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主义中升华出的高度寓言提示论潘灵小说《一个人和村庄》的现代寓言美学特质,该文是美学类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潘灵和《一个人和村庄》和寓言美学特质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美学论文参考文献：
云南昭通作家潘灵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讲了农民包伍明独自一人领着一群羊坚守在空心的丫口村这样一个荒诞而富有寓言性的故事.小说在忧郁性的整体氛围中,成功地塑造了包伍明这样一个有救赎性意识的人物,结构了丫口村破碎化荒诞化的前史.正是寓言性赋予了《一个人和村庄》独特的文学魅力,使该小说承载了远远超越于一般现实主义的强大多义性,有了比传统现实主义更为饱满的精神意蕴.
寓言性是指小说表层叙述的故事与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意味,这种意味可以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多义阐释空间,也可以是社会学意义的批判性,还可以是哲学层面的对存在的追问.本雅明认为在当代的现代主义艺术语境下,寓言是文学的必要表达方式,寓言这一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能打碎现存社会的虚假表象,在寓言的碎片与废墟中,认知真理、救赎真理之光才有可能冉冉升起.本雅明将现代寓言的基本特性提炼为气质上的忧郁性、内容上的破碎性和升华的救赎性.下面我们就以本雅明的这一寓言理论作为理论参照,具体地研究《一个人和村庄》的现代寓言性美学特质.
一、废墟中的主角忧郁性的气质
寓言性小说的主导情感是忧郁,本雅明认为“客体在忧郁的沉思下变成寓言”[1]《一个人和村庄》打动人心的不是故事,而是弥漫在小说中的沉痛感和创痛氛围,包伍明情感的关键词是叹息、疼痛和可惜,这种情感基调正契合了本雅明所说的“忧郁沉思”的特点.
小说中将包伍明强烈的悲怆感写得非常具体生动,“包伍明会觉得满山遍野都在疼痛.”,包伍明因反叛“迁入城市”,因而深陷于精神困境中,但却在悲悯的氛围中,对人和村庄、人和人性、人的命运、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乡村传统文化的作用进行了自己的沉思,小说对包伍明独特的行为和丰富的心理活动有许多精确描写,同时还通过回忆、独白、对话来一层层地揭示包伍明立体的内心世界,使得这个具有寓言性美学特征的人物的语气神态活灵活现,也让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现代性的混生性和丰富性.
包伍明的经验是寓言式的,而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摹写,包伍明的胃痛让山河都疼痛了起来,这就让小说的能指是多义的,而不是简单的指人的身体的疼痛了,包伍明“心疼胜过胃疼”,这个人物形象在身体和精神上精疲力竭的痛感,构成一种寓言性,反映了一个时代一类人的共同命运,寄托了作者对当代中国乡村现实的衰败与被分解的忧郁性反思.
本雅明认为:“寓言在物质世界里实际就是废墟”[2]寓言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一个人和村庄》中表现为地理空间上土地荒芜,昔日人口繁盛的村庄成为“听得见狼的嗥叫”的废墟,“田地抛荒的程度触目惊心”,小说中的丫口村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物质世界的废墟.只剩下一个人的丫口村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形象,荒凉的丫口村有黑色幽默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也有着和艾略特的《荒原》和卡夫卡的《城堡》一样的高度隐喻特征.
在丫口村这个物质上的废墟上,小说还进一步展示了乡村人文空间的废墟景象,人心的荒芜,乡村文化荒芜,人的精神家园也坍塌成为废墟,小说在对包伍明细致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中,展示了废墟般的丫口村只剩下一个人的震撼画面,也通过包伍明的视角来展示了丫口村人的心灵世界的废墟景象.小说用民间话语表达乡村的城市化给人带来的精神荒芜和人与人的疏远,在忧郁性的氛围中表达对失落的乡村文明的追忆和怀念.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3] 但在当代中国乡土小说中严格意义上的“亲近本源”的“还乡”已经是一个谎言,因为作家生活过的记忆中的田园乡村已经陷入了现代性的衰败凋敝中,中国的乡村其实处处都是丫口村了,都在逐步成为废墟.包伍明一个人的后面,是一个时代一类人的集体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作家再去书写幻想中或者回忆中优美的田园和牧歌式的乡村是靠不住的,本雅明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4] 潘灵正是以高度的写作责任面对了当代中国乡村的衰败与没落,“在寓言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大地的景象.”[5]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小说中塑造出了富有寓言性的空间形象丫口村.
