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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论文参考文献：
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社会人类学教授约翰·布莱金( John Blacking,1928—1990)的《人的音乐性》 (Hwo Musical Is Man)是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他主要借用人类学的方法,以南非部落文达人的音乐研究为主,结合自己对文达女孩的成年礼及其音乐所做的田野调查,解释文达人的音乐文化含义.通过阐释音乐与其存在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音乐和音乐背后的人.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著作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学术经历,分析著作中体现的核心文化观念及其研究视角,帮助读者理解著作,了解其研究特色及方法.
文化历史背景及作者学术经历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着战后科技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交织并进,侵袭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并赋予这个时代流派众多、标新立异的特点.在这个思潮竞技的时代,西方音乐学界虽然也呈现出各种文艺思潮多元并存的格局,但从总体上讲,学界大多数涉及音乐理论观点,仍然局限于音乐本体特性的讨论.作为20世纪西方音乐理论研究两大阵营的民族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中,民族音乐学仍被置于从属的地位.以20世纪众多音乐体系分析法为例,关注音乐本体研究的学术成果在当时比比皆是：申克式图表音乐分析体系对音乐作品的分析是从音乐的结构人手的；兴德米特音乐分析理论注重的是音的关系,强调音乐中各因素的有机整合；而十二音序列音乐分析法,在当时虽被认为是20世纪的音乐代名词,但其研究也并没有延伸至音乐本体之外.此时,以古希腊哲学为渊源的西方人类学,却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逐步走向专业化.昔日处于边缘的非西方民族逐渐进入学界视野,学者的学术创见在相互批评与论战中交流共生,进一步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并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个新的时代.
约翰·布莱金就成长在这样—个时代,他之所以踏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之路,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生活经历也使得他的民族音乐学的足迹变得逐渐坚实而清晰起来.他早年接受英国教会学校教育,二战后在马来西亚服兵役的经历,使他初步有了对不同文化的感触.1949年入剑桥大学学人类学.1954年在南非与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胡戈·崔塞(Hugh Tracey)博士结识后,开始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尤其是在1956~1958年间对南非文达人进行的实地调查,以及他在南美大亚马逊河流域对当地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工作,使他跨入异文化的领域,获得了丰厚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田野资料.1971年,他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为约翰·丹兹特聘教授期间,借助大学的教学“瓶颈”,将自己对南非部落文达女孩的成人礼及其音乐所作的田野资料整理成稿,每周做一次讲座,试图用文达人的看法来矫正自己的思想,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理解文达人的音乐文化含义,打破了当时注重“音乐本体”研究的思维范式,给了学界—个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
1973年,这些讲稿被集中整理成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命名为“Hw. Musical Is Man”,并被译为日、法、意等11种不同语言.2007年5月此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问世,以《人的音乐性》为名,由马英珺翻译,陈铭道教授校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一译著篇幅不长,却为更多中文读者亲近作者,了解其理论观点,提供了可能.
著作中的主要文化观念和理论视角
约翰·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 (Hw. Musical Is Man) -书序言中就曾声明,这本书并不是针对人类具有怎样的音乐能力的学术性研究,但从中我们可以品读到他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呈现出的,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音乐的理解.其独特的视角,是对音乐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在学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占有一席之地.
(—)相对主义文化观
约翰·布莱金在著作中始终强调对“非我”文化的体验与尊重,表明其文化相对思想的音乐价值观.他承认不同音乐体系有其特殊性,更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音乐的交流需要有音乐体验中的文化认同,需要承认并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著作第一章中,作者就明确了自己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反对态度.他以一位出色的文达音乐家通过西肖尔( Carl Seashore)的音乐天才测试时,可能其音乐能力并不被认可为例,对当今“音乐测试和音乐能力的评价”提出质疑.他认为对人类音乐能力的评估,不可能用单一的标准得出客观的评价.脱离被评价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去理解他的音乐能力；脱离音响存在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去评价音响的好坏,都不可能得出客观地评估.
