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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人的历史发展经历着“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三大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当前中国的市场化变革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出三大阶段相互交织的特点,也呈现出深层价值危机,突出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带来的物化倾向和“人的依赖关系”重构所带来的价值断裂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审视了当前人的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对于重塑价值体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5.011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52－04
一、人的发展阶段及其价值观
任何社会都有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规范,社会价值观必然是对人的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价值描述,赋予人们生活的基本价值意义.同时,价值观作为时代的精神,也指引着人打破固有的规定性而朝着理想状况不断飞跃.因此,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它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了系统阐述.马克思认为,人的历史发展经历着“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三大阶段,这一发展历程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人的自由发展渐次飞跃的进程.其中,“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自然发生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形式,在这一阶段,“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第二阶段使人的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成为可能,即“在这种形式下,才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历史发展理论,并把《手稿》提出的“人的依赖关系”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把“物的依赖关系”概括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物化的社会关系,把“个人全面发展”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至此,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就对人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完整的精准阐释.
社会价值观是对人的特定发展阶段的价值描述和指引.在人的三大发展阶段,由于社会生产交换方式的限制及因此导致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社会价值观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即具有阶段性、时代性和局域性的特点.“人的依赖关系”反映了人在简单的生产交换关系中对自然和血缘群体的双重束缚关系.由于生产和交换的狭隘性,人们只能在基于血缘以及以此为原点而推开的自然联系中建立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人的能力只能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基于氏族、家族等身份限制的先在依附关系和服从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主流价值观凸显权威性、等级性、依附性特征,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和服从.在中国“小农经济”时代,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直接表现为人对自然血缘亲情的高度依赖,并因此建构起以孝为起点、以仁为核心、以和为目的、强调忠孝信义慈的人伦价值观.
随着工业革命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推广,任何血缘的自然联系都被机器工业分割,人们也如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成为市场社会的一个孤立个体,人们不得不在扩大了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中通过与人格资本的结合来生产交换价值,并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换来获得消费产品从而建立起普遍交换的社会联系,人类因此进入到“物的依赖关系”,即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相比于“人的依赖关系”,这一阶段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使人逐步摆脱狭隘的自然联系的限制,打破种族的、身份的种种人身依附关系和服从关系,把人从重重的自然锁链中解救出来,赋予人自由、平等、和法治的价值观,开启了人类自由史上光辉的新篇章.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虽然“物的依赖关系”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人的社会交往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但“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人完全被物所役使,依赖于物,即表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认为,“物的依赖关系”相对于人们之间自然形成的“人的依赖关系”来说虽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是人的自由个性实现道路上的必要一环,但它并没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到了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劳动不再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即“真正自由的劳动”,人才能不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社会才真正成为实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对未来人类的一种理想状况的美好设想.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人类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发展,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观.
二、当前中国“人的发展阶段”的重合性及价值危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复杂多元的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同样是以社会关系结构和价值观念体系调整为主要维度的人的发展历程.其中,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是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基本背景和前提,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又直接反映出社会关系变革这一现实,并昭示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结构的理想期盼,从而又重塑着当前社会结构的变革.因此,二者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二重性”联系.
