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和制度对伯林两种自由观的重新解读,该文是制度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伯林和伯林两种和制度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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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诠释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念,揭示出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对权威与制度产生冲突时的不同态度,积极自由强调将权威掌握在自己手中,消极自由认为应该设法消解权威的过度膨胀.本文肯定了伯林自由观的重要地位,同时批判性地审视了这个观念,提出自己对于制度改善方面的一些想法.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权威；制度；冲突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为了人类世界的共同发展,进行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原本闭塞的各国之间,也随着时代的脚步或自愿或被强制性地打开了自家的大门,而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各国间的普遍确立,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铺了一条康庄大道.随着各国间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就成为了各国深入交往和发展的又一棘手问题.
在社会制度构成方面,东西方的学者对彼此的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位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同情心的哲学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凭借其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能力,对东西方关于自由的理解作了一番透彻的、批判性的研究与总结.伯林的《自由四论》给了不论是对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一个共同的安静时刻,在这一片刻中,静下心来,抛开那些根深蒂固的由于地缘差异导致的文化分歧,唤醒每一位学者内心深处的同情心,真正去理解东西方两种自由观的差异所在,共同为人类将来的命运做出冷静分析.
一、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念
伯林将东西方各执一词的关于自由的观念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观念的核心在于希望约束权威本身,而积极自由观念的核心则在于希望将这种权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①这是伯林在谈及两种自由观念的差异时谈到的关键内容.伯林的这种区分方法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他将自己对两种制度的理解传播给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让我们通过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这两种争论不休的自由观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了解,这方面伯林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伯林终究无法突破西方人的身份,他的教育经历、成长环境、人生经验大部分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取的,而这些对他的思维方式、思考立场和角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他拥有超乎寻常人的深入骨髓的同情心,但是身份、地位、漫漫一生的经历都是他无法突破和跨越的界限与障碍.
伯林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观念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对消极自由观念的批判主要在于其对自由的定义.消极自由者将自由定义为“个体在某一领域中的行为不被干涉,其关键之一在于这一领域的大小；关键之二在于不被干涉.”②但是对于领域的大小西方各派学者之间也是争论不休.而伯林也同样对其关于自由的观念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人类在面对权威时选择的“退居内在城堡”式的消极方式,人类发现自己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始终受到各种自然的、人为的（政治的）条件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选择克制自己的来达到解放自我、实现自由的目的,认为任何我做不到的就是我不想要的,我需要的是在一定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而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批判性反思更是集合众家之言,全面地考察了关于积极自由观念的方方面面.而批判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划出一幅美丽蓝图——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是充满理性而又自觉的存在,规则将会消亡,因为在充满理性的世界规则将不再被需要,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一位理性的人会一起制定出比较一致的社会管理方案,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会和谐的相处与发展.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中,将这样的蓝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歪曲,他们声称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在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社会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理性的观念,以国家利益为主,奉献甚至牺牲个体的自由.这就是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关键之所在.在未到达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积极自由者们更多的是通过小我与大我、国家和个人的类比手段,将自由之争巧地妙转化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这一阶段在西方消极自由主义者眼中则是打着自由的幌子,却行使专制主义之实.另一方面,积极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与平等、地位、安全、人们对被承认的需要等内容相等同化,引导人们为了安全、平等、地位等方面自愿让出自己的自由,但是这些不同于自由的人的其他权利本质上根本不以自由作为其前提条件,又何谈让出自由以实现其他的权利呢？而在西方学者都困惑不已的方面,伯林也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些人宁愿选择让自己处于自己群体中某个人的集权统治之下,也绝不会选择接受一些文明的、小心谨慎的外人的管治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大多数人将自由无限等同于对地位的寻求,等同于其对自身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地位的承认程度,所以,他们宁愿选择自己人的极权统治,也绝不屈服于外族的文明管制.
循着伯林的思路往下走,我们了解了“消极自由渴望约束权威本身,而积极自由则希望把权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二者的根本分歧所在”③.但究其根本来看,人类逃不出的仍是权威的控制.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们为自己创造的制度赋予一定的权威,本意是在这种制度下,人类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感知生命,作为自然人,我们需要的是衣食果腹,拥有满足生存的条件；而作为社会人,我们的人性变得更为复杂,渴望平等、自由、公正、安全、发展等更加丰富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需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管理人们的制度也应该随之做出合理改变.所以,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区分固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最关键、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权威与自由发生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们应该继续调整和发展制度；或是质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权威与自由的冲突问题.
