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梨园花谱流行和清人娱乐消遣互动关系,本文是娱乐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花谱和互动关系和梨园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娱乐论文参考文献：
有清一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为人们娱乐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位于政治中心的“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区,笙歌之美,甲于天下.乾嘉以来,此风尤盛”,这里“名优云集,一时称盛”[1]55,看戏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文士不仅喜爱观剧,还撰写了大量品评伶人尤其是旦角的作品,即集中创作于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的梨园花谱.伴随着戏曲的兴盛,花谱在民间也颇受欢迎,乃至以“年年岁岁出新编”的速度面世,使人感叹“滥调浮词竟卖钱.花谱虽然在清代中后期绽放光彩后就散佚几近消亡,但它当时的异常流行却与清人的娱乐活动密切相关,本文拟就文士、普通民众以及豪客三个不同群体为对象,探究花谱与他们各自娱乐消遣的互动关系.
一、文士消遣娱乐与撰写花谱
关于梨园花谱,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它的撰写者——文士.风流洒脱的文士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流连于歌场酒馆,品味优伶唱曲带来的快乐和惬意,但单向地观剧似乎不能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品评梨园旦角也就是“品花”（“花”指梨园旦角）便成为新的消遣方式.他们对小旦的品评最开始只是为了单纯地娱乐消遣,或者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排解内心的无聊苦闷,例如安乐山樵想借《燕兰小谱》 “抒写其沉郁无聊之慨”[1]52,艺兰生创作《评花新谱》“聊以遣兴”[1]468,《消寒新咏》是同好之间“存一时之遣兴”的结果,,等等.文士品花作谱多出于主观情感的抒发,以此游戏文章,是一种不带功利性的娱乐活动. 但实际情况是,伶人“一经品题,声价何止十倍”[1]581.记有品题内容的花谱付梓出版后传播到更广的范围,使更多的人得以知晓或熟悉所品评的男旦,于是花谱便成为宣传伶人的绝佳广告.在这样的情况下,伶人都渴望能被文士品题, “乞题”便是他们的常见举措,花谱对此多有论及,如《长安看花记》里记载的兰香“把卷问字,捧砚乞题”[1]319, 《菊部丛谭》谓“王凤卿好翁覃溪书,所藏至夥”,曾经“遍出所藏乞题”[1]793, 《怀芳记》里说范秀兰“尝自画兰,请名流题咏”[1]583.表面上看,伶人乞题是因为他们附庸风雅,但深层原因则是希望借助文士品题增加自己的身价,从而获得更高的演出费或出场费.这对每一个伶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文人发现品题能够让伶人获得名利,也能让更多的伶人盘旋在自己身边,从而满足作为文士阶层特有的优越感和虚荣心,所以他们乐于品花,也有了品题伶人的动力和,于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品花队伍中来.寒士和名士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主力军,有着相同的品花爱好,却有着不一样的撰谱缘由.那些科榜落地的举人,尤其是“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3]108,长时间住在京城需要不少的花销,除了卖文为生,别无所长,而撰写花谱就是一件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事情.他们只需要将自己平时观剧听戏和逛堂子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一本花谱,就会有书商找他们刊刻出版.作文不仅是文人最擅长做的事,而且比科举考试简单得多.这样既可以消遣无聊的时光,又可以炫耀自己的才华和品位,还能额外获得一笔足够维持生计的费用,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但也有一些观念保守、思想传统的文人认为,戏曲和伶人都是低贱卑微的,与戏子结交、为伶人作花谱并不光彩,他们从事撰谱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了然先生自谓“慵书卖画,为乞米计耳[1]1087,兰士氏抱屈“文字无灵,卖赋作金台之序”[2]552,小铁笛道人感叹自己“老无能为,降而作华林野史”[1]55,都透露出境况凄凉以及为求生存的无奈与感伤.虽然在这些人看来,靠出卖自己的欢场经历来换取生活所需是一件有伤尊严的事,但毕竟品花作谱确实帮助他们渡过了暂时的难关,此时戏园、私寓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更加留恋的地方.一旦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他们便会继续悠游于歌坛剧场,再次成为品花人.
