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是最好的产业政策,该文是有关政策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和竞争方面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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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政策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产业政策；而另一种反对产业政策,强调竞争政策.前者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强调大力发挥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作用,由政府来组织和发挥比较优势.后者强调个人产权和市场竞争秩序,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由政府提供一个法治环境,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
无论孰是孰非,从实际效果看,最好的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应该优先于产业政策.而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反而优先于竞争政策.此外,产业政策往往赋予特定产业以特权,歧视其他产业；或者赋予同一产业某些特定企业以特权,歧视所有其他企业.这显然缺乏“竞争之维”和“公正之维”.单纯从个人基本权利需要同等保护这一原则来看,产业政策就需要得到克制甚至放弃,充其量也只能允许少数例外.
一项良好的竞争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让私人产权和竞争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它要求政府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运作,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秩序.有着竞争政策保驾护航的市场,聚集了最高密度的企业家创新活动,也就保证了以最大概率实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是随机事件,政府官员和市场主体一样,没有人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知道哪个经济主体会成功实现创新.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维持一个竞争秩序,充分发育市场,让市场力量自由竞争,由此最大程度改善创新环境,提高创新活动的密度,增进随机实现创新的概率和频度.
产业政策即便可做,也需要遵循一些原则.一是产权保护原则.二是不与民争利原则：市场能做的,政府不要去做.这在德国等欧盟国家中叫“辅助性原则”,意味着政府只提供辅助性支持.三是“竞争一致性”原则,即各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应该与维护竞争保持一致.例如,对与某种产业有关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就符合这一原则.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七大构成性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有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体系.但是,如果产业政策多了,体系就乱了,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同一个行业中,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有时候因为游说政府的能力不足,而衰败下去；但发展前景差的、会寻租捞好处的企业却生存下来.例如,对原来发展前景好的企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天使投资、风投和私募收不回来,就是这种情况.国内的新能源领域就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意味着,我国若要推行产业政策,也应当奉行竞争优先的原则：政府首先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特定的竞争者；产业政策只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例外多了,就不成为例外,其地位就倒置了,就扭曲了竞争.按照这个逻辑,首先应打破行政垄断,而不是扶持特定的产业.保护行政垄断就是保护特定的竞争者,也最终保护了落后的东西.
政府基本上不应该干预经济过程,如果要“干预”或者调节,那也必须遵循上述竞争一致性原则：“干预”经济过程是为了让竞争发挥作用,而不是扭曲竞争.具体而言,按照德国经济学家盖瑞特的观点,这种“干预”或调节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在采取“干预”之前,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二是所有的“干预”必须面向维护经济秩序,而不是面向市场过程；三是“干预”必须是系统性的,而不能是特定性的或者选择性的,比如减税或者财政支持.很显然,这里的“干预”其实还是竞争政策的延伸,从属于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的竞争政策.
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推进需要顺势而为,更多地从提供信息和便利角度着眼.提供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孵化器、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产业升级的进行曲基本上可以自行演奏,只需政府维护好币值稳定,保护好私人产权,开放好市场,维护契约自由,强化责任,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做到了这些,形成这样一种竞争秩序,就等于解放了生产力,资源就可以朝着最优配置的方向流动.
这样一种竞争秩序也能助力创新.创新更与市场作为自发秩序的发育、企业家在自发秩序中的创造性以及资本的异质性等因素有关.最好的创新政策是充分发育市场经济、保护产权,尽可能扩大企业家的自由运作空间.政府应该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竞争秩序,并在法治的框架内运作.
我国政府总是想做这样那样的产业政策,原因在于很多官员都想有所作为.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多多少少影响着官员和民众.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更需要围绕“立商”,也就是让符合事物本质要求的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其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动作在市场经济中都可以围绕着“立商”展开.这就要求尽量减少产业政策,最大程度推行竞争政策.
如果想搞产业政策的念头和动作打不住,那么至少奉劝政府官员在推行产业政策时注意一些做法.以财政补贴为例,政府在提供补贴时,都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让被补贴方了解什么时候停止补贴.补贴应该尽量按照最低必要程度提供,越到后来,补贴就越少,最后停止,悄然退场.补贴不能补到产品周期的末尾阶段,也就是衰退期,因为,对这一阶段的补贴就是保护落后,维护过时的经济结构.如果补贴,也应补贴产品周期的前面两个阶段,即产品开发期和导入期,这更能促进新的活力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但即便如此,补贴一个产品或者产业,就是对其他产品或者产业的歧视,扭曲了竞争过程.
补贴不能到处撒“胡椒面”,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度,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然,对所有产业实行低税,也等同于一种补贴,这种“普遍补贴”把产业政策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竞争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大有好处.
补贴的瞄准度一般很差,100笔企业补贴发下去,能够有5%发挥作用,就不错了.对企业的科技投入补贴也是如此.拿到政府补贴的“科技型企业”,数着政府提供的钞票,心里还笑话政府.这对于政府而言,相当于被人卖了还数钱,这时候的政府往往犯了“知识狂妄症”.当然,有时候一些政府部门喜欢提供补贴是另有“道理”的,提供补贴相当于“设租”,即创设某种额外的好处,然后一些官员就可以守株待兔,等候大量项目申请单位来“寻租”,即寻找额外的好处.其结果可能是,“寻租者”得付出大量的成本才能分到这些“租”,而这些成本累计起来（比如50亿元）,有可能会多于“租值”即补贴金额（比如10亿元）本身.这里,这些政府官员的好处就可能涉及一些私下拿到的好处,这就造成了“租值耗散”,形成了腐败之源.很多官员落马就是与此相关.
有时候,补贴也有“成功”之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由欧洲两个最大的军火供应制造商——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EADS,80%股份）和英宇航系统公司（BAE,20%股份）共同拥有.1967年9月,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联手补贴“空中客车”的研制,使全球民航航空业的市场结构得到改善,从波音一家独大,变成了双寡头垄断.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相互指责对方国家的政府提供大量补贴.看来,产业政策倚重政府补贴和政府投入也能够做成一两件大事,但是做不成太多的大事.
正因如此,产业政策可能适合于作为例外,集中力量做一两件大事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不排除政府有时候能够集中财力发挥某种不对称力量,做成大事.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产业政策的危害.原则上,没有政府的支持,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也能取得成功.研究大型飞机,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借助开放市场,也能取得成功.这种分析也适合于高铁的发明.
我国政府、学者和产业界对产业政策过于痴迷,对产业政策带来的问题执迷不悟,近年来产业政策有些变本加厉,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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