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政治哲学思想简论,该文是哲学思想方面本科论文范文与方孝孺和政治哲学和简论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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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孝孺是明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于元末明初之际,并在建文新政中大放异彩.方孝孺直接继承了儒家政治思想并有所创新.通过政治哲学分析方法,将其政治思想中具有哲学性的理论特点系统地梳理出来.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权利的哲学思考,其对政治理想的设定,以及政治理想实现的手段等.方孝孺政治哲学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社会和谐有序的国家.方孝孺一生虽然短暂,而且其书又遗失甚多,但其流传下来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深思.
关键词：方孝孺；政治哲学；民本；正统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10-0090-03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对方孝孺宁死不屈的气节推崇备至,但是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实质上,方孝孺的政治哲学思想亦是丰富深刻、独具特色.方孝孺所处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元亡明代.这次更迭既是朝代更迭又是民族更迭,即汉人取代了蒙古人的统治,汉人又一次重掌华夏政权.确立华夏正统是当时儒家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稳定政权、休养生息是明初统治者的主要政治任务.方孝孺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与反思中逐步形成并日渐丰富.
一、方孝孺对政治权利的哲学思考
1.政治起源
方孝孺师承明初大儒宋濂,宋濂提出了“君权民授”说,认为“有民斯有国,有国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1].方孝孺深受其师宋濂的“君权民授”说的影响,又承袭了自先秦以来儒家的圣贤论和天命论的思想,并且还创见性地带有契约论的色彩.方孝孺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君主起源说”.
方孝孺认为在人类社会之初并没有政治和君主,“生民之初,固未尝有君也”[2].然而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有自然之不平等,男女之别,高低强弱之差,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许多人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方孝孺认为政治的功能就是用来补救人生而自然之不平等的缺陷,天立圣君使得人人可以生存.方孝孺认为君主的出现是为了补救自然的不平等,但确立君主又是为了制造人为之不平等,以节制人们的,维持社会秩序,“众聚而欲滋,情炽而争起.不能自决,于是乎才智者出而君长之”[2].政治制度的确立使得贵贱分明,各安其分.君主立不平等之政治制度,行教化百姓之责,使百姓从内心接受其统治.故有三纲五常、揖让周旋之礼仪以为政事之基础[3].方孝孺因此指出,君主的权威并不是依靠天意所定,也不是因为自身有九五之尊之势,而是依靠政治制度使天下臣服.
方孝孺的“君主起源说”是以人生而不平等为依据,表面上与孔荀尊君思想类似,实则大为不同,方孝孺将君主从“天命之子”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君主本身与普通百姓无异,君主虽然受天下百姓供养,但君主也是要承担应有的职责.方孝孺的这个观点是前人所不能及的,同时也为后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
2.“君职”说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已暗示出君主有职,与百官同科,失职者不容僭居其位（《孟子·梁惠王下》）.方孝孺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职”说.
首先,方孝孺指出君主职责是什么.“天之立君,所以为民”[2],“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4].方孝孺认为君主之职责在于养民.君主并不仅仅只是享受统治万民的权利,还需要负有君主的职责.方孝孺指出如果想让君主能够尽其职责,那就必须要给予君主相应的权利和奉给.就好比工匠必须要有生产器具和物质资料,官员必须要有符节俸禄,只有这样工匠才能发挥自身才能而进行生产,工匠尽其能而不为功,不尽能则为失职.对于君与臣而言,也是同样道理.
其次,方孝孺指出君主应当如何履行职责.君主职责在于养民,那么君主应用何种方法养民.方孝孺认为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自然所产之物养自然所生之民.自然之物之多而百姓不知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用,因此君主应辩查百物,取自然可用之物以养民.二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然后教化治之.方孝孺认为治民之术在于仁义礼乐之中而不在法制之中.要想让百姓不行偷窃抢夺之事,必先思考百姓为何会去偷窃抢夺的原因,若使得百姓有地可耕,有粮可食,有事可做,再去禁止百姓行偷窃抢夺之事,那么偷窃抢夺之事可禁.同样道理,若让百姓遵循纲常*,必先教化百姓.此时如有犯法者,那就是少数凶悍之徒,诛之则万民皆服.方孝孺在此强调应使百姓安居乐业,君主行教化之责,先教后诛.若不教而诛,虽法律详细而民心却失,乃亡国之术.
3.正统、变统与附统——论政治权利的合法性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方孝孺释三统,欲使“奸邪息,夷狄惧”[5].方孝孺十八岁作《释统》三篇,此时明朝初立,统治者需要证明自己政治权利的合法性,而元朝遗留下来的风俗犹在,方孝孺欲明夷夏之别,尽革异类之恶俗,恢复汉人礼仪,立儒家治国之道.