除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文士能通过撰写和阅读花谱维持同好关系,所以序跋里多次出现“以公同好”.的说法.这些同好之间关系非常多样,例如《昙波》的作者四不头陀与勉斋、罗浮痴琴生是朋友, 《燕台乐部,日下梨园》的作者苏蔚生是梁应来的表弟[1]887, 《日下梨园百咏》的作者醉薇居士与伴仙道人是同年,还有一些是寄居京城的同乡.同好群体联系密切,他们之间不仅有情感上的相互慰藉,还有生活中的热心扶持,尤其对那些初入京城的异乡人而言,有一个能提供落脚地方和指引前途的同好,对他今后的发展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同好们在日常交游宴饮时,表面上在观剧品花,实则借此打探对方的品位和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地建立更紧密的交际网,然后互通有无,分享经验,将人际关系网内化为政治资源.朋友、亲戚、同年、同乡等各种关系“构成了清代官场的一种关系网络”,他们发起和参与聚会的动机各种各样, “既有牟取私利的庸俗和势利,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声气之求”,所以同好之间的游宴欢饮“就不单是文人间的风雅消闲之举,还多了一层与仕途相关的沟通声气、维系关系的作用”[4]85.还有的文人虽有品评之作,却不愿意公之于众,最典型的就是艺兰生写好《评花新谱》之后,“藏诸败箧,秘不示人”,后来得到赋艳词人、麋月楼主的高度评价而“欢喜无量”,终于决定刊刻出版[1]467.自娱受同道中人赏识和认可,就容易发展为众乐,文士正是通过品花作谱,实现同好之间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借此巩固并扩大文士交际圈,夯实自己的社会身份,以获得更广泛的人脉资源,为今后的仕途发展铺下道路.
花谱被刊刻出版之后,传播范围远超出同好圈子而扩散至更广阔的区域.文人深谙于此,有时便会有意借助撰写花谱来觅求知音,以便结交更多的文士.花谱序跋里不乏这类表述,如蜀西樵也在《燕台花事录》序里说“长安道上,大半看花.各举所知,是望诸寓公之好事者”[1]545；香溪渔隐称披沙子曾在写给他的书信里提到“刻下必当别选名花,以供清赏.梨园物色,定有知音”[1]571殿春生称写《明僮续录》是“庶几使知音者见求于盛时,悦影者流连于异日云尔”[1]423.正所谓“解识此中真意趣,骚坛千载附知音”[2]373-374,觅知音、求名士的意图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在花谱序跋里的口吻特别谦逊慎重,却无不例外地认为前人所编的花谱“均未惬心”[1]55,需要重新撰写新的作品,同时表达出自己品评之用心和公正,但见识有限,对伶人的选录难免有遗珠之憾, “尚望他山之助”[1]373.这样做是为了“博知音一粲”,表面上是出于谦虚而期望有人弥补自己花谱的不足,实际上是“使知音者见求于盛时”之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士人,达到扩大交际的目的.这种以文字和书籍为桥梁,来打通和扩展人际关系的做法,也可算得上是迂回缓冲而不失体面的行为.
由此看来,撰写花谱最初只是文士消闲娱乐活动中的一种,写作者多“缘一时风怀所及,纵笔为之”[1]24,随性而单纯,并不具有功利性.花谱有的是观剧之后即兴创作,有的是在茶余饭后的遣兴游戏,有的是回忆记录曾经看戏的经历.这种带有玩味性质的作品并不受文人重视,也就容易被丢弃而散佚.所以即便“都中伶人之盛,由来久矣.而文人学士为之作花谱、花榜者,亦复汗牛充栋”[1]1054,花谱之作非常多,但“是类册子既为应时而兴,时日较久,即若明日黄花,不复有保存之者”[1]19,保留下来的花谱却很少. 发展到后来,文士意识到花谱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和名利价值,便转向有目的、功利性的创作.虽然这与之前创作花谱的初衷有所出入,但却成为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也让花谱的流行与传播得到了有效保障.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文士愿意撰写花谱,才引起更多普通人的关注和围观,进而转化为掏钱买书的商业行为,然后带动更多人去看戏娱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的观剧品花的审美.文士通过消费娱乐获取一定的经济来源,再将这些钱用于娱乐消费,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猎取有益的社会资源,使得娱乐消遣和人际交往紧密结合,有效激发了文士参与品花作谱的热情.
二、普通民众观剧与花谱热销
戏曲作为最常见、也最易获得的娱乐方式,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其间.贩夫走卒之类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多余的钱财去光顾高级堂会,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消闲,更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去品评伶人表演,但他们却在观众数量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对于戏曲的热衷与痴迷,也不同于其他阶层另有所图,而是实实在在地观剧听戏.杨懋建的《梦华琐簿》对此有详细记载：
今梨园登场,日例有三轴子. “早轴子”,客皆未集,草草开场.继则三出散套,皆佳伶也.中轴子后一出曰压轴子,以最佳者一人当之.后此则大轴子矣.……至压轴子毕,鲜有留者.其徘徊不忍去者,大半市井贩夫走卒,然全本首尾惟若辈最能详之,盖往往转徙随人三四戏园,乐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讫,亦殊不可少此种人也.[1]354-355 普通百姓绝对将看戏视为最具魅力的娱乐消遣方式,他们不顾奔赴各大戏园的辛苦,从头到尾都在认真看戏,所以比其他人更加熟悉戏剧曲目.正是由于他们的朴实而执着的追捧,才促成戏曲向着更加通俗化、生活化方向发展,也才使得唱词通俗易懂的乱弹战胜了文雅含蓄的昆剧,极大影响了花雅之争的最终结果,由此形成了清代戏曲史上的重要转变. 可以说,普通民众对于戏曲有着近乎无限的痴迷与好奇,希望尽可能多地看遍所有上演的戏曲.但是,受到时间、财力以及审美水平的限制,他们很难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而阅读花谱则可以让他们快速了解梨园盛况,知晓名角和优伶的舞台表演和私下情状.花谱的开山之作《燕兰小谱》 （安乐山樵作于1785年）品评了64位伶人,其中雅部20人,而花部则高达44人.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明显偏向于花部演员,而这很有可能是为了博得普通大众的喜好,因为当时乱弹花部比昆曲更受广大民众欢迎.
