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三元冲突和融合之和《山地回忆》的比较分析,本文是比较分析论文范文文献与《山地回忆》和《百合花》和比较分析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茹志鹃于195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不久,茅盾就高度评价其“清新俊逸”的风格和精密的艺术手法.[1] 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百合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倍受争议,直到后论家反复研读,它才逐渐被奉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关键词：文学评论；艺术审美；政治
作者简介：陆韵（1995.11-）,女,汉,江苏省无锡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本科在读.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7)-05-048-02
然而,文学经典作品并非完满无暇,《百合花》亦是如此.在时代环境、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心态等诸多条件影响下,《百合花》既有艺术审美性上多方面的优点,又有待历史真实性上的考证,亦不免在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下存在突破与含混之处.本文主要围绕《百合花》政治正确性、艺术审美性和历史真实三元的碰撞,与《山地回忆》展开比较分析.
一、政治正确性：作者的突破与让步
1957 年,发表了《组织力量反击分子的猖狂进攻》,使得许多文艺问题与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领域.茹志鹃写作《百合花》的时间是1958 年3 月,正值反斗争紧锣密鼓之际.茹志鹃一方面对政治局势大为忧虑,另一方面又对丈夫极为思念,“《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2] 无疑,《百合花》也必然符合政治正确的大框架.无论是在作品表层的用词方面,抑或是在作品深层中男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关系处理上,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首先,在描绘敌军的用词方面,作品虽然着墨极少,但贬义极浓,在和谐的文本中显得突兀,带有胜利者回忆战争时居高临下的姿态.“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这样一句感叹讽刺意味浓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解放军还未开始战斗,“忌怕”“盲目”等词以及具现恐惧心理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力贬低敌军,显示其在勇气、策略上的低人一等.通过零度的叙述自然而然彰显写作对象的特点,会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然而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中,作者直接跳入文本中,用褒贬明朗的词句判定对错,便失了几分审美意味的悠长.
其次,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关系则更服务于政治正确性.茅盾将《百合花》中年轻的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关系评价为深刻的主体思想,称其为“军民鱼水情”.然而,这种男战士与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冲突不存在微妙之处吗？在文本中,作者没有直接叙述通讯员向新妇借被子的场景,而是侧面描写“我”去借被子时,通讯员的别扭和新媳妇的笑.“她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后来,“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刚过门没几天的新妇娇俏的笑,糅合着年轻妇女的爱意.全文中新媳妇的笑一共出现五次,这种笑是娇羞之爱的符号.另一方面,年轻通讯员面对娶亲问题“飞红了脸”.新妇要为他缝衣,他“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是一个未经过爱情的年轻人对于爱情问题青涩的回应.[3] 但在作品本身中,这种男女之间情感的描写,却始终如雾里看花,被做了模糊甚至含混的处理,而刻意地向“军民鱼水情”的恢弘主题靠拢,忽略了人性中隐秘而美好的情感流动.诚然,作者能刻画出这样两个含有爱意的军民形象,已经属于同时期文学创作中一大突破,但依然被政治正确性束缚了手脚.
同样的,《山地回忆》也描写了战争时期男战士与女性间的情感碰撞,这种冲突更为明显,但依然被解读为“军民鱼水情”.从最初的河边争吵,到后来妞儿要为“我”做袜子,她先低声问“不会买一双？”,后来主动提议说“我给你做”.侧面描写细节处也很多,借大伯之口,“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从大伯的话语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妞儿对“我”的敬仰和娇羞的爱意.可最后,这种被慢慢渲染出来的情感却仓促收尾,“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作者始终没有对他自然描绘出的情感氛围作出处理,而服务于意识形态,最后归于军民鱼水的大旗下.
二、艺术审美性：文本细读寻真味
孙犁的《山地回忆》创作于1949 年12 月,带有诗意的娟秀,融合了传统写意和现代叙事.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性“影响了一大批派外作家”[4],其中包括茹志鹃.《山地回忆》是以一双袜子作为叙事的线索,《百合花》则以新被上的百合花作为象征,在结尾还刻意点出“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在艺术技巧上不如《山地回忆》来的自然浑厚.但是,在表现手法方面,《百合花》仍然受到孙犁风格的影响,具有审美品评的价值.
首先,在主人公的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用了正反映称和徐徐而进的笔法.主人公通讯员不再歌功颂德式的人民解放军形象,他不完美但人性丰满,有毛头小伙常有的急躁和娇羞,在谈到娶亲问题时,他“飞红了脸”“出了大汗”.而在借不到被子时,他还会懊恼急切地骂一句“死封建”.这种急躁懊恼的情态,不仅没有折损他的形象,而增添了浓郁的人情味,使他的性格更为立体,也为他的正面形象起了反衬作用,使后来他的可爱与可敬便自然地凸显出来.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不是突然映入读者眼帘,没有通过一开始的外貌描写来展示,而是通过一个个小情节一笔一划慢慢勾勒出来,直到最后他“棕红的脸,现已变得灰黄”,我们才算看清了一些外貌,但实则早已剖析过内部的人性美.其次,作者善于细节描写和前后呼应,虽然显出些许刻意,但仍可称为经典.作品中的细节与呼应有多处,包括新妇前后对待新被的态度、反复提及的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干馒头等等.以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为例,破洞产生于通讯员求助“我”借到新被后,“慌慌张张地转身走”时勾到的,新媳妇要笑着为他缝补,他死活不让.第二次提到“我”看到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最后则是在通讯员被抬回来后,他的肩膀上仍有大洞,处也在这里产生,新媳妇一改嬉笑和娇羞的情态,一针一线缝补这个洞.这样一处细节,把通讯员、新媳妇、“我”三个人物都串联起来,透露出三个人物之间的情感流动.
