“铸刑书”这一重大事件作为纪年标志.但相对《左传》整体编年纪时方式来讲,这种“以事纪年”毕竟只是发生概率很小的补充,后代出现则更少.
三、前史书纪时方式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依时纪事”几乎都是史书叙事的第一选择,中国史书也不例外.顾炎武曾说：“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1]根据顾炎武的总结,“依时纪事”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史家之常法”.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历史是在时间中进行； 历史的秩序,是由时间的秩序所规定的.……由史实而得以使时间赖人类生活的内容所充实,由时间而得以使事实有条不紊地呈现.”[15]事件向前发展,前序的事件必定对后续事件产生影响,这种因果关系在人们的理解中是确定无疑的.“按时间顺序”记事不仅能够将事件排列整齐,而且还能够简单明了地揭示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所以成为历史著作的“天然选择”.而要完成这种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目的,纪时方式的发展成熟则是一个基本前提.甲骨卜辞与金文中展现出来的纪时方式的演变,正为成熟稳定的纪时方式进行着准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殷、周纪时最大的区别在于年、月、日这些时间标示词的排列顺序,这一问题有必要再作探讨.
殷商甲骨卜辞依托于占卜活动,而占卜是预测未来,通常不是指向遥远的未来,而是与当下距离很近的时期,是非常切近的短暂期间.为占卜的这种性质所决定,因此,卜辞首先出示占卜的具体日期,即记日发端.至于占卜是否应验,通常也是以天数计算,而不是以月和年为单位.但是,只用天干标示具体的日期,所作的纪时是不完整的,所以后边又标示月和年.而铜器铭文则大多具有纪念意义,而不是预测吉凶,因此无须对所述事件进行验证.叙述已经发生的事件,往往是王对臣下的赏赐,由此必须突出王的权威,这样一来,王的在位时段就成为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纪时以年为开端就有了其必然性、合理性,为后来按照年、月、日顺序纪时作了铺垫.
另外,这种差异应当与商、周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相关.杨义曾指出：“同样的组合因素以不同的结构组合,或以不同的顺序排列,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16],而这种不同意义则又与深层文化背景相联系：“时间的整体观是与天地之道的整体观相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形式.”[16]笔者认为,商代的这种纪时方式,与当时尚未形成整体的天地宇宙观有关系.葛兆光先生认为商、周未必存在一个明显的思想断层,但在举例论述商、周时期“宇宙的结构、亲族的感情、社会的等级,就在这仪式中被奇妙地叠合在一道”的过程中,所举的文献资料又都来自周代,而所说的这种“仪式”本身就是周代创立的礼仪制度[17].所以即使商、周两代的知识、思想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但是这种将宇宙天地人世看做统一整体的认识应当在周代才比较明确地出现,商代思想界尚未形成完善的整体宇宙人生观,而这应当就是商代纪时体系使用“日、月、年”这种更倾向于分析而非整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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