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上海情缘,本文是关于上海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和丁玲和上海情缘和情缘类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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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彬也刚从大马路回来,在先施公司买了一件葱绿色的女旗袍料,是预备他爱人做夹袍的.又为自己买了几本稿纸和笔头,是预备要在这年春季做一点惊人的成绩,他是永远不断的有着颇大的野心,要给点证明给那些可怜的,常常为广告所蒙混的读者,和再给那些时下的二三流滥竽作家以羞辱……
他是一个还为一部分少年读者所爱戴的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显现了一些聪明,也大致为人称许的.不过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种立场上的批评家们,却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议到他作品上的内容的空虚,和社会观念之缺乏是事实.他因此不时有着说不出理由的苦闷,也从不愿向人说,即使是他爱人,也并不知道这精神的秘密.
爱人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因为对于他的作品有着极端的爱好,和同时对于他的历史,又极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同居在一块了……
他们住在静安寺路一个很干净,安静的弄里,是一个两层楼的单间.他们有一个卧房和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他们用了一个女仆,自己烧饭,可以吃得比较好.不怕还有许多读者,还为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穷愁,实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还常常去看电影,吃冰果子,买很贵的糖,而且有时更浪费地花掉.
这段文字截选自丁玲小说 《1930年春在上海》.细读之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明显,作者将个人生活经历、对上海的城市印象,都融于细腻的文字之中,化作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众所周知,丁玲早年活跃于黄浦江畔,与上海结下过一段特殊的缘……
入读平民女校
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所以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沪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面的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 恰好要出租,他就租下这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 《民国日报》 和 《妇女声》半月刊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在 《妇女声》 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中,陈独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则赞扬它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正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虽仅差半年即可毕业,但她得到消息便毫不犹豫地赴沪入学.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那时,丁玲是位18岁的姑娘,使用的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而且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刘明义的 《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 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对于学生的情况,《丁玲自叙》 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 （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但更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张太雷、刘少奇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平民女校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丁玲在晚年还清晰记得：“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由此可见,平民女校对丁玲早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促进,她是在这里接受“革命启蒙”的.
同时,平民女校语文教材多为进步报刊所载的文学名作、译文和评论；语文教员陈望道敢于改革,采用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倡导作文首先重见义,其次重文字,这些对丁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无帮助,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也是在这里获得“文学启蒙”的.
1922年底,由于经费极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丁玲先去南京,接着又进入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比较短暂,但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除了著名作家丁玲,还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著名教育家王一知等.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它,并感叹：“学校未能坚持下去,是很可惜的.”
合办红黑出版处
1924年夏,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那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为了安慰她,送上一束玫瑰,并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由于生活窘迫,丁玲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也向朋友借钱赴湘,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她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终于开启.数月后,丁玲与胡也频结婚.
1928年下半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经过潘汉年的介绍,两人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翌年初,他们与沈从文一起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 （今淡水路280号）,创办红黑出版处；胡也频主编 《红黑》 月刊,丁玲协助沈从文主编《人间》 月刊,并一起出版“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 提及：“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 《红黑》.”沈从文的 《记胡也频》 也谈到：“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 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 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最初,他们欲将主编的刊物定名为 《红黑创作》,由于不想仅限于创作,便改为 《红黑》,而“红黑”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 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1929年1月,《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的创刊号相继出版,三个人到上海各书店察看刊物销售情况,《红黑》月刊第一期就卖出近千册,这个数字在那时是很可观的了.他们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读者青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与此同时,丁玲编选的 《也频诗选》 也作为红黑出版处的第一本书推出.
施蛰存的 《滇云浦雨话从文》 回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 《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都挤时间写了不少作品,除在 《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发表,还以“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名义出版了7种小说单行本.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一些书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红黑出版处勉强支撑了大半年就不得不歇业,《红黑》 月刊共出版8期,《人间》 月刊约出版4期.不久,为了偿还近千银元的债务,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到济南的一所高中教书；丁玲在申城逗留一段时间,也去了山东.