方孝孺认为取得君位的标准有二：一是君臣之分,二是华夷之别[3],因此提出正统、附统和变统.何为正统,三代之君,取君位正也,血统皆华族,以仁义道德治天下,此唯华夏两千余年之正统也.何为附统,汉、唐、宋之君取位也正,并非异族,其治国皆有重民之心,虽不及三代,也不远矣.秦、隋取位正但不以仁义治天下,所以不可为正.晋宋齐梁之君取位不正也不可为正统.至于变统,方孝孺认为“夷秋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6].方孝孺虽将篡臣、女后、夷狄列为变统,但对夷狄甚为痛恨,其认为夷狄不尊*纲常,无仁义礼制,若统治华夏则使华夏皆为禽兽,此乃因为前朝统治者对华夏子民造成的伤害之大而悲愤所发.
方孝孺的正统论是为了说明新生汉人政权如何确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进行的思考,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方孝孺的正统论却不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摇旗呐喊,而是想为君主带上一个“金箍”,是为了告诫统治者如果取位不正或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那么这个政权不是正统,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孝孺的正统思想也特别突出了民本思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由民众来决定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总体而论,方孝孺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认识,首先是政治起源的问题,君主的产生起源于人民生存的需要,但方孝孺所说的君主并非“天命之子”,君主是由于君职而尊贵,君主本身没有可贵之性.其次方孝孺提出“君职”说,认定君主与百官、匠人无异,皆有职责在身.方孝孺认为君主行其职而无功,失其职则不允许占据君位.最后便是政权的来源问题,篡臣、女后、夷狄的政权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统治者要取位以正,以仁治国,以民为本,这样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方孝孺的正统论可以说是开启了华夏民族思想之先河,数百年之后,当华夏民族再一次面临民族危机时,王夫之再一次重申民族大义,从而建立起毫不妥协的民族思想.方孝孺正统论思想时至今日仍需我们重视.
二、方孝孺理想政治的治理手段
1.宗法井田
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指出：“仁义礼乐之道,非虚言而已,必有其实”.仁义礼乐虽条目众多,但仍以宗法井田为主干.方孝孺曾言“井田废而天下无善俗.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7].方孝孺认为井田制的破坏使得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而国家乱也.秦之覆灭乃贫民发动起义,若使得陈胜、吴广之辈有安身立命之田,何至于发动呢.至于宗法制,方孝孺认为家族之形成先于国家政权.后世国家政权虽已完备,但仍需维持宗法之制,实乃宗法制使得家族乡党之间关系和睦,相教相治.宗法不乱则天下无乱民.
方孝孺主张恢复井田制,并非复古主义者.井田制虽废弃已久,但方孝孺认为在明朝初年有恢复井田制的条件,在于明初人口稀少,耕地荒弃甚多,“江汉以北,平壤千里.画而并之,甚易其力”[8].至于江南地少人多,不能为井,方孝孺认为应“法先王,人各有田,田各有公,通力以趋事,亦无殊成周之用贡法”[8].
方孝孺欲恢复井田制,实乃吸取历史之教训,欲抑制土地兼并,使得耕者有其田,做到藏富于民,遏制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然井田制早已被历史淘汰,方孝孺也深知井田制实在难以恢复,于是便想用乡族之法来补救.
2.乡族之制
方孝孺拟立乡族之法以救井田制,然其乡族之法并非完全出自空想,而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早在周朝已有乡官,秦汉有三老、孝弟、力田等,隋唐有里长乡正等.而在宋朝出现的《吕氏乡约》提出在君主朝廷统治之外另设乡人自治组织,并曾在蓝田县试行,此乃空前之创制.而且,明初朱元璋甚重耆老,设粮长以收其乡之田赋,粮长运粮进京可朝见皇帝,其老人可听断乡间诉讼.就其社会背景而言,君主专制制度历经千年,其弊病日益显露,而且在此期间儒家思想一直不承认人民有自治的能力而仅仅寄希望于君主一人.《吕氏乡约》的出现已经引起统治者的责难.虽然方孝孺的乡族之制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也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方孝孺在当时君主专制集权日益达到顶峰的时代,能够根据儒家民本思想能引申出类似于地方自治之乡族制度,实在令人惊叹.
方孝孺乡约之法以互助自治为原则,旨在解决人民教养之问题.其乡族之制简述如下.
家族.在家族中选出德高望重者为族长,再设“典礼”“典事”“师”“医”等职位协助族长管理家族.族中事务大体上有四种：一曰田,族中除祭田外,另有振田以助贫穷族人.二曰学,设族学以教子弟仁义礼智信.三曰祠,立祠以祠族人及师之有道者.四曰会,族中聚会分两种,其一为燕乐之会,每年在二、五、八、十一月族人聚会与祠堂,为促进邻里和睦,嘉奖有功之人,劝诫勿行错事；其二为礼仪之会,每年在冬至、岁首、夏至聚会,族长向族人讲解盛衰解续之故,以劝善去恶.
