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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权威论文写作 时间:201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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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论文参考文献 重复发表电脑知识和技术期刊如何降低论文重复率普刊论文发表

摘 要 科研人员的引文动机是源自于知识启迪,还是为了引用权威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学术界对此一直充满争议,这是一个关乎引文评价合法性的重要问题.文章以CNKI数据库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2001-2010年间发表的198,518条文献题录中的337篇重复发表论文为研究对象,以刊物等级、重发路径、发表性质、学科跨度为解释变量,以下载次数、被引次数为被解释变量,分析我国图情学界科研人员的引文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在论文质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学者写作时会引用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这表明在有效控制论文质量的前提下,科研人员的引文动机具有明显的权威尊崇色彩,符合说服论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 引文动机 重复发表 引文分析 学术评价

引用本文格式 刘宇,张永娟,齐林峰,等. 知识启迪与权威尊崇:基于重复发表的引文动机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8(4)49-57.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or Authority Adoration:An Empirical Study of Citation Motivation Based on Duplicate Publications

LI Yu,ZHANG Yongjuan,QI Linfeng,HUI Shengnan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s a long debate on the motivation for citation:whether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or the adoration of cited authority for increasing their research persuasiveness. Therefore,citation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citation evaluation. This research has selected 337 duplicate publications from 198,518 article references in the period between 2001 to 2010. Data is retrieved from the CNKI“LIS & digital library”databas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academic recognition and which is measured by downloading frequency and citation frequenc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the reasons of duplication,status of the journals,publication channels and whether the journals belong to the same subject discipline or not. The result shows that where the paper is published would matter most. Those papers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will get more citations than their equivalents published in non-core journals. So the persuasion theory can better explain the citation motiva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where citation acts as a persuasive tool for showing adoration to authorities.

Keywords citation motivation;duplicate publications;citation analysis;academic evaluation

0 引言

自绩效管理思想引入学术界后,学术评价便成为热点话题,历时数十年不衰.绩效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投入产出比,理想的绩效测量包括软硬两方面[1],硬指标主要测量产能(Productivity),衡量行为主体产出数量;软指标主要测量效能(Effectiveness),衡量行为主体产出的质量和效果.依据绩效管理思路,学术评价从产能和效能两个角度展开.由于非应用型科研成果的知识价值(即效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最终显现,难以即时准确测量,所以学术界通行的做法是将效能简化为被引用次数.因此,当前学术评价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对科研主体进行量化考核,即将科研主体在一定级别出版平台上的发表数量作为职位晋升和资源分配的依据.具体来说,就是计算科研人员在一定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篇数,或计算在一定级别出版社出版专著的本数.这一量化评价方式兴起于19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2],1990年代在我国开始盛行.

量化学术评价的操作前提是为出版平台评定等级.由于期刊在当代学术传播中的突出地位,“为期刊定级和排序遂成为学术评价的要务”,成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3].传统上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停留在心知肚明的认知层面[4],学术共同体有一种潜在的集体共识.自SCI创立之后,这种潜在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外显化.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逐渐被默认为等同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影响因子成为衡量期刊等级的最主要指标和期刊评价最主要的工具[5].因此,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引文评价左右.引文评价的合法性基础是:引用关系建立在文献之间的知识启迪和借鉴之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体现出知识传承和累积[6].然而这一预设却难以与科研人员的主体感知相符.“难有同行的科学”告诉我们,最能够准确把握研究成果质量的小同行就是作者本人[7].不过,很多发表经验丰富的学者发现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往往不是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洛瑞悖论”从学科角度对引文评价的合法性提出挑战[8].这些事实意味着引文评价的逻辑预设有待检验,如果采用引文数据进行学术评价,必须对学者的引用行为和引文动机进行深入研究.