自《燕兰小谱》之后,花谱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不乏品评花部演员的品评信息.虽然我们现在很难知晓花谱的出版销售最初是针对哪些人,但从花谱记载大量花部演员的内容可以推测,花谱的受众有很大部分都是喜欢看戏的普通民众.因为奔波于世俗生活中的他们更喜欢唱词通俗易懂的乱弹花部,通俗化、生活化的剧情更符合他们的审美,花谱里记录描写的大量花部演员及其擅演剧目就是对平民老百姓的最好回应.他们通过阅读花谱,来获得舞台之下、观剧之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带有名伶私人化的八卦性质,可以极大满足民众对名伶的好奇心.
花谱除了在内容方面偏向介绍花部演员之外,还在具体描述中提供了许多实用信息.如《消寒新咏》 《燕台集秀录》《燕台花史》《日下看花记》《长安看花记》《菊部群英》等书不仅简介伶人,还点明他们扮演的角色和擅演剧目,以便普通观众按图索骥.普通人看戏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图个乐,但当有了文人的审美指导之后,就不只是单纯的看表演,而上升为有意识的精神消费.他们会在看戏时品评演员的外貌体态,琢磨演员表演的好坏,借舞台上的喜怒哀乐来发泄自己的情感,听戏曲唱词来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 作为戏曲最庞大的忠实观众,普通老百姓在消费戏曲的同时,也会消费着戏曲的附属品——花谱.而这也成为书坊、书商竞相出版花谱的主要原因,因为花谱的受众多,市场广大,书商出售花谱就有利可图,书坊主往往为了牟利而争分夺秒地刊印花谱,一方面要求“重将花谱订”[2]395,另一方面又迫使花谱速成,所以在花谱序跋里多次出现“仓促付梓”的字眼,甚至有些书还未完稿便付梓出版.因为时间上的竞争就是金钱的竞争,越是能够争先出售的书商,越能拿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就越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些书商为了吸引花谱消费者而采取一些营销策略,如《片羽集》例言中告诉读者“友人急欲付梓,以贡同人一粲”,而有所遗漏,故“先列姓氏以俟续刊”[1]124,采用“续刊”的方法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听春新咏》则只录十分之一二的名“花”,若有读者提出建议,书坊主则“再图续刻”,根据市场反馈来调整出版量[1]15：.由此可以看出,书商对娱乐市场的敏锐洞察和对商机的准备把握,极大满足了消费者的购买欲,使得娱乐消遣与商业行为勾连在一起,共同促进了清代戏曲行业的繁荣.
三、狎优客逛私寓与指南读物
观剧者中有一类人经常打着看戏的名义狎优,那就是豪客.他们财力雄厚,出手阔绰,愿意为伶人花钱,经常出入私寓狎优,成为最受伶人欢迎的顾客.豪客出入私寓或戏院,除了看戏,更多的则是满足自己狎优的需要. 《梦华琐簿》对此有详细说明：
今梨园登场,日例有三轴子.“早轴子”,客皆未集,草草开场.继则三出散套,皆佳伶也.中轴子后一出曰压轴子,以最佳者一人当之.后此则大轴子矣.大轴子皆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每日将开大轴子,则鬼门换帘,豪客多於此时起身径去.此时散套已毕,诸伶无事,各归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时,以待豪客之召.故每至开大轴子时,车骑蹴蹋,人语腾沸,所谓“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载得几枝花”者是也.贵游来者皆在中轴子之前,听三出散套,以中轴子片刻为应酬之候,有相识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压轴子毕,鲜有留者.
