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尧舜和桓文之间略论孟子思想中的王霸之辩,该文是关于孟子思想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尧舜和王霸之和孟子思想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孟子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王霸之辩”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关于王霸之辩最早的思考可追溯至西周,经春秋时期管仲孔子等人的继承丰富,至于孟子终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孟子提倡“尊王黜霸”,并在《孟子》一书中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五霸为例,以其政治手段和其治下之民为引,论证“王道”优于“霸道”.但我们发现孟子“黜霸”但不“废霸”所以孟子实际所倡的“王道”实则接近“尊王而用霸”.这种思想也作为孟子之后的诸多思想家的“王霸”思想来源并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现实政治统治方略.
关键词：孟子；王霸之辩；王道；霸道
一、孟子“王霸之辩”之历史渊源
“王霸之辩”指“王道”与“霸道”两种统治方略以及政治思想的争辩.“王道”即仿效三代先王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的统治方法,即孟子所言的“保民而王”之道.“霸道”即仿效春秋五霸凭恃武力,假借仁义以威服众人的统治方法.
就“王道”与“霸道”两者的产生而言,“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商周时期,《尚书》中有“重我民,无尽刘”,“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等说法,虽未直言王道,但是已具备了孟子王霸思想中“以民为本”,“保民而王”的部分内涵.而在《洪范》篇中,箕子对周武王论及治国大法时讲到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以说是西周政治文化的概括,是王道一词的首次出现,在后世思想家的丰富下逐渐成为一种理想政治.
及至春秋之时,诸子言论中也多有论及“王霸之辩”.如管仲,在总结其思想的《管子》一书中讲到“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将“王道之业”与“霸道之业”分别定义；还有“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和“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强调立业之本都在于“得人”即保护其民众.此外管仲还提出了许多建立王霸之业的具体操作手段.由此可见管仲所论与孟子的“王霸”思想存在相似之处,管仲所讲的“得人”与孟子所倡王道中的“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两者都看到了保护治下的民众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就儒家自身而言,孔子的思想中也体现了对“王霸”两种治道的看法.孔子对于“王道”与“霸道”没有直接的观点陈述,但是孔子之孙子思却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孔子是向往三代先王之治道,可知孔子所倡的治道是“王道”.而在《论语》中却也记载孔子对管仲在现实中所行“霸道”持称赞的态度,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坐衽矣.”可见孔子对于管仲所行的“霸道”持肯定的态度.
史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与孔门是一脉思想,虽是孟子更有发挥,但其主体思想还应是承袭与孔子.故孟子的思想中的“王霸之辩”的重要来源是自西周以来的“王霸”观念.
孟子“王霸之辩”的来源除前人的思想成果之外,还有就是对现实政治之弊的反思.史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现实中如孟子一般游说君王的士人又多持纵横军争之说,如“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孟轲反而是“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现实中,诸侯奉行“霸道”,竞相致力于富国强兵,以暴力的手段威服天下,政治统治大多依赖于战争和刑罚而忽视人民对于统治的根本性作用.因而孟子针对现实政治中这种“舍本逐末”的现象,从“人民”这一影响政治统治的最基本因素入手,阐述自己“法先王,行仁政”的“王道”主张.
二、孟子的“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是由孟子首倡.
孟子首先对“王道”与“霸道”的概念做了明确的划分.
《孟子》中有“以德行仁者王”与“以力假仁者霸”的说法,以运用“力量”还是运用“仁义道德”来区分“王道”与“霸道”.这一点,明代冯梦龙曾对此做出解释：“霸者,把也,谓把持王政；王者,往也,谓天下归往.”可见孟子认为“王道”是指依靠行仁政德治的方法征服人心的统治方法,而“霸道”是指依靠假借仁义之名,利用暴力压制人民,以征服民心的统治方法.
孟子“王霸之辩”思想的展开是基于孟子对于人性的论证,即孟子的性善论.依孟子的观点,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人对同类天生的,无差别的怜悯之心.如齐宣王不忍于觳觫之牛一样,齐宣王只是因为“不忍其觳觫”而舍之.“不忍人之心”共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由此四心派生出“仁、义、礼、智”这性体的四个发端.按照孟子的逻辑,人天生有“不忍人之心”,而由“不忍人之心”引申出的四心都是“仁、义、礼、智”四种品质的发端,而“仁、义、礼、智”为四种美德,其本质都为“善”,所以人性天生为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进而推导政治.孟子讲的“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人性天生为善,故实行“王道政治”（即仁政）是理所当然的.孟子既然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统治者亦然,但是战国之时的列国都没有因其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引用杨时所言“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由此可见,孟子在“人性善恶”这一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上就已经宣告了“行‘王道’是顺应人之本性的统治方法”,“‘王道’优于有违人之本性的‘霸道’”.
除围绕“人性善恶”的基本问题的论证之外,孟子对于“王道”与“霸道”的对比还体现在两者所行的具体统治手段和各自治下的人民生活状况两方面.
首先是关于具体统治手段方面.依孟子的观点,“以力假仁者霸”,其中包含“假仁”和“以力”两种手段.首先,“假
仁”是指统治者假借仁义之名,行暴力统治之实.统治者为了名正言顺的对人民采取暴力压服的统治,需要假借仁义之名.但是行“霸道”,假借仁义也只是“假借”,并非本来就拥有.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一语点破,虽然“霸必有大国”,但是假行仁义终究是去帝王之业远矣.其次“以力”,此指对暴力的凭借,以军争、刑罚等暴力手段来压制人民.但是孟子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因力量不足而放弃反抗,也就是说一旦力量足够的话还是会反抗.如齐湣王故事“淖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王而数之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诫焉,何得无诛！”遂弑王于鼓里.”齐湣王执政专横跋扈穷兵黩武,向来以武力刑罚压服臣民,然而一旦“失力”则是身死国灭.可见这样“以力”的统治不能称之为有效的统治.而凭德治行仁政的话,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心诚服也”.即使拥有反抗的力量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因而孟子认为“王道”统治相较于“霸道”统治具有更好的治理效果.
