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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和《光变》:从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到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故事论文写作 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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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以下简称《光变》)是一本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工业题材著作,它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这个企业和中国电子工业60 多年的辉煌、困境和再次崛起.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用中国企业的实际事例传递关于技术和工业发展的理论,令读者在揪心于企业、工业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技术和产业进步如何发生、后进者如何掌握技术、企业领导人的信念和战略如何决定市场竞争的走向.《光变》以聚焦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的方式开创了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而这种讲法展示了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一依照学术界的惯例,一位学者在特定领域确立权威地位之后,往往专业化地精耕细作、持续地扩大影响.但是,在以主要理论家的身份推动自主创新成为国策之后不久,路风却于2009 年春季转入企业史研究.在之后的六年半中,写作《光变》这部长达40 余万字的大书成为他的主要工作.这种选择自然会引发疑问:为什么路风从正处于炙手可热状态的自主创新领域进入乏人问津的企业史领域;他的新作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不同凡响.在逐步回应上述疑问之前,笔者首先概括本书的内容.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构成本书主体的、具有递进关系的三重结构,第二部分是对于上述三重结构的理论解读.第一重结构是京东方的演进过程.第二重结构是贯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广义的电子工业史.第三重结构是新中国工业史.如果说关于本书的三重结构的内在关系的以上分析稍嫌机械的话, 那么, 在引入中国工业精神———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之后,上述三重结构之间的关系将会豁然开朗.在本书作者看来,中国工业精神的要点有二:一是坚持自主地掌握技术,二是在连续地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实现发展.所以,中国工业精神的实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之下,北京电子管厂才推动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从国有工厂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京东方才在2008 年之后完成了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资金规模的扩张并开创了中国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同样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之下,中国工业才在经历曲折之后持续发展.在本书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精神如何塑造企业的发展路径.

值得提及的是,作者的这种研究思路与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传统相契合.这个研究传统就是通过对领先产业的研究来理解特定时代的经济体系的特征.马克思对棉纺工业的深入观察、钱德勒对铁路、电报和重化学工业所进行的分析都属于这一传统.20 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传统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被追加了新的内容:关注领先产业的相关研究开始集中到关于领先产业中的领先企业的研究上来.很明显,广义的电子产业是中国经济中的领先产业,而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则是这一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先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依托中国企业的实践发展了这一重要的、但是被中国学术界忽视的研究传统.

二关于如何讲述中国的经济发展故事,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成长归结为市场化的结果,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则强调政府的作用.在现象上,两派的观点南辕北辙;在实质上,两派的思路大同小异.具体来说,这些学者都倾向于从抽象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区别只在于他们重视的制度分别是市场或私有制和政府或国有制而已.用经典作家的用语来表达,两派学者关注的都是以所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没有对生产组织方式给予应有的重视.于是,在他们的研究之中,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理解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关键视角———都被付之阙如.正是这个原因,这些研究可以统称为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而这种讲法显然难逃黑板经济学之讥.

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企业无非是契约的集合、企业的生产活动只需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进行理解;在一些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企业以及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从来不是他们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主题,尽管经典作家早就召唤他们关注那个被叫作“隐蔽场所”的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被这种讲法支配,我们既无法从理论上归纳中国经验,也难以回应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在增加的挑战.笔者之所以认为《光变》以聚焦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的方式开创了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本书的明线是企业史,暗线则是从生产活动———作者所说的能力和知识的形成过程———来理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第二, 《光变》的最后一章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从微观层面的能力构筑或知识形成的角度理解后进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思路.这种思路显然和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的倡导者们的思路形成对峙.

三在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开创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必要性.但是,为什么路风能够率先在这个方向上实现突破?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三个难点.