梨园演出的大轴子都是“全本新戏,分日接演”,一般需要十天左右才能演完.豪客大都在大轴子戏开演之前就已经起身离去,为的是召唤演完散套、重新梳妆的伶人,前往私寓活动.这类伶人有一个特定的称呼—一相公,即京师梨园侑酒应局的旦角.他们的品质有高下之分, “群趋其艳者”也就是姿色出众、受人追捧的名为红相公,反之被称为“黑相公”,红相公的出场费远远高于黑相公.他们的住所是私寓或堂子,比公共场合更具私密性,豪客想要追逐红相公,实现他们的日常娱乐,就需要有必要的指导,而花谱就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全面而又实用的指南. 花谱作者瞄准了这一契机,于是在写作过程中,有时会特意偏向介绍有关私寓、堂子的信息.在现存花谱中,如《菊部群英》、 《撷华小录》、 《鞠台集秀录》、《新刊鞠台集秀录》等就是专门以堂主人为条目撰写的,还有《法婴秘笈》、《增补菊部群英》、《评花新谱》、《瑶台小录》、《情天外史》、《哭庵赏菊诗》、《燕台集艳》等在介绍伶人时都不忘提供他们所在的堂号信息或者伶人住址.所以吴存存在研究此类文本时闭,将其称之为“私寓指南”‘,是非常有道理的. 作为私寓指南的花谱,可以说是为豪客量身,正所谓“从此鹃弦谱新句,赢他豪客掷金钱”[1]258,明显可以看出出版花谱的一个很大动机就是能得到豪客的经济支持.这种经济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引豪客购买花谱,为图书市场注入活力.豪客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不会吝啬前期投入,何况买书的花费相比其他投入小得多.二是引导豪客光顾私寓或堂子,增加戏班和伶人的收入.豪客一旦获得伶人的准确信息,就有更大机会接触到红相公,这不仅使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也能很好地炫耀自己的财力.因为“商人之间在戏曲排场上争奇斗艳,炫豪夸富,也可以看作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竞争的一种余波成一种补充表现”,豪客更是如此,他们狎优交伶不仅关乎淫邪的性,还与“豪客”的名声息息相关.拥有大量的钱财,才有足够的资本活跃在娱乐欢场,不管豪客追求的趣味是高级还是低级,都不会影响世人羡慕他们的财富,而这也正是身为豪客的最大快感.
豪客作为戏曲行业的常客,也是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为梨园行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一旦伶人高攀上豪客,获得大笔收入自不必说,名气大涨也在情理之中.伶人的身价抬高,敛聚更高的人气,以此吸引更多的豪客,赚到更多的钱财,希望借助花谱实现的愿望在此刻都变成了现实.经济利益的诱惑,无形之中又会吸引更多少年（多是被家人卖给戏班）投身到旦行,使得梨园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也促进戏曲娱乐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梨园花谱本是文人观剧的意外产物,却因为其在民众观剧和豪客狎优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而广受欢迎.作为花谱的撰写者,文士利用撰写花谱收获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使得原本只是游戏文章而变得热情大增,从而极大限度地保证了花谱的创作来源.正因为人们痴迷于观看戏曲,才造成品评、介绍伶人的花谱热销；反过来,花谱的流行又很好地指导了民众和豪客的娱乐消费.这种文本传播与娱乐活动的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清代戏曲的繁荣.注释：
①“以公同好”的说法屡见于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爰举几例,以示说明.《菊部群英》自序：“爰取下卷先为校定,付之欹劂,以公同好.”I页471-472) 《情天外史》凡例： “兹更添叙小传,补绘图形,以公同好,或亦消遣世虑者之所以不弃也.”（页684)《梨园轶闻》： “同好诸公,茶余饭罢以之为扫愁帚也可,即以之为覆瓿书也亦无不可.”（页846)《燕兰小谱》跋“爰书大略,以贻同好.”（页52) 《片羽集》例言：“题赠者只二十有三人.友人急欲付梓,以贡同人一粲.”(页124)另外,傅瑾《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中的《消寒新咏》凡例也有提及“正编所咏诸伶,皆就三人好恶,谬加褒贬,其实美伶不尽此也.故不执成见,复选京中诸大班旦色,另为一卷,以公同好.” （页71)
②例如《情天外史》“于三月初八日托始,十六日告咸”； 《消寒新咏》“始于甲寅(1794)冬至,成于乙卯(1795)春分”； 《众香国》“始于丙寅(1806)冬,止于丁卯(1807)夏”,成书时间都非常短.
③吴存存在《梨园花谱——清中晚期北京男风盛行下的流行读物》 （收录在《中国“性”研究》第26辑）,《清代梨园花谱流行状况考略》、《‘软红缠裹着新书”一香溪渔隐“凰城品花记”与晚清的“花谱”》等多篇文章中都提到有一类花谱“以私寓为条目,记载一个私寓中所有伶人的详情.这类花谱通常以私寓主人,亦即师傅冠首,标明其私寓的地址,下列其私寓中所有已经开始卖艺的伶人,其实这同时也是指出这个私寓中有多少营业的伶人,往往带有私寓指南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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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写作花谱和互动关系和梨园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娱乐本科毕业论文娱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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