1 文献回顾

对研究人员在科研写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引用文献以及为什么引用某一特定文献的心理动机,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认可论和说服论.认可论认为引文动机源自知识启迪,它植根于规范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说服论认为使用引文是作者为了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价值,它植根于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1.1 科学社会学与知识启迪

以默顿为代表的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认为,现代科学兴盛的原因在于科学制度存在着自身特有的精神特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9].这四大精神特质规范着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约束着科学家的行为.普遍主义精神特质要求科学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承认,不依赖于生产该知识的科学家的个人特征或社会属性,只能依据它的知识贡献度,即研究结论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以及研究结果是否是揭示自然规律的“真知”.在普遍主义精神特质的约束下,引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优异性和知识贡献的一种工具性承认,是科学界处理科学发现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一种社会机制(Social Device)[10].

当一篇文献被另外一篇文献引用时,表明施引作者受到被引文献的启发,用引文这一符号形式向被引文献的作者表达学术认可.引文作为科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是施引者“给予同行的工资”[11].一篇文献的知识贡献度越大,对后续研究就越具有启发性,被其他文献引用的次数就会越多[12].因此,引用关系体现了文献之间的知识传承和知识生产的累积性,引文网络体现了“人类知识空间的扩散过程”[13].在这一意义上,引文成为学术知识图谱中自然凝结的足迹[14],科学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反映出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与砌墙(Bricklaying)类似的累积过程[15].

在实证思路上,支持认可论的学者主要通过展示已经被历史证明的优秀成果、学人、机构或期刊所获得的被引次数的确高于同时期的其他竞争对手,以此证明学者写作的引用行为符合规范主义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使用引文数据来预测研究成果能否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以引文评价的结果进行学术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

Myers的研究发现,美国心理学家发表期刊论文的总被引次数与其获取各种科研奖项及殊荣显著相关[16],包括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主席、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等.Simonton对1879-1976年间69位美国杰出心理学家的历史研究发现,他们的职业成就、逝世后的声望(Posthumous Reputation)与其被引次数显著相关[17].Lawani等以870篇癌症研究的期刊论文为样本,根据其是否被The Year Book of Cancer摘录分为高中低三档(被摘录的期刊论文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发现被同行高度评价的论文在发表后的头5年被引次数明显高于普通论文[18].Saha等通过对113名内科医生和151名临床医学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专家对9种普通医学期刊的感知质量和影响因子评价的结果高度相关[19].Rinia等以56项荷兰物理学基金项目为对象,收集项目产出的5000余篇论文及其被引数据,发现评审专家对项目的评价与项目论文的被引指标高度相关[20].Garfield等对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系统的引文分析,研究发现同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和普通科学家在科研产出和影响力上均具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使其深信“基于引文数据的简单、量化、客观的评价算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支持甚至预测基于人类判断的复杂、质化、主观的选择过程”[21].

1.2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说服性修辞

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事实的发现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科学为了应付日常实践中的各种需求同样到处渗透着利益因素[22].科学论文是集事实呈现与价值判断、逻辑论证与说服修辞于一体的文本形式[23].引文是科学文本中一种组织化的修辞方式,“所有这些引证都被指向特定的目标、被为着一个目的组织起来:为断言提供支持”[24].

Gilbert对科研成果转化为科学知识的社会过程进行了分析:科学研究的发现要变成科学知识,必须经过同行承认的社会化过程,即科学共同体对研究发现的真实性和价值要形成一定的共识[25].通常情况下,新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知识价值并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它不仅依赖于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也依赖于作者说服同行的能力.作者发表文献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研究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而引文恰恰是展示研究成果有效性和重要性的修辞工具[26].通过引文,新发表的文献和已有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作者使用已经被认可的各种文献为自己研究的合法性提供背书和支持.例如,作者写作时会选择引用那些“重要的”“正确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研究的科学价值及其和已有科学知识的自然联系,使自己的研究发现融入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之中;选择那些“有争议的”文献作为挑战的对象;避免引用那些琐碎的、不重要的文献.整个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充满了社会化的建构和操作.