音乐本身无好坏,音乐的简单与复杂不是评判音乐好坏的唯一标准,其复杂性与普遍的音乐能力也毫无关系.陈铭道教授曾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的专题讲座中提到,约翰·布莱金的《人的音乐性》一书是“民族音乐学界的一尊炮弹”.他的每一句话都如炮弹一般轰击着人类头脑中盘踞了上百年的文化偏见.作者以对文达音乐的记叙,表达了他对于“非我”文化的观念立场,表明了对多元文化的价值尊重,用相对主义文化观强调对他者文化的体验与认同.他以“局内人”的身份去体验理解,才使得作为“局外人”的分析与解释更加贴近事实,这一学术态度也是对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者错误的价值取向的有力抨击与反思.
(二)结构主义理论范式
洛秦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一书中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种解释说：“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加以观察,并通过蕴含于事物构成因素中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约翰·布莱金在著作中就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著作章节题目便可读出笔者的主旨将在—个彼此牵连,甚至亦彼亦此的意义之网中展开.通览全文,作者有对音乐与它所存在的社会间的关联性的特别关照.
有关“音响秩序”的论述,他以欧洲民族音乐教育背景下的听众和非洲音乐背景下的孔乔音乐家,二者对同一段扎伊尔比腾博长笛音乐片段中的和声进行的不同解释为例,说明同一段音乐中音与音的序列关系会在不同人群中获得不同的解释.他关注到了人的认知体系和相互关系对音乐秩序理解的影响.作者还将这段音乐与演奏者演奏时的身体动作联系起来,使其音响秩序又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进一步说明,作为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可以在音乐以外的结构原则中探寻观察音响的秩序.
作者一再强调音响与人类、音乐与其存在的社会、文化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以一个贵族男孩和一个贵族女孩,在文达社会因其成年后的社会分工不同,其音乐能力的发展得到不同的社会关注,音乐能力得到不同的发展.说明社会因素在实现控制音乐能力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文达人社会中,作为贵族女孩的音乐才能的发展,不依托她是否具有非凡的音乐基因遗传,而因被要求成年后对女子成年礼学校的监管,以及音乐在其中的教诲和仪式功能,她的音乐能力的发展被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许,她的音乐才能也得到相应的提升.而一位具有非凡音乐才能的贵族男孩,因为文达社会对其成年后的社会期望不同,其音乐能力的发展得不到文达人的鼓励和赞许,因此,其音乐才能的发展受到限制.以此说明社会因素与人的音乐能力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作者对文达社会中“人类”“音响”“社会”等因素间深层结构关系的探寻与例证,承认了音乐与人有关,音乐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有关.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与此不可分割,并在相互的联系中相互作用的表达,体现了作者的结构主义哲学思考.
(三)文化中的音乐研究
梅里亚姆(Alan P_Memam) 1960年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文化中音乐之研究”,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模式,通过音乐概念、音乐行为的探讨,把音乐和人类社会、思维、行为方式等一系列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约翰·布莱金在著作中也坚持将音乐放在创造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
在有关“音乐起源”的论述中,他否定了两种研究音乐史的进化论方法：一种是通过鸟兽求偶呼唤,唤起原始人反应的音乐历史溯源；另一种是认为音乐风格的发展是其自身的产物.他认为这种推测性的世界音乐史研究方法,对于“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的音乐起源研究毫无意义.理解—个音乐体系或音乐能力应首先把它作为其“文化和社会中人类思维的产品”,而不是某一音乐史阶段.所具有的音乐性不能用推测去解释,而是在其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产生音响模式的整个过程中去找寻答案.
著述中,作者在文化中去研究和理解音乐.他将目光投入音响背后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中去,努力发现音响与某种特定情感表达的音乐模式之间的联系.将音乐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探寻音乐形象背后的文化观念.他关注到了文达音乐体系存在的特殊性,他认为脱离音乐赖以存在的文化、社会语境,去研究音乐的表达或音乐能力的发展,会有失偏颇.他在文中指出,欧洲早期的复调音乐和非洲音乐的复节奏,其技术的来源肯定都存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活动中.音响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可能是自主的声音形式,不能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应当被看作是人所存在的世界的音乐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音乐体系是不同的,而在音乐存在的整体模式中,也蕴含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艺术,音响中的情感表达存在于音乐创造者的文化观念之中.它所具备的情感内涵也是与人类的情感紧密相连的,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模式之中.