第一,以不同于主流的方法讲述中国故事,要求讲述者具有新颖且适用的理论基础.通读《光变》,读者将会发现,作者一直以和刻板的主流经济学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种讲法的两种理论基础———进行比较的形式,展现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分析.很多读者知道,在经济学的世界之中,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是三种主要范式.因此,在逻辑上,超越以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的第一种讲法意味着中国故事的新讲法的倡导者必须熟悉演化经济学.路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之一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理查德·纳尔逊.另外,以生产过程为中心讲述中国故事要求讲述者必须熟知不同于主流企业理论的、可以用来分析企业能力构筑过程的企业理论.关注企业理论的读者应该已经了解路风对于潘罗思、拉佐尼克等人的经典研究所进行的解读,而这些研究是有别于主流企业理论的动态能力学派的企业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

第二,开创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要求讲述者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和实践具有长期、深入、多面的观察.作为50后学者,路风的学术轨迹是先参与社会实践、然后成为建制化研究体制之外的独立学者,之后转变为建制化研究体制之内的学者,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观察一直在持续.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宽广的理论背景和对于现实的长期观察已经是非常苛刻的要求,但是,这两个要求不过是开创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满足这样两个要求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必然能够发展出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发展经济学家艾利斯·阿姆斯登曾经提及讲述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两种视角.在她的描述中,一种视角聚焦于市场机制,将工业化理解为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走向完美的过程;另一种视角则聚焦于企业能力,将工业化视为包括企业和政府在内的经济主体共同构筑组织和技术能力的过程.将上述视角和中国实践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种视角对应的是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第二种视角对应的则是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实际上,阿姆斯登的思路广为人知.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一些中国学者应该已经注意到开创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必要性.对于路风来说,尽管他的理论背景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为他首倡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提供了基础,但是,如果缺乏理论抽象能力和开创精神的话,恐怕他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实际上,这是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第三个难点.所幸的是, 从20世纪80年代至《光变》出版之前的研究记录表明,他从来不缺乏这样的能力和精神;在《光变》之中,他再次表现出这样的能力和精神.

四让我们回到本文开篇部分提及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路风从自主创新研究转入企业史领域、如何评价本书的理论价值.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非常直接的.路风在本书出版之前的所有研究都围绕诸如中国经济社会的微观组织形态、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国家政策如何创造性地回应中国崛起时代的要求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展开.这些“真问题”全部指向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逻辑和政治根源.自主创新研究和关于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的企业史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上述问题的阐发.同时, 在《光变》之中,路风的早期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本书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单位制的后续演变、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超越两分法的辩证思考以及对于自主创新问题的深入案例研究.在上述意义上,并不存在研究方向转变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 有必要多说几句.世界体系理论的大家乔瓦尼·阿里吉在名著《亚当·斯密在北京》之中预言,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主导国家.但是,阿里吉在其他论著中曾经列举了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国家所应该具备的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主导国家应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发挥铺轨机的作用.铺轨机这一比喻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这样的国家应该在生产领域为本国资本找到明确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应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进国家的生产组织活动指明方向.《光变》有助于确认中国经济活动中具有原创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生产活动的层面上明确本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为其他后进国家发挥铺轨机的作用———如果中国有志于成为新的主导国家的话.

从企业的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冷静地进行政策抉择.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当下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的争论基本上被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的两种讲述者主导.尽管他们再一次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表现出不同,但是他们的争论也再一次具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在这些政策主张之中,生产活动或企业层面的能力、知识积累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视为自然发生的过程.如果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背后的理论逻辑出发,我们将会发现全新的政策选择.关于这一问题,路风在近期发表的长文之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在学术研究日益碎片化的中国学术界,由于路风的研究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所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他在特定领域的研究.对于上述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路风都是难以忽视的学者.但是,国内学术界很少超越学科的界限来理解路风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同时使用了不同学科的分析工具, 《光变》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作为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路风如何依托不同学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改革进入复杂阶段,具体的改革往往牵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单一学科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的今天,这种研究的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一位朋友告诉笔者,纳尔逊当年在为路风回国而准备的推荐信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路风不能对他的国家做出贡献,我将感到很奇怪.多年之后,路风在组织社会学、国企改革、自主创新等研究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经典,《光变》的出版则表明路风正在继续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面对他的这些成就,纳尔逊有理由感到欣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责任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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