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同样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作者的引文动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心理过程,受到学术权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普赖斯的研究发现[27],工程技术领域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显著少于各个纯科学研究领域,因为这些论文可以直接通过实物展示研究的真实性和价值,不需要文献之间的背书和支持.这恰恰说明了引文是科研写作中的一种修辞工具[28].

此外,实证研究显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引用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Tol对100位高产经济学家的引文分析发现,马太效应在作者和论文两个层面均产生明显作用,由知名作者发表的知名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呈现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29].Medoff研究发现,在将期刊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那些由精英院校作者撰写的论文的被引频次显著高于非精英院校作者的论文[30].Peng等以2000-2009年间有关互联网研究的SSCI期刊论文为样本研究发现,论文被引用的决定性因素是发表该论文刊物的特征,论文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对被引的影响受到刊物特征的调节[31].Lariviere等对SCI、SSCI、A&HCI期刊论文进行大样本跨学科研究,得出的结论与Peng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证实了马太效应的普遍性[32].

马太效应其实违背了科学的普遍主义观,因为累积优势效应已偏离了业绩本位(Achievement)的原则.[33]文献引用中的马太效应可以证实引文动机受到社会性因素影响,引用行为是一种社会化行为,无法用普遍主义的科学规范精神进行解释.正如说服论的理论解释,为了达到说服的目的,作者倾向于引用那些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文献,而这一动机又使权威作者、权威机构或权威出版物更容易成为高被引对象.科尔兄弟的研究发现,科学系统内部根据荣誉奖励、职业位置和知名度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它会反作用于个体成果的被接受程度,形成科学界的社会分层[34].

1.3 总结和研究问题

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实证数据的支持.但是,规范主义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是一种简化的理想模型,就如同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和行为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的[35].尽管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同行评议和引文评价的结果具有相关性,但是也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同行评议和引文评价的结果并不一致,或在不同学科间相关性差异较大[36-37].建构主义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引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对引用行为的复杂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丰富了科学界对引文动机的认知.

尽管两种引文动机理论都获得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实证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在研究设计上无法有效地将被引对象的社会特征与其内在的知识品质相分离,即无法真正分清论文的高被引是因为被引论文的内在品质高(即高质量),还是源自于它的社会特征(如发表期刊、作者、作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地位高).在支持认可论的实证研究中,论文的高被引完全可能是由于发表期刊或作者的学术地位较高等原因所致;同理,在支持说服论的实证研究中,也无法排除权威作者、权威期刊或权威机构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在内在品质上的确高于其竞争对手,高被引完全是由于论文的高质量所致.在这一意义上,现有的实证研究都未能对两种理论提供充足有效的支持.本文试图在实证路线上弥补这一缺陷.

2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重复发表论文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考察重复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差异,检验作者的引文动机是否符合科学社会学的普遍主义精神特质.重复发表论文作为研究样本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有效控制论文质量这个核心变量.重复发表论文在内在品质上完全相同,那么依据普遍主义的科学规范,无论它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上,都应该受到相同的承认和学术认可,获得的被引次数不会有显著差异.

使用重复发表论文作为样本研究引文动机的成果在国外并不多见,国内尚未有相似研究成果发表.2006年Knothe以化学期刊上的重复发表论文为案例,进行小样本的引文分析,发现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决定论文被引次数的决定性因素[38].2009年Lariviere等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4532篇重复发表论文为样本进行引文分析,得出的结论与Knothe完全一致[39].这两篇文献对本研究极具启发性.然而这两篇文献采用的核心解释变量都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是以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基础,在逻辑上这一实证路线属于自我迭代.说服论解释引文动机的核心要素是权威或学术地位.这个要素不仅涉及被认知对象的客观属性,也涉及到认知主体的主观判断.影响因子仅能覆盖到期刊的客观属性层面,无法有效体现出权威这一抽象的认知性概念.因此,现有基于重复发表研究引文动机的实证设计在变量测量方面有改进空间.