市场化改革在社会生产层面极大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启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繁荣时代,也带来了社会交往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自然*关系日益被物质交换关系所冲击,人的发展进入到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所有人都必须在庞大的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劳动价值,并通过交换来获取消费产品,来确证自己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物化关系所占据.但是,中国的“小农社会”所积淀下来的自然血缘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断裂,相反,在市场化进程中面对“物化关系”的冲击显示出强大的历史惯性并以新的方式与“物的依赖关系”勾连起来.血缘、亲情及以此类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都在市场化的引导下成为“资本”去追逐物质利益,“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相互交织,彼此利用.同时,我国的市场化并不是奠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它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生产方式变革,始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要以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的.因此,从人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人的发展存在着“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三大发展阶段特点的重合.首先,市场化极大催生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物质交换关系成为社会交往的核心维度,社会关系呈现出“纯粹表现为单纯的生产关系—纯粹的经济关系”[5]的泛经济化倾向.社会价值观的“泛经济化”契合了商品经济内在的平等交换精神,它冲破了前市场经济社会对人的身份等先在性规定,使“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即契约化的法权关系取代了“人伦为本”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开放式、多元化的社会共同体带来了自由、平等、、法治契约价值理念.但是,“泛经济化”的价值观以经济价值全面取代人的价值,必然会漠视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从而降低人的发展层次,使人退回到“动物的任意性”阶段,必然导致社会“一切向钱看”,人沦为金钱和商品的奴隶,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的完全背道而驰.“物的依赖关系”展现的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人的独立性”在物化社会关系中必然走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泛主体化”,突出表现为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而他人、社会与自然的利益都仅仅是为我存在而已.另一方面,“人的依赖关系”在市场化变革中经历着深层的裂变和重构.随着市场化和大工业的发展进程,无数人背井离乡到陌生城市生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社会结构面临崩塌,传统乡土社会的亲情*价值面临着丧失生存根基的厄运.没有了乡土亲情社会这一土壤,以孝亲为起点的儒家*价值观又如何开花结果？我们又怎样在断裂的社会结构中找寻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根据？同时,沿着相反的方向,“人的依赖关系”以社会关系的“拟血缘化”扩展到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以“关系资本”的形式直接异化为“物的依赖关系”,而这正是当前腐败窝案频发的社会根由.最后,人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往必然使得人们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当前价值现状,“对于人来说,幸福的生活应该是被积极健康的文化价值观所引导的生活.”[6]而毫无疑问,当前的道德价值现状与“人的全面发展”尚有较大差距,这也会加剧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忧.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契合及其重大意义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当前社会发展的精神观念反映,也是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价值期盼.人永远都是生活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的时间之流中,人的发展及其价值规定必然要立足于当下的发展现实,但也要延续传统,没有传统的人是没有根基的漂浮物.同时,人又是朝向未来生活的,社会价值观也要承担起指引的功能,引领人们朝向理想的生存状态不断进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既是对当前市场化“物的依赖关系”作出的价值调整,也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它的提出和构建对于当前市场化变革中我国价值体系的重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物的依赖关系”的价值调整和规范.是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物质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交往关系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层次上都得到丰富和拓展,人们已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和交往体系,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如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观也深入人心.可以说,市场化给我国社会带来的“物的依赖关系”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也是社会价值观嬗变的根源.“物的依赖关系”在我国突出的问题是表现在唯物质价值的物化倾向上,一切都以物质价值来衡量人和社会的发展只能导致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高度紧张和对抗,最终会导致人的退化和社会的解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显然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与物化倾向之间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高扬“富强”的发展目标,这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的正确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物的依赖关系”充分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劳动不再成为强制性的生存的需要,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兴趣,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突出的物化价值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和谐、文明、公正、、法治”等价值内涵对于过度的物化倾向具有重要的调整和规范意义.人对物质价值的索取应该保持基本的限度,这个限度应该充分考虑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看到,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正是对当前我国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和正确指向.在“物的依赖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基于自然血缘亲情的*规范也无法操控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无法有效引导人的发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物质价值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合法取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应该确保基本的“公正”,物质价值不能取代“文明”的价值,而应以“文明”为导向,而物质价值的创造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与周围世界的“和谐”——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继承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合理价值观,对延续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文化价值、保持与弘扬民族文化特性具有重大意义.民族文化是民族之根,而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所积淀下来的价值观更是民族之根的灵魂,它既标示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独特存在,也赋予所有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意识和归属感.“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原初阶段,也是每个民族特性形成的初始期.在这一阶段,各个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对人与周围世界的原初看法和体验,凝结成看待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性经验及其模式,并高度概括成具有本民族特性的、标示着本民族特定存在的文化价值观.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及民族精神.如崇尚人伦关系、循道而行、注重和谐、强调修身和自我反省等,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仍然具有跨时空的现代意义.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提供有益启发.[7]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作出了合理继承,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友善态度；“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反身而诚”的自我反思意识；“富天下、安天下、强天下”的富强追求等等.这些传统价值观的内容虽然已经脱离了其当初提出的意义视域,但在今天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构和人的全面发展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统摄和超越.“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是人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人的需要得以充分满足的自由状态.“人的全面发展”所对应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精神文化条件和制度条件,以引领社会风尚,朝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好设想不断努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助于人们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过善的有道德的生活,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个人道德素质基础；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公正和法治的自由平等关系,而这正是逐步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要环节；在国家层面提出富强、、文明、和谐,国家承担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者和调控者功能,以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来确保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文明和生态和谐,这也是推动人走向“全面发展”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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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喜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着力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2):6-8．
［7］.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4（01）.
［责任编辑：张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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