数百家聚而为乡.由众人推举才智德行过人者担任“乡表”.乡中事务也有四种：一曰廪,每到夏秋粮食收获之时,乡间百亩之家皆入粮于廪,多不过十斛,少不过十升.每值灾年乡间百姓不能生活者可有廪仓助之.二曰祠,祠乡人之惠博及众者.旨在表彰良善之人,劝诫乡人勿行恶事.三曰学,乡学与族学类似,旨在教导乡人行仁义知道.四曰会,如族中燕乐之会,每年秋季由耆老贤者诵嘉言,教化百姓.
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行教化之责乃朝廷之要务,而方孝孺欲使乡族民众组织起来自行推进教化之事,实乃对专制政府之失望.方孝孺欲行乡族之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以民为本,其认为三代之治最重人民福利,三代之后的君主缺少教养百姓的能力,所以立乡族之法使百姓自行教养,以补救政府能力之不足.
总体而论,方孝孺欲复宗法井田制,立乡族之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皆是以民为本,为人民谋福祉.方孝孺认为宗法井田制是儒家仁义思想的根基和主干,而乡族之法又是井田制得以复行的制度保障.其思想虽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也由于建文新政的夭折,方孝孺自己亦殉道也,使得井田制和乡族之法停留在了理论上,而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实乃令人惋惜.
3.民本法治
方孝孺分析和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并反思了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的政策,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治”与“法治”并重的观点,完成了对儒家传统“德主刑辅”思想的超越,方孝孺法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以民为本,其提出立法的核心和目的就是利民.
首先,方孝孺提出“法为要,人次之”,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那么人治与法治缺一不可,方孝孺力图用一种辩证统一的观点去对待“人治”与“法治”这两种国家治理理念,一方面,如果“不修为治之法”,那么法律就会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如果“不得行法之人”,那么再完备的法律也无法在实际中推行.在方孝孺看来在“人治”“法治”之间存着一种辩证统一或者是互补的关系,“人治”与“法治”同时存在则国家长治久安,缺失任何一个则国家必危.
其次,方孝孺一反前人所提出的“立法利君”的观点,而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立法利民”的观点,其认为制定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百姓,而是为了保护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即“立法以防害民”[9].方孝孺认为立法在于防患于未然,而非在百姓犯罪之后的严惩,立法的出发点乃是护民.
最后,方孝孺在继承了孔子“不教而杀谓之虐”的观点基础上,并结合明朝初年严刑峻法、株连甚广的背景,提出了“先教后诛”的观点.方孝孺重点阐发的是“教”,其认为使百姓衣食住行等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之后,再向民众进行普法教育,使得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此之后,绝大多数百姓在生存得到保障之后是不愿意去冒着杀头之罪去作奸犯科的.方孝孺这样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百姓皆有善良朴实之美德,若不是难以维持生计,陈胜吴广之辈也不会举旗起义.
三、方孝孺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
1.对明末清初之反专制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方孝孺列为诸儒之首,对方孝孺的思想推崇备至且受其思想影响甚多.首先方孝孺的“君职”思想将君主定义为一种与臣工性质一样的职务,但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方孝孺的学说在某种角度上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黄宗羲在方孝孺“君职”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为主,君为客”的观点,黄宗羲着重强调了君主的权利来源于人民.而黄宗羲欲以“天下之法”代替“一人之法”的思想,乃是受方孝孺民本法治思想的影响.
方孝孺的正统论思想直接影响的黄宗羲和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明末清初之际,异族再一次入侵华夏,黄宗羲、王夫之等再一次重申民族大义,皆以民族性为原则对方孝孺的正统思想进行了重构,建立了毫不妥协的民族思想,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清末民初的政治改革.
方孝孺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体系中可以说是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其思想中的复古色彩可以说是对自孔孟以来儒家优秀思想的继承,而其思想中的闪光点可以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超越,亦为后世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当代价值
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虽然方孝孺的某些思想如“宗法井田”“乡族之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其思想中的闪光点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方孝孺民本思想所强调的一点就是“养民”,同时这也是政治权利来源的基础,其“养民”思想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方孝孺对于统治者如何“养民”做了详细的论述,如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等等,而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也与“养民”思想相契合.
其次,方孝孺的“乡族之制”虽带有空想的色彩,但除去其思想中封建糟粕的成分,留下来的精华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指导意义.针对当今我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如基层组织涣散、缺少凝聚力,农村教育落后,“村霸”等乡村恶势力屡见不鲜等等,方孝孺的“乡族之制”中某些合理的构想如“教”“学”“会”等内容,可以为我国基层自治和乡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另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思想,目前在我国农村依然存在,而对其进行科学的引导,去其糟粕,使其在我国农村家风建设和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杨鸿烈先生对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称赞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前所未有之创见,对于后世法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要吸收西方法治中的优秀成分,也不能忽视我国传统的民本法治思想,如方孝孺“立法利民”“立法以防害民”等观点就算放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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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卷2[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5（甄深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5]（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1（释统中）[M].宁波：宁波 出版社,1996.
[6]（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1（释统上）[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7]（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1（宗仪）第三首（睦族）[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8]（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11（与友人论井田书）[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9]（明）方孝孺,徐光大.逊志斋集：卷2（深虑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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