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新动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本文是国际关系相关论文范文例文和应对之策和国际关系和危机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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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整体下滑、新兴大国“将起未起”的情况下,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在此期间,各主要博弈方都在尽最大努力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与战略.就最近的情势上看,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当中至少有以下一些动向值得关注.
“两超多强”格局浮现的可能,中国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
21 世纪初国际关系的头等大事非“中国崛起”莫属.尽管国内人士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国际地位多抱有谨慎、低调的姿态,但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中国已经被视为“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且因其自身的庞大规模、高速发展加上尤其是政治与文明形态的异质性,对国际格局构成着十分剧烈的冲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的全球民调,在除中国外的22 个受访国中,有15 国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必将取代美国,这一比例在美国占46%,在英、法、德三国分别占65%、72% 和61%,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字自2009 年以来都上扬了10 ～ 15 个百分点,说明在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后,世人对中国的关注与期待空前高涨.在世界各国的预期当中,未来很有可能出现“两超”形式的国际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低调已经无法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世界越来越期待中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必然带来各国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在对华关系上或积极或消极的预期.就目前的趋势上看,美国对华的防范意识上升已经凸显.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都很难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报以真诚友善的态度.而从近年来美国“再平衡”（即“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情况来看,主要大国当中的日本与印度受美国鼓励在对华交往当中的斗争性正在增强,这一趋势于未来可能仍将持续.
在其他各大国的关系中,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的关系有较大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其中经济因素自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三国在改良现有国际体制、平衡国际权力方面有着战略上的利益契合.相对而言,中欧关系的动向则比较复杂.以英、法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一方面渴望着中国的资本与市场,另一方面又在人权等领域及国家发展模式上对中国进行批评,而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继续提升,这两种取向将可能同时增强.
与此不同的是中德关系.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最为健康和良好,中国有向德国学习相关的工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需求,而德国也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两国关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愈发紧密,事实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正是德国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力.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述：“当前的中德经济拥有着某种近乎完美的共生关系.”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德关系未来有较大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欧债危机中的契机与德领导下的欧洲一体化
金融危机远没有离去,在欧洲它转化为债务危机的形式正继续肆虐.而尽管欧洲各国在过去几年里步履维艰地以高昂代价努力控制着危机情势的恶化,但从长期来讲欧元区的结构性挑战,同时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所在,即如何能真正协调起各国内部的宏观经济行为,以使单一货币政策的实行不必再承受如此严重巨大的代价,真正实现欧洲整体经济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问题的处理优劣将最终决定欧元区的生死,而要使其妥善解决则必须依赖于欧元区各国能否得以推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在此情况下,各国若想挽救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十分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泛欧经济政府,向超国家层次进一步让渡主权.如果这一切最终得以完成,则度过了欧债危机过后的欧洲很可能迈出走向最终的政治联盟、实现“欧罗巴合众国”之梦的实质性第一步.
当前,唯一能够领导欧洲走向未来的国家只有德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与高质量的产业竞争力使得德国多年来都保持了较快而稳定的增长,也使得其优良的主权信贷成为治理此次欧债危机的唯一希望.在整个危机处理的过程当中,德国默克尔政府有能力也一定愿意担当起拯救与领导欧元区的使命,但前提是要求各国向超国家性质的欧盟各机构进一步让渡主权,这自然引起了包括德国国内民众在内的欧洲各方（尤其是南欧各债务国）的.
美国能源形势之变
基本始于2010 年的美国“页岩气革命”及能源政策转向,在这两年中已经显示出了巨大影响.奥巴马始终力主加强美国的能源独立地位,而他所力推的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及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扩展,则使得这一承诺看起来已经逐步实现.2011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逾1700 亿立方米,其所占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由2006 年的1% 上升到35%,平均年增长48%,而国内总计750 万亿方的页岩气储量可供给美国数百年的能源消耗.据权威机构统计,仅2010 年页岩气产业就为美国带来760 亿美元的增长、60 万的就业、186 亿的联邦财政收入以及未来5 年内2.9% 的工业增长.与此同时,2011年度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同比增长3.6%,而同年其原油总进口下降3.2%,成品油进口下降8%,能源自给率达81%,美国正在从主要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可能最大的能源输出国.
美国能源自主性正逐步加强的趋势无疑值得我们严肃对待.总体而言,能源供应的充沛对于未来全球的稳定与发展的确是有利的,但就具体情况看,美国自然在其中获利最多,而诸如中东、俄、巴（西）等传统能源出口国,以及如中国般的主要能源消耗国则可能因此面临更多的发展不确定性.
一方面,美国能源产出的剧增无疑将引起全球能源的下跌,当前“新兴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等大国经济将承受愈发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增强自身的能源独立性,美国未来在中东的战略施展将摆脱诸多束缚与考量,这可能会使其在如伊朗等敏感问题上进一步趋向单边主义路径,而不再重视海湾地区阿拉伯盟友们的利益计算.对于中国而言,美国能源地位的改善使其在逐渐失势的对华经济竞争中又获得了一份极重的筹码,在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其主导性地位将进一步加强,引导或遏制中国的手段也因此愈发多样、灵活.