再次,《百合花》叙事结构精巧,节奏缓急得当.作者多处避免了平铺直叙,而用他人的视角展开侧面描写.例如作品并没有直接描写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时的冲撞,而采用“我”的视角写通讯员骂“死封建”的恼怒和新媳妇的笑,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也使后来新媳妇缝补破洞时候的感情迸发显得更有冲击力.茹志鹃的着墨处重在生活情景和人物情态的刻画,擅长简朴自然地刻画出可爱的性格,例如“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这种描写细致入微的憨态感染力更加胜于恢弘、直接的讴歌,作者在平缓的节奏和清新的叙事中,把褒贬评价的权利留给了读者,也以这种审美性打动了读者.
三、历史真实与历史缝隙
作者只有真正了解自己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并且有可观的亲身体会,才可能通过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打动读者.茹志鹃1943 年参加新四军,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47 年加入中国.作品写的是1946 年中秋,她自己说过,“小说里描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是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线的时间确实是1946 年中秋”[5],确切地说,是七捷中的第四战,目标是收复海安县城,时间是1946 年8 月11 日夜次日下午.她当时确实在包扎所工作,对战争形势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尽管她写的不是真的人物和情节,却在写作中展现出诚与美.
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有两位原型考证.一位是莱芜战役中一位年轻战士领着茹志鹃前往包扎所,不敢靠得太近也不能甩得太远,所以文本中通讯员领“我”去包扎所那一段才写得极为生动.另外一位则是茹志鹃跟随汪岁寒战斗时,深夜卧谈认识的年轻战士,他在提及婚嫁时极为羞涩.这两位原型考证可见于茹志鹃在80 年代的回忆叙述.[6]
但是,茹志鹃写作的历史真实仅仅停留在包扎所内部,她对于军事战争的细节和军人规则也存在不明之处,这种不明朗反映在《百合花》中,使笔者发现两处存在疑问的缝隙,以作分析.
第一,通讯员向管中插入树枝花朵.文本中出现两次,先是,“肩上的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其次,“他背的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两处一直被看作描绘通讯员可爱形态的典型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军人心态也不符合军队规则.首先,无论一个军人如何年轻稚气,军人不会拿自己的进行这种无谓的装饰,这是军人的原则问题.其次,军队规则也要求军人珍惜,年轻的通讯员正是因为年轻,更会尊奉军事纪律,又怎么会产生这种矛盾行为？这处历史缝隙也体现了作者战争经历的有限.
第二,通讯员扑向牺牲到被抬到包扎所这一段没有任何叙述.当然,出于艺术审美性的考虑,这种交代也许不必要,但却存在缝隙.可以试想,在激烈的巷战中,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有十几副担架,敌人从屋顶扔下一颗,在担架队伍当中被通讯员扑挡,这样一条担架队伍也就被阻塞了.担架队员查看通讯员伤势、寻找担架来抬通讯员、调派人手后,还继续前进,他们是如何全身而退的？这样一段时间扔下那枚的敌人何不趁胜追击吗？解放军中有一句俗语,“打伤一人两人抬,打死十人一人埋.”的军事功效在于打伤对方拖延时间,从而一击致命.敌人怎么会任由这么长的担架队伍离开的? 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讯员的尸首能否回到包扎所,直接影响了《百合花》的小说能否发生.但作者没有进行任何交代,所以让被文学情节感动的读者又对真实性产生疑虑.
在《百合花》中,政治、艺术、历史三元始终相互碰撞与融合.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无疑削弱了《百合花》的艺术审美性,使得其思想情感存在含混,褒贬过明减损了悠然诗意；艺术审美性的需要和作者个人经历的局限,也使得作品在展现历史真实时留有缝隙,让读者刚刚进入故事情节,又不得不跳出小说之外,存在对于真实细节的疑虑；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又是小说产生的最初养料,斯人斯事都诞生于这种特定的政治和历史中,成为艺术作品诞生的源泉.在这三元的碰撞和融合中,《百合花》较之同时代的作品,无疑作出了巨大的突破,在思想情感关系、艺术表现手法、清新平实的语言风格方面,和孙犁的《山地回忆》有诸多相近可比之处.《百合花》历经波澜起伏的褒贬,我们还需结合政治、历史、读者个人经历、文本细读研究等,以“知人论世”之法,对其作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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