二、制度与自由
正如上文提到的一样,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念确实解决了东西方学者因互不理解而相互抵制的局面,也确实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引导大家站在这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世界的局势,共同关注人类的命运.但是,依笔者之见,相互理解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它只充当一个很浅显的前提作用.要深入思考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发展问题,不能仅停留在对两种自由的理解层面上,而应该勇敢直面引起两种自由冲突的本质问题——权威与自由的斗争.
权威,近乎于制度.因为权威是群居的人类为了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而让渡出的个人权利的结晶,它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大家赋予某种制度或者制度下的某个机关一定的权力,人充当的不过是在其位谋其职的功能.所以,权威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是完整成体系的制度.两种自由的矛盾背后隐藏的是权威与自由的冲突,而权威与自由的冲突则表现为制度与自由的对抗与斗争.
关于自由,伯林在他的著作中讨论过其与平等、安全、地位等要素的关系问题,他用东方人民把自由与平等、与对地位的追求混淆,来巧妙地解释东方人民宁愿身陷同族人的极权统治之下,也绝不接受外族人的文明管制的原因.但是自由与平等、地位等这些观念的区别到底在那些方面,伯林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区分.所以,这是伯林的这些观念中存疑的一个方面.而关于这个疑点,笔者不同意伯林那些似有若无的说法.笔者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的所有基本权利可以得到基本保障,而基本权利恰恰包含了人们对于平等、安全、发展、尊严、地位等方面的需求.如果用数集概念来说明的话,人们对平等、安全、尊严等方面的追求是实现自由的真子集,而只有这些需求都得以满足,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自由.
在掌握了制度与自由的基本含义之后,我们可以很明晰地得出,解决权威与自由的矛盾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管理人类社会的制度,而完善制度的目标则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使人民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三、制度的改善与发展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管理社会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两种社会制度之下,各自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组织形式、历史文化构成等都不尽相同.在伯林看来,其不同意将科学发展的模式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上,他认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之中,存在着唯一确定不变的真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却不可同日而语.他主张人类社会发展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而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多条道路以供个人选择④,并以此类推于国家制度的选择与发展.
伯林的多元主义兼容并包,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当我们理性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史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最为深入和独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不适合的生产关系则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人类制度的构成与发展隶属于多种生产关系之中,所以,社会制度的发展也同样受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目前人类社会上存在的两种制度也正是由于两种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异较大所导致的.两种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资本主义制度中一直无法根治的问题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而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则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以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1978年,我国在以为主的党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为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此,中国人民走向致富之路.对于中国而言,这次伟大的转折,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面对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下,做出的变化,这一伟大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贫穷,立足于世界.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欧洲、美洲经济市场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而带领人民走出这一困境的是凯恩斯主义.也就是一改资本主义制度中以往政府不插手市场作用的机制,政府利用其权力,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市场经济给予一定的管制,修复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将国家的手与市场的手结合起来,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美国总统罗斯福结合凯恩斯主义,颁布了一系列新政,首先率领美国人民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并迅速恢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两项历史事件明确地向我们昭示,两种制度无论孰优孰劣,面对人类共同的困难,它们会相互补充和发展.而人类未来社会制度的发展应该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创造出更加适合未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制度.
因此,笔者并不认同伯林的多元主义,认为自由的核心主要在于一种制度为其人民提供多少条道路；我认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适合这一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会形成自有的一套体系,同时也会形成最合适的一套社会制度.正如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最终走向相似的道路（都采取国家和市场双重管制）一样,整体的社会制度最终也会万剑归一,走向基本相似的一套制度体系,而这套体系笔者认为无限接近于共产主义制度（包含随时代特点而做出的特殊调整与改变）.
引文注释
①②③④[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5,214,215,218.
参考文献
[1]王勃.在积极与消极之间——伯林两种自由观再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2]陈文斌.两种自由概念之辨——论伯林的自由观[J].宜宾学院学报,2015.
[3]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J].社会科学论坛,2005.
[4] 邓春梅.论伯林的自由观——从两种自由概念谈起[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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