全球治理进入困难时期
从气候变化到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后危机时代仍然存在着诸多全球性问题,世界对于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的需求事实上是愈发紧迫和强烈的.然而,就近两年来的情势看,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在逐步下降,而其主要原因正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预期的普遍悲观.这一情况使得全球化进程在未来短期内将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停滞,全球治理的推进可能遭遇在各主权国家政府、民众两个层次上的巨大阻力.
在近年来世界总体经济局势持续悲观的状况下,原先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参与国政府为优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纷纷变得保守化、内向化,同时它们也为了保障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而把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如何迎合国内民众最直接、紧迫的切身利益诉求上,使得各大国政府都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弱领导化”趋势,这便造成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大国目前既无意愿也无强行动力真正投入到全球治理事业当中的局面.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言语与行动的脱节、口惠而实不至的现象,其原因皆在于此.
另一方面,全球公民层面上的“反全球化”浪潮汹涌进一步给全球治理的发展造成困难.而这首先是源于世界范围内,从经济学家到普通民众,对自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的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质疑.人们意识到,在新自由主义指导甚至是支配下的此轮全球化运动逐渐走向了极端,把市场奉为至高无上的崇拜物,于是各行为体和参与者在一定意义上过度倾向于“放任自由”主义,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人为的控制与治理,而虔信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以其霸权地位所缔造的一系列国际机制（也包括一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则进一步使这种危机四伏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合法化,最终酿成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时期仍能勉强度日的此轮全球化中的“输家”（如欧、美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于危机爆发后意识到了自己长期以来所承受的社会经济不公,并时常在群众运动的激愤形式下将这种不公较为极端地归因到全球化进程上来,使得“反全球化”之声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之类的全球各地活动当中不绝于耳,呼吁全球治理的理性之声逐渐被其淹没.
中国外交的应对之策
面对后危机时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变化动向,中国非常需要捋清楚自己的定位,如何处理国际上对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期待,同我们自身实力与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认知差距,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中国外交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仍是重中之重,合作是唯一选择
中国当前处于“将起未起”的状态,而美国看似好像是“将落未落”,两个世人眼中未来“超级大国”的关系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这“一起一落”的敏感境地之中.在这一时期当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千百年来的历史似乎在暗示着“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从民族情绪上看,国民在看待彼此时都是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甚至自负）和“被害妄想症”式的敏感心理.但在如此困难的情势之下,中美关系却必须搞好.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的未来发展,更会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
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调整
我们常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来描述中国外交的政策关切面,加上近年来对软实力发展与议题性外交（如气候变化等）的强调,基本构成了今天我们外交的总体布局.在未来的后危机时代,这几项工作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重视与推进,任重而道远.
在大国关系当中,与俄罗斯、巴西、德国的关系发展可以作为我们改善整体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目前这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就单个国家而言）,深厚的经济互补性,在经贸往来中为这三对双边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能源、贸易、人员、文化的往来继续推进自不必说,而下一步的攻坚工作在于如何推动中国外交与此三国在战略与高政治领域的协调,切实消弭三国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此外,在与英、法等对中国体制持有偏见的老牌发达国家交往当中,应尽力做到求同存异,追求正常双边关系,尽可能不受意识形态价值左右.对待印度、日本可能在双边关系上的有意挑衅,我们也需随时做好准备,把矛盾控制在较温和的范围内,主动、尽早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现有与潜在的利益冲突点.
在周边关系层面,中国外交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弥补之前的轻视与错误.针对周边对中国发展抱有较深嫉妒或恐惧的国家,中国应该报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不卑不亢,尤其不能为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所诱导,在切实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大国姿态.
加强与“中等强国”的联系
“中等强国”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参与国际事务的较高积极性的中等实力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阿根廷、印尼、沙特、南非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外交中至今没有给予这些国家明确的定位与考量,而在后危机时代,随着国际权力分散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它们在国际尤其是各自地区事务当中的参与力度与塑造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与各中等强国加强交往,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稳定未来“权力碎片化”下的国际热点局势.如沙特、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就是未来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后在中东各热点问题上的表态中不可回避的因素.
其次,有益于充实中国在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中的作为与影响.如印尼可以成为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重要对话伙伴,重视阿根廷、南非等作为“新兴国家”、“第二梯队”核心成员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十分有益,而中等国家对于多边外交的天然热情也有助于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交流.
最后,中等强国大多与西方传统强国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同时又有对美国等大国诸多作为的不满,有凭借自身重新向世界解释西方价值的意愿.从这一点上来看,与中等强国的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交往中第二维度的补充,使其得以充当中西交流对话的一座新桥梁.
（摘自现代出版社《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危机时代和中国式突围》 作者：金灿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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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经济贸易的问题和
刘绍春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牙克石 022100）摘要以危机缓和后的国际以及国内经济贸易情况作为研究基础,通过观察实际的经济运作情况对工业和贸易发展的影响,了解市场的萎缩.
中美关系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四种意识
“特朗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逐步发展和形成,美、中、俄、欧……组成的大国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和定位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将在特朗普执政.
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任务和
一、2017年我国国际传播回顾2017年,对于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以稳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13的贡献；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dqu.
新时代厂商关系的时代定位
在中国家电产业流通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发展过程中,现代家电一直坚定不移的倡导中国家电代理商在流通渠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鲜明的定位和作用,其价值决不能忽视 而在当下渠道变革的过程中,一些新渠道、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