本研究通过改进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增加新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来考察作者的引文动机和行为特征,以检验规范主义或建构主义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本研究以论文的下载次数、被引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理论上论文需要先被其他学者下载阅读,才有机会成为被引文献,因此,使用下载次数和被引次数共同测量论文的被认可程度.本文以刊物等级代替影响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测量方法以是否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进行二元分类.虽然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体系包含影响因子,但还包含大量非引证指标(如被文摘转载、获奖、基金论文比等),而且在评选的最后一个环节会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调整[40].因此,这一评选比影响因子更能有效反映同行的主观感知,更适宜用来研究引文动机的社会性.此外,本研究增设了重发路径、发表性质、学科跨度三个解释变量,检验它们对引文动机的影响.在数据分析上,主要使用的统计方法是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特征未知、方差未知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统计方法.由于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并不是正太分布而是幂分布,所以适宜采用非参数检验的统计方法.

3 数据收集与描述

本研究以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为样本,通过图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差异检验认可论和说服论在中国学术环境下的适用性.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选择学科领域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时间范围限制在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按子学科分别下载题录数据,总计198,518条;然后使用Sati软件将下载题录转换成Excel工作表,再使用查重函数选出题名相同且作者相同的文献记录作为重复发表的研究样本,剔除会议报道、同时作为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的重复发表等,最终得到337篇论文,累计重复发表697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无法揭示出蓄意重复发表行为(Covert Duplicate Publication),即作者有意改变论文题目产生的重复发表.但是,这一缺陷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如图1所示,从10年间的发展趋势来看,除了2006年出现异常之外,重复发表现象呈现出线性下降趋势(y等于-2.4333x+49.611,R2等于0.3078),说明我国图书情报学界的学术规范水平在不断改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重复发表论文仅发表过2次(94.1%).

4 数据分析与讨论

4.1 刊物等级与学术认可

依据科学规范的普遍主义精神特质,两篇质量水平相同的期刊论文应该受到同等水平的学术认可.在本研究中,重复发表的论文在知识品质、作者的学术地位和作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地位等维度上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就体现在论文发表在不同的期刊上.按照规范主义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重复发表论文应该获得相似的下载次数和被引次数.表1为Mann-Whitney U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数据显示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的下载次数和被引次数的平均秩要显著高于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孪生论文(p<0.001).这一研究结果与Lariviere[41]、Peng[42]等人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即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决定了论文的被认可程度(Where you publish matters most).正因为如此,在量化评价主导的学术体制下,核心期刊编辑具有极为强势的学术话语权,这正是学术界不断暴露出有学者变相贿赂大牌期刊编辑之类学界丑闻的制度根源,如苏州大学王尧事件[43].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制度在我国学术期刊界尚未普及,编辑工作对于广大作者来说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处于一种“暗箱操作”状态,因此少数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在国内学术体制下具有正当性[44].

4.2 重发路径与学术认可

如前所述,刊物等级对研究成果的被认可程度有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发表平台对研究成果被认可程度的影响,本研究依据首发、重发期刊是否为核心期刊,将重复发表的路径分为四种基本类型:首发和重发都是普通期刊,首发和重发都是核心期刊,首发普通期刊重发核心期刊,首发核心期刊重发普通期刊.表2为Kruskal- Wallis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数据显示重发路径不同会显著导致论文的被认可度不同(p<0.001).图2显示了重发路径对论文总下载次数和总被引次数的事后成对比较,线条表示节点之间的差异达到了p<0.05的显著性水平.由图2可知,不管是首发还是重发,只要一篇论文能够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它获得的学术认可程度就会显著高于都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这一认同机制可能会促使很多首发在普通期刊的作者将自己的论文再次投给核心期刊发表,以争取更多的学术认同.