二、叙事文本的破碎性美学特质
本雅明认为寓言在形式上是破碎的,同时认为拼接是寓言的主要构建方式.在《一个人和村庄》中潘灵通过包伍明的回忆把过去的碎片拼贴起来,包伍明回忆中的乡村和现实情况形成复调,包伍明的回忆和怀念丰富了叙事碎片的时空多棱镜效果.同时,小说没有采用传统的全知叙述模式,而是采用反中心线索的松散套盒式结构,没有按照事件的发展平铺直叙一个故事,而是运用了多重复调叙事的方法,串结了小翠、陈老汉、陈光宗、肖三儿、父亲、张小鱼、尹小贵、阿莲、镇长等多个人的故事.这样包伍明坚守的乡村的孤寂与偶尔进村的人在城市中感受的喧嚣形成复调,小说的写实空间与传奇空间形成复调,将过去的故事、远方的故事和现在的日常故事掺杂起来.文本有破碎性特点,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寓言性空间.
《一个人和村庄》主线叙事是包伍明平淡的孤独的一个人坚守乡村的寂寞生活,并无离奇的故事,但副线上碎片却是那么的丰富多样,陈光宗、小翠、阿莲等一连串人的故事细节丰富生动,在乡村废墟的舞台上,包伍明好像是一个看戏的人,而这些回来的人进行演出后又离开了.所有人物都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这一系列群像人物的出场让当下社会的大背景和众生百态在小说中展示出来,这些人物都有真实性和典型性.尤其是当年人们为了土地的付出和现实中抛荒的土地的对比,人们离开土地时的幻想和到了城市中的遭遇的对比,都那么让人惊心.全篇小说因此既有了空间上的广度,又有时间上的厚度,营造出了一个多棱镜般的时空体,反映了乡村现实社会的支离破碎,过去的乡村人际关系乡村文化土崩瓦解为碎片,人事人情人心的破碎感,使得小说的寓言性意义有了多种解读可能.
小说的复调叙事结构本身就会增加文本的复义性和对比性,客观上会产生了一种隐喻性寓言性阅读效果.小说中对阿莲等人的看似碎片化的复调独立叙事,恰恰构成了叙事中的互文性,在包伍明这个普通人身上发现传奇,在陈光宗、阿莲那样的传奇人物身上发现普通人,让坚丫口村的包伍明无法坚守,而离开丫口村的陈光宗、阿莲等人也没有被城市接纳,而是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潘灵在书写自己感受过的世界时,细节丰富而处处落实,但是也能站在悲悯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人物,在小说中呈现乡村衰败而破碎的历史,人心的废墟和人性的堕落,对人物保持贴近而又有一定的距离.
乡土的破碎是当代乡村的基本现实,丫口村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乡村的困境,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乡土的痛楚经验应该进入现代性小说的表达空间,讲述破碎的乡村恰恰是当下乡土小说的真实性的表现,正是《一个人和村庄》的真实的碎片叙事的寓言性完成了一种对时代的提示和警醒：一代乡村人这样生活过了,下一代乡村人又该如何生存？现代化的狂奔需不需要刹车？乡村的传统之根难道就此丢掉？……
三、在救赎性升华中寻找新价值
本雅明认为“寓言使人有可能*出一种从废墟中升起的生命通向拯救的王国的远景.”[6] 包伍明就是这样一个站在乡村废墟中的救赎性人物,在村庄荒凉、凄凉、悲凉的背景下,包伍明这个人物严肃真诚的精神状态让小说有了悲情之美,在小说中描写了包伍明面对空心的丫口村五味齐全的复杂情感,这个人物的挣扎、渴望、觉醒和内心的呐喊,使得小说兼容了思想性.美丽繁荣的乡村正在远去,但是包伍明还在试图唤回曾经的乡村,他一再强调“我只想做丫口村的村民”,这就是包伍明身上的救赎精神.包伍明这个人物是个怪异的人物,他在作品中是叛逆者,也是反思者,却带着浓重的拯救意识,他要在乡村的废墟中寻找价值.