在“王道”统治下的民众与在“霸道”统治下的民众也是不同的.所谓“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认为“霸道”统治下的人民虽然生活富足但是仍未达到“皞皞如也”的善状.所谓“驩虞”,“‘驩’是恩之所及而驩跃,‘虞’是恩之未遍而虞虑”.因恩惠普及而哀乐,在孟子看来不过是“小补”而已.而“王道”统治下的人民则呈现出“不悲不喜”“返璞归真”的自然之态,所谓“如草木生于天地之间,遇秋则凋,而不知谁为虔刘？遇春则荣,而不知谁为亭毒.”究其根本,行“霸道”的统治者所施与民众的恩惠不过是“小惠”,就如梁惠王“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移民”与“移粟”可以看做是统治者施与人民的小惠,如此也能赢得人民的欢愉,表面上看统治者确实是关心人民的.但是在孟子看来不行养民之政,看似尽心,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孟子认为的“本”即指其所行的“保民”的“王道”政治.具体方略就如朱熹引用杨时所言的“故以制民之产告之”.孟子及后世宋儒都认为行“王道”的首要任务就是“制民之恒产”即通过保障人民正常的生产活动以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孟子所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为民制恒产,是实现“保民”的基础,因为只有在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教导人民发现其“本善的人性”,所谓“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在人民“养生丧死无憾”之后,方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以礼义道德来引导人民达到孟子所说的“皞皞如也”的善状.
三、孟子的“霸道”
孟子的“王霸”思想从表面上来看是“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只有实行‘王道’才能统一天下”.但是我们看到孟子在其书中多次提到只要行“王道”才能统一天下,以实现先王之治道.在《孟子》书中有“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还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孟子如此重视保民养民,是将其作为实现“王道”的途径,但是从“保民”到“统一天下”这两个环节间的过渡略显突兀,可见从“保民”到“统一天下”间一定还有过度的环节.
这两者之间的步骤孟子没有明说,但是孟子即强调“保民”“养民”,由此带来的直接的效果就是“民力”的积蓄.民力又如何转换为“平天下”的力量？其路径只有一条,即化“民力为军力”,也就是以战争完成天下统一.孟子指出“春秋无义战”,以反对不合道义的战争,那么合乎道义的战争是否为孟子所支持？孟子还指出“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由此“攻”“战”两字可见孟子是不废战的,是支持所谓的“义战”.“《汉注》云‘得道之君,何向不平？君子之道,贵不战耳；如其当战,战必胜矣.’”
所谓的“义战”,就是说“用兵的原则是要以仁伐不仁.这种战争的特点是‘诛其君而吊其民’,即是指诛杀暴君并拯救人民,战争的目的在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以这种“义战”的形式完成天下统一,其手段是“霸道”的杀伐手段,但是却为君主行使“霸道”的杀伐决断提供了合理的理由,由此促成了“王道”与“霸道”的高度统一.从战争这一方面来看,孟子是不排斥“霸道”的手段的.在这一点上,孟子与马基雅维利的逻辑有类似之处,马基雅维利鼓动君主运用军争,刑罚等“霸道”手段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为实现其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创造现实的条件,进而引导君主建立共和制.正如他在其著作中的隐喻：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的久远与连续而消除；因为每次变革总是为下一次变革留下凹口.相较于马基雅维利,孟子同样也是以战争完成国家统一,但是不似马基雅维利一样将各种“不光彩”直陈,而是赋予“霸道”手段以正当的理由.这应是受其儒家一派追求“名正言顺”的传统有关.
综上所述,孟子的“王霸之辩”中,不存在“王”与“霸”的完全对立或是偏用偏废,实际上是两者的统一,即“尊王而用霸”.
四、孟子之后“王霸之辩”的存续
“王霸”观念自春秋就已有之,是孟子在统治路线的概念之上将两者彻底划分开来,并论证两者的优劣取舍问题.自孟子以后凡是论及“王霸之辩”的思想家们,无论是谁,都是在孟子创造的这一框架下展开自己的观点.而后世的统治者也是基于孟子开创的“王霸之辩”来选择具体的统治路线.在思想方面,同出于儒家的荀子也有关于“王霸”关系的思想,因出于同一流派,两者在最主要的观点（尊王）上是一致的,但荀较于孟的思想还是有所丰富.如将“王霸”两者关系的论证扩展为“王”“霸”“强”三者关系的论证,如“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对于孟子将“王”“霸”两者杂用的思想,西汉董仲舒将其吸收并进行加工从而形成自己的“德治主张”,如“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于刑罚,犹此也”.除此之外,《盐铁论》所记载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南宋倡导“事功”的代表陈亮的“王霸杂用论”.
现实的统治中,关于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的争辩也在继续着.譬如“盐铁之议”中桑弘羊与霍光及其所选的贤良文学等人之间的“以仁义为根本的王道政治与以谋求利权为目的的霸道政治之争”.又如汉宣帝对于“汉家制度”的经典论述：（元帝）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无论在思想还是现实方面,“王”与“霸”的选择中,如孟子一般的“尊王而用霸”思想总为大多数的思想家及统治者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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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春秋繁露·基义》.
作者简介：贾宸,天津师范大学2015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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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整体观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无论是在诗经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历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方法论的意义上 本文试图将“以意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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