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道路,该文是世界历史方面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视域和马克思和历史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世界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杨勇兵
（南京艺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南京 210013）
摘 要：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间相互孤立与封闭的状态被相互依存所取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客观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场域,中国道路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积极回应世界历史进程；吸取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资本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中国道路的伟大创新；把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中国道路始终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62-05
作者简介：杨勇兵（1970-）,男,江苏东海人,南京艺术学院思政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化中国政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随着物质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条件下,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实践中开辟出来的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科学性与正确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发展,各民族间相互孤立与封闭的状态越来越被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所取代,马克思是最早察觉到并用“世界历史”来指认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家.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51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落后民族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52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蕴含着机遇和挑战的特殊的时代场域.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成功开辟,源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也是基于对世界历史这一时代场域特殊性的科学认知与把握.
首先,在“生产力——世界交往”的交互促动机制的推动下,“历史向世界的转变”成了不可阻逆的时代潮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利用自然力、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分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开启了人类历史新阶段.大工业用它所造就出的巨大生产力与现代化交通工具现实地建立起世界各国的交往联系,“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68“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各个民族有限的生产力开拓了一个相对无限的发展空间——世界市场.事实上,资本主义大工业就是由初步形成的世界市场带来的巨大需求所催生的.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相继开辟以及与东方各国经济联系的建立,使“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1］64正是这种超过了生产能力的市场需求激发了人类物质生产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世界市场,密切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与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正是“生产力——世界历史”的这种交互促动,工业文明最终取代了农业文明,从蒸汽时代走向电气时代、新科技革命时代,继而向信息时代的后工业文明不断迈进.其二,当交往还局限于有限的区域往的时候,每个地方的生产只能在相对孤立条件下单独进行,而生产上的发明与技术革新在每个地方都不得不重新开始.每一个偶然性的事件“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而“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61-62其三,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世界历史而推动了生产关系的世界性变革.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借鉴,而且由于交往联系的世界性,生产力或社会关系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或变革往往会“衍射”出“世界历史意义”.事实上,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其统治的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创造出前所未见的物质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生产力与世界历史的交互促动机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落后民族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落后民族虽然与先进民族在发展程度上存在“时间”差距,但是却同处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空间”,如果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充分利用其他民族已经创造出来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就能用“空间”消灭“时间”,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好的发展效果.反之,则必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差距.
其次,经济技术落后的民族必须在新的世界历史环境下寻找社会新生的支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结构性转型的历史过程,大多数非西方民族是在外来因素（资本）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下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固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后民族只能接受资本的“洗礼”,重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从理论上说,落后民族无非有三种选择：一是拒斥世界历史进程,保持原有的社会形态；二是“拥抱”世界历史进程,按资本主义模板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三是在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实践表明,随着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那种单纯的民族历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上的现实性,自绝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只能进一步拉大与先进民族的发展差距,而现实中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能成功地复制西方道路,因此,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立足于现实的基本国情,探索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才是大多数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长期处于单一、封闭环境造成了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甚至固化的政治结构、社会关系与经济运行机制,社会财富的增长由于这种亘古不变的生产方式而非常缓慢甚而几近停滞.即或是发生社会变动,也大多是在原有水平上反复“解体——重建”的过程,传统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很难突破这种“死循环”.世界交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封闭、孤立的外部环境,而且能为其僵化的机体注入新的发展因素.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是传统社会结构的消解与古老文明形式的失落,但是以较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它客观上促成了传统社会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的社会变革.落后民族由于在自然物质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结构、文化道德传统等方面存有诸多不同,各民族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着眼于自身的现实条件与基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曾详细分析过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在全国范围内还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制度成为俄国社会新生支点的可能性.俄国农村公社处于一个全新历史环境中——俄国的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存在于同一时代,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3］451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也并不是按照一个模板建立的,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众多欧洲、亚洲国家正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通过各自有别的方式成功地探索出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最后,在资本通过世界市场直接推动下的“世界历史”进程必然是一个由少数经济技术先进民族主导的、不平衡的世界交往体系.实现增殖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质要求,正是这种要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开拓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254不仅生产过程中加工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供世界各地消费；不仅市场日益拓展为世界市场,社会分工也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分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单纯的民族历史也由此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4］255所谓文明,不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然是资本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即资本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资本主义也由此成为全球性生产方式,而支配世界交往体系的必定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所谓的文明中来,表面上到处建立了大致相同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实质上却是由少数几个经济技术先进民族主导下的不平衡的世界交往体系.即马克思说的,“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255从早期殖义扩张到一战前完成对世界的瓜分,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从苏东解体直至当今时代,世界交往联系中实际上一直是由少数经济技术先进民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权与话语权.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必然无法回避资本的逻辑与市场规则以及世界交往中不合理、不公平的政治经济旧秩序,对于大多数非西方民族来说,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处理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道路对于世界历史的积极回应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一度引领着整个世界.然而在文明形态上,“上下五千年”却从未超出过农业文明的范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散孤立、规模狭小、商品经济不发达是其基本特征,加之重农抑商的政策与传统,整个社会始终缺乏发展对内与对外交往的动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与其他民族间的交往联系,也曾有过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对外交往活动,但是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前的几百年中实际上一直处在闭海封疆、与世隔绝的状况.当近代西欧各国忙于抢占殖民地、开辟新航道、争夺世界市场,并进而通过工业革命实现文明形态转型、开创世界历史的时候,中国仍然囿于农业时代,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20世纪50至70年代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由于外部国际环境的限制与自身的原因,新中国基本上还是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缓慢发展.