包伍明的拯救意识一是表现在对人心的救赎上,具体表现在他对陈老汉的帮助、对陈光宗的安慰、对挖“神树”的肖三儿的叱责、给尹小贵的启发、拒绝阿莲和谴责村官等事件中.
包伍明的拯救意识第二个方面还表现在他对土地的救赎上,在包伍明保护丫口村的神树这一节中,包伍明“总梦见丫口村的所有东西都长了脚,正一件件被移走,一样样在失踪”,而他却又异想天开地“要把这大片土地上的杂草野蒿通通收拾干净,然后种上庄稼.”.
包伍明的拯救意识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他对乡村文化的坚守上,小说中多次出现包伍明和陈老汉唱“莲花落”,乡村过去过年时的热闹景象和其他乡村民俗,表达了包伍明对昔日乡村文化的怀念.而包伍明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废墟中坚守,与潮流孤独地对抗,“包伍明把那些羊的名字全叫了一遍.那些名字都是原来丫口村乡亲的名字”,“他在每一个坟头跪下,虔诚得就像是他们请求宽恕的儿子”,“他把猪头煮了,供到村头去,他要替丫口村的人祭所有的祖.”,独自一人坚守在丫口村的包伍明在精神上完成自我升华,将他的救赎理念在行为上实施,人走光了,电也断了,包伍明在艰难的环境下情绪复杂,但坚守村庄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了,这种坚定是无奈的坚定,这就使得这个人物带有西西弗斯般的荒诞的无意义寓言色彩,孤身一人,徒劳无益地坚守在没有了人气的乡村,忧郁而绝望.
“寓言被用来提供一个漆黑的背景,这样,象征的光明世界才能被衬托出来.”[7] 小说最后把这个光明的尾巴悲怆地透露了出来,包伍明倾注了最大的热情演出了自己一个人和一群羊参加的春节晚会,一个人唱“我们的乡村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个人表演“莲花落”,这样的一个人的狂欢就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的背后是对乡村传统的怀念和乡村文化的接纳,是对民间文化朦胧的追索.这一情节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寓言,能让读者在此寓言性情节中升华出对现实的思考：村庄在召唤着回归.这个寓言式的结尾在告诉我们：土地上不仅仅可以产出物质上的粮食,也可以有丰富的精神粮食产出.
《一个人和村庄》是潘灵回应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展示了作者对当下乡村准确的洞察,潘灵在写作中调用了民谣、方言、民俗等民间资源,在细节上注重真实性,以寓言化表现形式表达对乡村空心化的忧郁的沉思,体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责任感和勇气,但潘灵在这篇小说中的写作手法上是有先锋性尝试的,寓言性美学的特质使得《一个人和村庄》不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在真实生动的基础上完成了寓言化的升华,是一个富有现代主义特点的小说,小说丰富的寓言性,需要读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来解答,这增加了小说的阅读难度,也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回味空间,成为一篇让人掩卷沉思的作品.
潘灵认为:“小说家也是匠人,小说是有技法的,没有一种技法是万能的.一个好的小说家,跟一个艺人一样,十八般武艺都应该了解、掌握,当然, 各有各的杀手锏.我故乡有一句俗话：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8] 潘灵作为一名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他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地域意识,他的小说主要书写云南故事,深厚的乡土情结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小说中的云南地域风情非常浓郁,因此他小说的区域文化、本土文化、边地文化、抗战文化、民族文化等特色较易引起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潘灵的小说的创作方法总体上是多样的,有不少现代性元素的,如他自己所说尽量掌握十八般武艺,如《爱到未来》的倒叙内聚焦视点的运用.《天麻》复调对比性展开叙事,在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交错,天麻这个物象在小说中也成为一个喻体.《根艺》以对多人的采访录的形式构成小说.再比如长篇小说《翡暖翠寒》以保山的翡翠为具体物象线索,以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为深厚背景,结构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云南边地抗战故事,在小说中翡翠这一象征性物象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是一个寓言化的物象.长篇小说《泥太阳》虽写的是现实主义的新农村指导员的故事,但小说中多种民间文化的寓言性描写,使得小说也有寓言化的阐释空间……
本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昭通作家群乡土小说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1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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