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约治理重构,该文是关于背景方面论文怎么写跟乡约和重构和战略类本科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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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约治理”是包含乡约文本与乡村基层组织（包含管理人员）的复合体,是存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机制.将“乡约治理”中的有益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予以创新和重构,有利于引领乡村“蝶变”,进而促进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理论为探讨“乡约治理”权威来源提供了分析框架,并以传统“乡约治理”的精华为基础进行创新和转化,在分析乡村治理困境的基础上,对乡约治理在新时代予以重构.
关键词：乡约治理；权威；乡村治理
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对周边农村资源的“虹吸效应”是我国乡村逐步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城乡发展失调的格局.实际上,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农村也存在衰落日趋严重的客观情况.无数知识分子为复兴农村作了大量的努力,其中以梁漱溟和杨开道最为典型,他们从多个角度对古代乡约制度进行了研究.从前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乡约治理”中的有益元素对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乡约治理的概念及时代价值
1.乡约治理的概念
“乡约”一词含义丰富,学术界着重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理解：一是以契约的方式调整乡村社会秩序的成文条约.比如,清代泰安府东阿县的戒赌碑所载的“本庄同心合意戒赌,不独本庄,出外三里亦不许本庄人去赌”1 .二是传统基层自治组织.这是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员违反规约或需要集体决策时发挥作用.三是宗族内部设立的管理人员.乡约一职一般仿效嫡长子继承制,由长子长孙担任.本文借鉴杨开道先生在其著作中所下定义“由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2 ,将“乡约治理”定义为包含乡约文本与乡村基层组织（包含管理人员）的复合体,其中基层社会组织是古代乡村治理的纬线,成文或不成文的乡约文本就是古代乡村治理的经线,经纬有效结合构成了存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机制.
2.乡约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时代价值
⑴新乡约治理是基层法治的有益补充.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矛盾和冲突,多是由田间地头、婚丧嫁娶的小事引起,成文法对于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适用性较弱,而利用乡约治理在熟人社会的权威性通过“说和”等方式解决争端并通过有效解决村民矛盾进一步强化新“乡贤”的威信,在乡村社会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模式配合与法律、风俗习惯相适应的成文乡约,有利于法治精神在农村落地生根,是基层法治的有益补充.
⑵新乡约治理有助于引领乡村“ 蝶变”.“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乡约治理中的新“乡约”、新“乡贤”是乡村要素单向流入城市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乡贤”、新“乡约”大多数懂农业、爱农村、懂农民,他们具有应对农村纷繁复杂局面的能力,而且普遍根植于乡村,愿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智囊和引路人.3 通过这些“村中能人”引导资源投入和要素集聚,能够实现乡村新的“蝶变”.
⑶新乡约治理有助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薪火相传.乡村文化精粹因城市消费文化和市民意识的侵入而变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急剧发展使得传统农耕文化脆弱不堪,这种情况需要大量培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乡贤,使他们反哺乡村,找到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中的症结,真正溯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4 比如,近年来流行的民宿文化就是新乡贤找寻包括乡土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农耕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予以创新和转化的典型.
二、乡约权威来源的探讨
乡约治理虽缺乏正式有效的组织机制,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存续长达一千多年.因此,找到乡约治理的强大生命力及乡约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适用条件,对乡约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韦伯对权威理论作了大量研究,认为权威是通过合法的,或约定俗成的,或自身魅力而使他人服从的可能性,分为：1.合法的权威,其权威来源于组织的制度或者在组织中的职位,权威来源具有明确可追溯路径；2.传统的权威,其权威来源于传统的风俗习惯或者约定俗成,经过时间的洗礼,权威的来源路径较为模糊；3.魅力型权威,由于个人魅力或者宗教的神圣性所获得的权威.5
传统权威是乡约治理有效性的主要支撑,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等级名分教化社会的“天理”,即“三纲五常”,其核心是*道德上的无条件服从.但传统权威并非乡约治理权威来源的全部,它还同时兼具合法权威与魅力型权威.6
1.乡约治理的传统型权威来源
乡约治理的传统型权威与中国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特征密切相联.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相互知根知底,依靠脸面维持社会信用系统,而这种脸面来自于村民之间世代接触对相互人品、才干的掌握,其实质是村民对于获得熟人社会信任的需求以及因破坏规矩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并依靠婚丧嫁娶等仪式化的形式和宗族利益最大化的内核得以存续.7 熟人社会的“脸面”及累代共处所产生的*道德上的规矩意识是乡约治理传统型权威的主要来源.这种权威来源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主要力量.
2.乡约治理的合法型权威来源
乡约治理本质上是松散的组织结构与缺乏法律基础的成文乡约的结合体.它自身并非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但乡约的组织者却成了国家治理系统在乡间的毛细血管,在乡间经手*村民纳粮当差和公共活动的职能.这种不同程度的支持与认可,相当于来自的某种合法性的授权.8 比如,明朝就在乡村实行“老人制”,在当地选拔年龄大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平息乡里争讼的裁决者,这其实就是获得了来自的认可.