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历史进程脱节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停滞和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中国在西方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5］64 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78在建国之初就曾指出,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与世界紧密联系是我们的立足点,抵制与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并不妨碍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新中国建立之后,本来是有条件、有可能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进入20世纪70年代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同世界的差距.在看来,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他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的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6］231-232
所说的“利用这个国际条件”实质上就是要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抓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得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必由之路的正确结论.正是在的首倡之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更是中国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世界历史进程这一人类社会客观趋势的积极回应.其一,长期的自我封闭与“左”的错误导向造成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人们对于对外开放还有种种疑虑,指出,对外开放首先要克服传统错误思想的束缚,过去那种把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叫做“崇洋媚外”的说法是极其愚蠢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取得建设上的成功,“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6］132其二,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而且要利用国外的资金,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其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谋求发展过程中都有成败得失,都有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其四,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对外开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要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增加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必然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经过多年实践的探索与总结,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拓展,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取得新时期巨大的建设成就；没有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回应,也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
三、“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中国道路对资本的创新性利用
资本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直接驱动力.最大化地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去开拓世界市场,到处生根落户,到处建立联系,从而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支配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是资本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不外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展与渗透的历史.对于落后民族来说,无论以何种路径进入世界历史,都将无法回避资本以及如何处理与资本的关系这一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利用资本形式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道路的一个伟大创新.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思考中,曾明确指出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俄国等落后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但是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许多落后民族在成功跨过资本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对于为何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何吸取、吸取什么等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无论是斯大林倡导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还是我国“”中盛行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苗草”论,事实上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资本形式采取简单拒斥态度的表征.曾经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并未真正在实践中探索如何“搞资本主义”,更由于“”直接针对的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甚至到了“谈资色变”的程度.
社会主义在多国的建设实践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对于没有经过资本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洗礼”的落后民族而言,资本仍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合理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的“世界历史性”作用.对资本简单地拒斥、无视资本的历史作用、不加批判地“拥抱”资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历史地看待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对资本的创新性利用,在辩证批判的基础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是中国道路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其一,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划界,拘泥于姓“资”姓“社”抽象的争论,而以 “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上在于它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一切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一切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为社会主义所用.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成果并不都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乃至市场机制都是应当学习与借鉴的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即便是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如外国资本、民营资本等经济形式,只要它们能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就应该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充许资本形式的适度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反而能起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的作用.其二,利用资本形式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提高国有资本的竞争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从长远来看,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更具有效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市场经济转向的根本所在.然而,市场经济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是一个完全异质的运营环境,如何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与市场化转型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通过引入资本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明晰、管理科学的独立的市场主体与法人主体,在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现代资本组织形式,扩大国有企业的融资范围,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通过鼓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与运行效率,优化国有经济结构与布局.实践表明,利用资本形式对国有企业运营机制的现代化改革,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经营意识不强、创新驱动不足等难题,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其三,对资本进行必要的规制,最大限度地缩减资本的消极影响.对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来说,资本的存在具有双重历史作用：既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有剥削剩余价值、追逐利益最大化、制造金钱或资本“拜物教”等消极的社会影响.不能因为惧怕资本的消极影响而用低于历史水平的僵化观点看待资本,同样也不能因为要利用资本而放松对其“另类牵引”等消极作用的警惕.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环境中,资本首先要受到国家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引导,不可能任其“信马由缰”；并不是所有社会经济领域都完全可以对资本开放,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领域必须牢牢控制在国有经济手中；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的民营资本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无可厚非,但是它置身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语境中,必然受到相应的约束与限制.
中国道路对资本形式的创新性利用,既立基于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准确判断,更是放眼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性”作用.利用资本形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辩证批判的基础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一切积极成果”,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且资本也由此完成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
四、“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价值旨归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只有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只有各个个人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才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预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但是俄国、中国等相对落后的民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中国道路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把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旨归.
首先,中国道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整体的社会进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到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都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对于解决表现更加突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各国间综合国力较量空前激烈的态势下,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才能用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更为长远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条件下强调发展生产力根本上是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准备物质条件.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一种想象中的应然状况,而应具有现实的物质前提,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才有条件最终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对物的依赖关系,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与才能.
其次,在现代化建设的谋篇布局中,中国道路始终以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的发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分工不是出于人的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于人来说就必然是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人不但不能驾驭这种力量反而只能屈从它的压迫之下.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又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的具体国情.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之外,还必须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即实现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逐步消灭现实中由于具体历史条件而在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剥削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才具备社会制度条件.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根本上是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与政治制度上的保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着眼当前中国国情制定的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与具体措施,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是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根本的社会条件.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人的发展,都不应以消蚀人类自身生存的自然基础为前提.人既不应该畏惧自然、臣服于自然,也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一味地追求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革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归根结底是要为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最后,中国道路突出了人体地位,把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劳薄,也不是某种神秘主体精神意志的体现,而是由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中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实现社会变革与自我解放的主体力量.从无产阶级政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是坚持人体地位与人民至上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只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转化成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主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断探索与总结,中国道路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同样也离不开人民群众辛勤劳动与不懈努力.发展本身其实并不具有终极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只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才有其现实的意义；只有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现实地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以“温饱”“小康”“中等收入”作为评价标准,突出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性意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集中表达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执政理念；发展人民、推进依法治国,构建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以及树立“共享”发展理念,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实际上都强调了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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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而言之:此文为适合视域和马克思和历史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世界历史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世界历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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