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地域,所产生的音乐是有区别的,这不仅仅是音乐本体的区别,透过本体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因素,而不同的文化又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间人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又会通过不同的形式被表达.约翰·布莱金在著述中,将文达音乐置于它所存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中去理解,关注到音响背后的文化与情感.这种“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更有利于对音乐内涵的深刻揭示和把握,走进“他者”文化,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产生文化认同.
(四)象征符号音乐释义
当我们在评价一段音乐的好坏时,如果仅仅停留于音乐本身,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音乐表现的良好技艺.当我们将其放置在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中去体验和解释时,不论音乐简单抑或复杂,它将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更强的艺术性和效用.
约翰·布莱金在著作中谈到文达人仪式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他认为脱离文化的音乐解释和比较是极其危险的.文达人婚前成年礼中的咚吧仪式,用音乐和舞蹈象征性地表现了间的交流和胎儿的诞生过程.作者融入到文达人的文化和社会中,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理解咚吧舞蹈,对咚吧舞蹈及其音乐进行分析解释,从而更合乎逻辑的解释了这一音乐艺术表达中深层的思想内涵,消除了人们对咚吧舞蹈的误解.在对“咚吧音乐”中女声演唱的“库洛”与文达人的民族舞蹈“茨科纳”中的“姆塔乌哈” (mutha)簧管乐器的演奏比较中,作者阐释了它们所体现的不同社会功能.二者所使用的是同一种基本的和声进行,但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调式也有变化：姆塔乌哈是由男性用簧管乐器演奏,而库洛是由女性演唱.他认为二者的区别,不是旋律、速度或音色上的简单变化,而是不同的音乐功能所产生的变化.将音乐的模式与它所存在的文化和社会的模式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深描,从而理解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符号的意义,才能够更精确的解释它.
音乐虽不能直接改变社会或表达对社会的关切,但是它的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社会文化烙印,在人类相互作用间的认知体系中,它会被赋予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约翰·布莱金多次将音乐问题提升为社会问题,强调文达音乐的政治性.努力用文达音乐的“政治性”说明音乐不是一种“封闭体系的—部分”,而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对音乐结构的功能分析,不能脱离其社会功能的结构”.在著作第二章中,他以文达人对欧洲音乐的态度为例,分析了这一极具音乐性的民族为什么对欧洲音乐及萁技术不感兴趣,究其原因并不是对其音响和技术上的否定,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使得文达人不但漠视欧洲的音乐,甚至对欧洲音乐产生敌意.他在第四章中也指出,文达人的音乐结构最重要的特征与文达人的社会特征相符,都是一种共享的体验,文达音乐之间的关系也与其社会关系相平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间的音乐文化差异可能不是音乐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音乐作为文化和社会中的音乐,音乐风格的差异反映社会的差异,音乐风格的变化也是社会变化的反映.
可以说,此著作从始至终都是把音乐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加以观察的,笔者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身份转换,分析音乐与之存在土壤间的密切联系,把音乐作为一种象征或符号,将呈现的音乐模式以一种社会状态或情感体验的文化符号表达出来,以反映社会中的人的某种共享体验,使得音乐的意义超越了音乐本身.
结语
《人的音乐性》为南非音乐文化打开了一扇对外沟通的窗.作者通过丰富的田野资料,试图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读文达人的音乐,表明其相对主义文化观.其理论思想独树一帜,在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中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多角度的审视与思考,对学界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缺失.
作者对文达音乐的理解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对文达人音乐理解的问题,这在国际音乐学界对边缘音乐文化的理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需要保护文化的多样陛,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发达民族,抑或是落后民族,他们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自身文化的权利.但从文化本身的质量、规律、影响力等方面看,文化间又不能等量齐观,是有差别的.有些文化成为主流,有些文化可能在边缘或者圈外,这么看文化间又是有差别的,我们也需要承认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面对当今文化所呈现出的多元动态发展趋势,在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间是如何发展与维护自身的音乐身份的,值得学界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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