3.乡约治理的魅力型权威来源
魅力型权威分为：一是士绅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进而具有“半官僚”身份,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崇拜所具有的魅力.二是宗族领袖通过对晚辈在修身治家、道德传承的教化,成为传统乡村德高望重的典范.三是庶民地主依靠土地或商业资本在乡间具有经济资源的支配力.乡约治理的魅力型权威来源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资源的掌握者,更是因为这些权威的拥有者通过在乡村社会兴办学校、修建道路桥梁等公共事务,以自身力量泽被乡里,使乡村社会治理有序.比如,《章丘县志》记载：“嘉庆十五年巩家村村民巩文礼、巩存方倡议由巩家、赵家、沈家、尹家、柴家、北套诸村,按户捐资修建马家口至左家闸漯河河道500丈.当年竣工.知县王嵩撰写《修漯河马家口至左家闸记》勒石纪文,文载县志”.
三、新乡约治理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1.撤村并居加剧乡村原子化倾向
近年来出现的乡村及村民的原子化主要是因为撤村并居、外出打工等原因导致的村庄、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减弱、情感和信息互动频次降低,对于乡村集体的认同感逐渐消退,原有的熟人社会的信用约束机制作用减弱.村庄共同利益在缺失共同情感下逐步变成了似乎与每个村庄每个村民都无关的事情,这就好比失去连接的原子在空间中的无序、混乱,成为乡村治理的难题.
2.宗族势力的“马太效应”显现
正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所说：“凡有的,还要多倍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宗族势力在一些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恢复和蔓延,他们在经济上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后谋求通过宗族势力把持或对抗基层政权组织,影响农村党组织建设,甚至出现了“宗族党支部”,宗族势力的“马太效应”显现,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3.成文乡约有待深化和实践检验
与国家的成文法不同,成文乡约大多来源于传统习俗及乡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老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更贴近田间地头的生活实践及中华传统文化,但也存在制定过程的不科学以及条框的语焉不详,这些都影响了成文乡约作用的发挥.比如,受农村遗产传男不传女的习俗影响,强制收回出嫁女的承包土地及集体资产的收益权,这与相关法律是相违背的.因此,这些成文乡约都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经过实践的检验.
四、乡约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构路径
1.创新政策支持,培育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和智囊
要实现乡村振兴所提出的“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关键在于通过政策支持使“新乡贤”“新乡约”能够切实发挥“领头雁”和“智囊团”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懂农业的本村人”担任领头雁,要有“爱农村的外村人”担当智囊.乡村振兴中要注重搭建“舞台”,宣传典型,引领“乡村能人”主动站出来,分享创业经验和致富本领.同时要注意发挥“爱农村的外村人”的智囊作用,借助“外智”“外脑”帮助更多的农民实现职业化.
2.加强党建和制度建设,维护乡村治理的政治生态平衡
乡村政治生态平衡包含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宏观指官治与乡村自治的平衡,微观指乡村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从宏观上来讲,上千年乡约治理的历史其实就是官治与乡村自治博弈、融合、平衡的历史.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官治系统在乡土社会难以有效运作,其需要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自治系统的配合,放眼现在可以采用吸收新乡贤入党、加强党对乡村自治系统的领导等方法.从微观上来讲,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马太效应”显现,少数地区“村痞恶霸”等黑恶势力抬头,维护乡村内部政治力量平衡迫在眉睫,所以要通过新一轮扫黑除恶净化政治生态,依靠制度实现乡村政治力量的平衡发展,如更加细化基层组织交叉任职、任职资格、连任期限的规定.
3.发掘并传承农耕文化,重视道德教化
农耕文化历经时代转换和文明嬗变,是乡村治理的根脉,这种根脉脆弱且不可逆.乡约治理要注重发掘并传承农耕文化,通过“接地气、通民情”的文化传承活动特别是通过编纂族谱、村志等活动增强乡村凝聚力.此外还要通过设立保障成文乡约执行与监督的公共管理机构,重视发挥红白喜事会等的道德教化作用,行之有效地促进成文乡约的施行.
引文注释
1 刘玉梅.新技术条件下文物鉴定与鉴赏方法探析[J].艺术科技,2017,30(02):134+160.
2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 袁民臣.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新乡贤与乡村治理[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7.
4 俞慈珍.基于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的研究[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2):114-120.
5 秦广强,李路路.从“经济决定”到“权威支配”:阶级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内在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7(06):90-96.
6 占建青,朱瑾.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文化困境与调适[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6(02):84-88.
7 范瑞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理论观察,2016(08):104-106.
8 周家明,刘祖云.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J].民俗研究,2013(05):65-70.
（作者单位：山东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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