4.3 发表性质与学术认可

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重复发表现象的产生源于少数学者的理性逐利动机.科学文献的指数增长客观上增加了优秀研究成果被湮没的可能性,“睡美人”文献的存在就是力证.对作者来说,重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增加自己的率和显示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学术同行发现、阅读、认可,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以影响因子、计量指标、排名为导向的量化学术评价制度,既刺激了也默认了学术不端行为[45].当然,重复发表有道德风险,但是这种道德风险的成本会受到制度环境压力的调节[46].在我国现有学术环境下,尤其在对一稿多投、重复发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制度环境的约束力弱,导致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出现.因此,本研究将重复发表论文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分为两类:首发论文和重发论文.表3为Mann-Whitney U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数据显示一篇首发论文的下载次数和被引次数的平均秩要显著低于重发的孪生论文(p<0.001).这说明重复发表的确有利于提高作者的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重复发表的收益要大于道德风险;这也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对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足.

4.4 学科跨度与学术认可

理论上一篇重复发表论文如果能够同时发表在图书情报学期刊和非图书情报学期刊上,那么该论文的潜在读者范围最为广泛,这意味着它可能被更多的学者阅读和引用.根据发表期刊的学科属性,本文将重复发表论文的学科跨度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图情内(都发表在图书情报学期刊上),跨学科(既发表在图书情报学期刊上也发表在非图书情报学期刊上),外学科间(都发表在非图书情报学期刊上).

表4展示了Kruskal-Wallis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数据显示学科跨度不同会显著导致论文的被认可度不同(p<0.001).图3显示了学科跨度对论文总下载次数和总被引次数的事后成对比较,线条表示节点之间的差异达到了p<0.05的显著性水平.由图3可知,都在图书情报学期刊上的重复发表论文,获得的总下载次数和总被引次数的平均秩显著高于其他两类重复发表论文.这一数据分析结果和读者范围越大学术认可度越高的常规逻辑不符,是因为下载、阅读、引用图书情报学论文的人集中在学科之内,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关注.因此,在图书情报学内的重复发表可以显著地提高研究成果在学科内部的可见度,强化研究成果的学术认同.如果一篇论文同时发表在图书情报学期刊和非图书情报学期刊,那么在其他学科期刊上的重复发表并不能强化同一成果的可见度,所以跨学科重复发表的学术认可度反而低于学科内的重复发表.对那些全部发表在非图书情报学期刊上的重复发表论文,由于受到大量非相关信息的干扰,很难受到图书情报学界关注,可见度较低,因此被认可程度也显著低于图情内的重复发表.这一特征也表明图书情报学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学科,不大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其他学科也很少引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成果.

5 结语

学术认可的分配机制是否遵循普遍主义的科学规范精神,是认可论与说服论对引文动机产生不同理论解释的争论焦点.本研究采用图书情报学的重复发表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论文质量的前提下,检验论文发表期刊的权威性对论文被认可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论文质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学者在写作时会更多地引用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较少引用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孪生论文.这种引用行为特征验证了说服论对引文动机的理论解释更符合客观事实.在图书情报学界,论文能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被认可程度.很多学者认为,期刊的权威性取决于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严格执行的评审标准,带有很强的同行评议性,是学术同行对期刊声望认定的结果,因此,论文被声望高的期刊录用,文稿的质量也就越高,可以使用权威性作为期刊质量的参考.本文认为这一论断并不适合于我国的学术生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的期刊审稿制度是匿名评审与三审制相结合的评审制度,与西方学术期刊实行的同行评议制度有较大区别.比如,西方学术期刊会同时请多位审稿人对文稿进行评审,从而避免专家的个人偏见,这一审稿形式在我国尚未普遍使用.其次,我国行政权力对学术有着强力的支配作用,学术主体的权威性并不是在学术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自发形成的,而是由行政权力赋予的[47].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基本决定了刊物的权威等级.因此,在我国学术生态下使用权威性作为期刊质量的参考是不合理的.总之,论文质量的判断非常复杂,真正的质量和知识贡献度要经过时间的长期检验才能显现.因此,有理由推定在论文质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大部分作者更容易倾向于引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以期刊权威性代替自己对论文质量的判断,通过引用权威文献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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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张永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馆员,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博士生;齐林峰,回胜男,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硕士生.

收稿日期 2017-05-10

(责任编辑:何燕;英文编辑:杨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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