主编 《北斗》 月刊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返回申城,一起参加了“左联”.那时,他们住在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这是一幢红砖洋房,四楼最西侧的那个房间就是两人的寓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晚,丁玲一直苦等着,却始终未见丈夫胡也频回家,她后来写的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丁玲得到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后,反而冷静下来,她揣着郑振铎和陈望道的亲笔信到南京向邵力子请求援助.沈从文还设法找了陈立夫,对方表示：如胡也频答应出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想想办法.丁玲马上答复：“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绝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2月7日晚,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擦干眼泪,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守文艺阵地.随即,党组织要求她筹办和主编“左联”新的机关刊物.她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地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 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气味’的小文章”,“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地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沈从文收到信后,对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感到高兴,他四处为她约稿,在北京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凌叔华写信.
经过紧张的筹备,《北斗》 创刊号于同年9月20日在沪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份大型文艺杂志,16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该刊辟有小说、戏剧、诗、杂感、世界名著选译、小品、通讯等栏目,并注重培养文艺新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丁玲在创刊号 《编后记》 中说：“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当年的 《文摘》 杂志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来弄出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
丁玲主编 《北斗》 月刊期间,得到鲁迅、瞿秋白等的热忱支持.鲁迅的 《写于深夜里》 提及：“1931年—— 我忘记月份了—— 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 《北斗》 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除了推荐版画,鲁迅还以笔名在 《北斗》 月刊发表10多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最为著称的是 《我们不再受骗了》 和 《答 〈北斗〉 杂志社问》.瞿秋白则用笔名为 《北斗》 撰写杂文 《乱弹》,从第一期起连载.此外,主要作者还有周扬、田汉、夏衍、郑振铎、沈雁冰、冯雪峰、钱杏邨、张天翼等.
由于 《北斗》 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该刊第三期的启事中告诉大家：“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然而,由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该刊仅出版了8期7册（第二卷第三、四期为合刊）.
1932年3月,丁玲终于实现夙愿,像胡也频一样成为党员,后来又担任“左联” 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5月24日,上海 《大美晚报》 率先登载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一时间震动全市,人们很担心：“左联五烈士”被杀的一幕,难道又要重演？为此,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0多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1936年9月,丁玲获得自由,中旬乘火车抵沪,冯雪峰派交通员到站接应.丁玲决定前往陕北,在启程前冯雪峰向她转交宋庆龄赠送的旅资.
接受申城媒体访谈
1936年春,上海 《字林西报》 出现过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这份影响很大的英文报纸在惊叹红军英勇善战的同时,却又说：“只有报道长征的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不久,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表示想赴陕北采访；经过宋庆龄亲自安排,在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 帮助下,仅隔数月斯诺就秘密抵达陕北.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在同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截至同年10月底,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 《出发前》、杨成武的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飙的 《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 《老山界》、萧华的 《南渡乌江》、氓的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 《残酷的轰炸》 等200多篇稿件.经过编辑加工,于翌年2月选定百余篇、30多万字装订成册,抄写20份,书名定为 《二万五千里》.随后,曾将一部 《二万五千里》 的誊清稿本 （分成上、中、下3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送到申城,准备予以出版,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等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那部誊清稿本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并将书名改为 《红军长征记》.
那么,《二万五千里》 到底是谁编辑的呢？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 《文摘》 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 （《文摘》 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 《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提及,丁玲在谈她近期生活时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文中还谈到：“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文中还记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问丁玲.‘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将来怎样发行呢？’‘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原来,丁玲于1937年2月从上海来到陕北,很快便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 《二万五千里》.
当年,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 《母亲》 改编的话剧,台上那演巴威尔的陈明引起了丁玲的注意：他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身上仿佛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想起了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后来他们成为伉俪,其爱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丁玲在陕北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简称“苏区文协”）,并曾主编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和 《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
由于受条件限制,延安版 《红军长征记》 印数比较少,而且纸张粗糙、装订简陋不易保存,加之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流传下来不多.前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 《二万五千里》 誊清稿本被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的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丁玲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能与这部反映长征的“英雄史诗”联系在一起,是很让她引以为豪的.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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